第廿一章

率的推测，小学校数至少在3 000以上，学生数大概有10万人。

    上列的种种统计，虽不十分正确，而基督教教育事业的逐渐进展，是显然的。综基督教在中国办教育的经过，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1900年以前，可以称为草创时期；1900年至1922年可以说是发展的时期；自1922年以后，便入于革新的时期。现在且略述最后时期的情形。

    从1922年非基运动发生以后，基督教教育便受着猛烈的攻击。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时，余家菊等曾提议收回教育权，孙恩元等提议无中华民国国籍者不得在中华民国领土内对于中华人民施行国家教育，吴士崇提议取缔外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同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开年会时，也通过教育实行与宗教分办，及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的决议。（见舒新城编《收回教育权运动》四十八页）当时，国民党中的左倾分子，主张把基督教学校完全接收，于是竟有若干学校被占据，也有若干学校被迫而停闭的。他们所加于基督教学校的罪名，最大的两点，就是基督教教育是一种反科学的文化侵略，基督教教育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外来的攻击压迫既如是利害，而基督教内部中也起了反应，教会学校处在内外交攻的情形下，不得不考虑到向政府请求立案的问题。根据民国十四年（1925）北京教育部所颁布的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共六条，与民国十五年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所颁布的私立学校规程，内容大同小异。最重要的条文就是：不得以宗教课目为必修科，不得在课内作宗教活动，不得强迫学生参加宗教仪式，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组织华人为多数的校董会等等。其用意是要把宗教与教育分离，并且要使教会学校统制于中国政府。而基督教办理教育的当局，对于立案问题，费了很多讨论，深恐立案以后受政府干涉，失去自由，并失去基督教特殊精神，特别是英国教士，多抱这种顾虑。“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这个问题通函各处教会人士，征求意见。结果主张极端赞成的为113件，主张相当赞成而对于第五、第七两条要求修改的有101件，主张不赞成的有42件。（见《教育季刊》二卷三期五十五页）但是大多数学校，自动地愿意遵照政府法令，请求立案，少数学校有的自行宣告停办，有的被官厅勒令解散。立案以后，实施党化教育，必修党义课程，举行纪念周，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各级学校党义教师与训育主任，须一律受“党义教师检定委员会”检定。后来在“全国教员会议”中，取消“党化教育”这名称，另订三民主义教育方案，以三民主义编入公民课中。也有少数中西人士，对于纪念周的举行，向总理遗像与党国旗行鞠躬礼，认为与基督教信条有根本冲突的地方，因此，不免又发生小小纠纷，而大多数领袖们以为是无关重要，一律奉行。于是教会学校在这种情势之下，渐渐把西人管理权移交于华人，组织校董会，推选华人为校长，如钟荣光任岭南大学校长，陈裕光任金陵大学校长，刘湛恩任沪江大学校长，杨永清任东吴大学校长，吴雷川任燕京大学校长，林景润任福建协和学院院长，吴贻芳任金陵女子学院院长，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王世静任华南女子学院院长……以及其他大学及中学，莫不如是。西人中的开明人士，他们的地位虽然改变，然皆乐以帮助，认此举于教育本身有莫大利益，教会教育终必由中国人自己起来负责，现在时机已到，毋庸推诿。陈湘帆曾这样说过：

    移交之事，无论其程序如何繁重，责任如何重大，实有不可不行之势。今日不行，必有行之之一日。与其留待将来，夜长梦多，不如今日排万难，披荆棘，毅然决然勉力行之。（《教育季刊》第四卷第二号八十一页）

    这话实足以代表当时一般见解，而成为一致的舆论，移交之事，终于在顺利进行中，见诸实行。在内部方面，有其他种种问题，如经济的重新支配、学校与教会的关系、西教士与学校的关系，以及宗教课程等等，结果，都得到意外的圆满解决。最初那些抱着怀疑态度的人，深恐宗教课程一旦变为选修，势必等于消灭；但实行以后所得的效果，反比以前增大，选修宗教课程的数量，平均在40％以上，而且都抱自动的研究态度，在精神方面，实有极大的进步。而学生们的参加宗教仪式，人数虽仅占50％左右，然实比强迫式的参加为有价值。

    如今教会学校，在国家教育系统中，实占着平等的地位，在宗教自由的原则下，得到政府经济的补助，使教会学校有相当的进展。最近政府又有取消宗教限制的法令，教会学校的前途更有无穷的希望了。

    末了，我们应该补叙几个有关于基督教教育的问题。第一，是“基督教教育会”的组织。基督教在中国办理教育，已经百余年了，各学校应当如何联络，宜有一个中心的机关。所以在1877年开传教士大会的时候，觉悟到该如何统一教会学校的教科书材料，便推出一个“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成了中国基督教学校第一个联合的机关。从专编教科书的范围，进而为讨论一般教育的问题了，在1890年便定名为“中国教育会”，其责任除编辑教科书以应教会学校的需求外，更谋教授上的互助与一般教育问题的解决。1900年出版了一本《教育指南》，1907年发行一种《教育月刊》，1909年改为《教育杂志》，后来改为英文《教育季报》。1907年聘请西尔斐为总干事。1912年第七次大会时，改名《中华基督教教育会》，贾腓力、路义思为正副干事。1922年英美教育会因欲调查中国教会教育情形而筹联合进行计划，特派视察团视察一切，依照视察团的主张，分四部组织：高等教育组、初等与中等教育组、宗教教育组、推广与成人教育组，各组设委员会及干事。以四组委员会代表合组为全国董事会，各省区设立分董事会。分中国教育区为十区，即：

    各区又设区教育会，发行《教育季刊》为总机关报。一以谋各学校的工作，减少教育上的冲突与浪费；一以代表基督教学校与政府机关有所接洽，俾于国家教育系统上占一地位。这便是“中华基督教教育会”重要的使命。

    第二，中国基督教学校，在办学经验上，觉得要增厚教育上的效能与力量，必须努力于合并与合作。例如“燕京大学”本为数大学合并而成。“华西协合大学”乃四教会合作而创立。1922年“教育视察团”曾作此项合并与合作的建议，直至1928年基督教高等教育组，通过了具体的联合办法，主张华东七大学联合成一大规模的大学，称为“华东协和大学”；华中五大学合成一“华中大学”；后者已实现。并且指定各大学的工作，如南京“金陵”将扩充农林专科，“岭南”亦有规模比较小的农科，“燕京”亦设农事试验场，觉得应各分工合作，以期减少重复。其他关于医科、法科、商科、教育科，均有相同的计划。并创设“研究院”，限于两中心地点之“燕京”与“华东”，使经济人才各方面不致浪费，并且能收互助之效。但是因有地域的限制、政策的各别，所以很难使这种计划完全实现。不意现在却得一意外的合作机会，即如七七抗战以后，各沦陷区中的学校，均集中在一隅。如上海“圣约翰”、“东吴”、“之江”、“沪江”四大学的合作，四川有“金陵”、“金女大”、“齐鲁”、“华西”等的合作，中学校亦有不少由数学校合并办理，这是从前迟迟不能实现，而今竟成为事实的奇迹。

    第三，布道教育。教会办学的目的，原是布道，所以造就布道人才，当然是教会学校所注重的，所以最初就组织了许多“圣经研究班”与“圣经学校”。不过在1900年以前，程度是很低的。到1900年以后，不但程度渐渐提高，而且此种学校的数量，亦逐渐增多。在1876年只有20个神学，231个学生；到1906年便有68个神学，7 822个男学生与543个女学生了。这些学生入学的程度，必须是中学毕业，这犹是1907年以前的限制。及至美国圣公会在武昌招收神学生中，有3个是大学毕业生，2个是大学肄业生。1912年山东“齐鲁大学神学院”里，其中有8个是文学院的毕业生。当时的各大学中，差不多都附设“神学院”，如“燕京”、“沪江”、“约翰”等校，栽培出不少传道人才。至于独立的神学院，则有如南京的“金陵神学院”、“金陵女子神学”，滠口的“信义神学院”，广州、福州的“协和神学院”等，都是造就高等传道人才的机关。此外有程度较低的各种“圣经学校”，为数亦甚不少。

    第四，师范教育。为应付各级学校的教授人才起见，不得不设立“教育学院”与“师范科”，训练适用的教员。曾经有人主张每省设立一“联合师范”学校，在厦门、福州、苏州、武昌等地都开始实行过。

    第五，医药教育。这也是基督教教育范围中重要的工作，初期基督教便已注重到这一点。培植中国医药人才，实比由各国派遣医生来华，更为切要；所以从1900年以后，便有医学校次第成立了。1912年沈阳正式成立了医学校。1906年创办北平“协和医学院”，清朝慈禧太后亦曾捐输款项，并由政府颁给学位。在北平另有“华北女子医学院”，1914年有2人毕业。上海有“女子医学院”。广州有“夏葛医学院”。山东“齐鲁大学”附设“医学院”中，在1914年时，有学生25人，教师4人。1902年在汉口有“联合医学校”，长沙有“雅礼医学院”，南京也有联合的医学校，1913年并入“金陵大学”。1908年又曾办“护士学校”，“东吴”、“圣约翰”等大学设医学系，亦授医学博士学位；其他大学中亦多设医学预科。在杭州有梅医生继续训练医药人才；在福州曾设有“协和医学院”，1921年就停办了。“香港大学”亦设有医学系。广州有“华南医学院”和“中华医学会”所办的医院。按1913年的统计，全国有500学生受医学的训练，更有不少的护士学校。被称为煤油大王的洛克斐勒（John D．Rockefeller）对于医药卫生事业，特别感到兴趣，因而组织一个“基金委员会”，到中国来研究医药学状况；根据这委员会的报告，又组织了一个“中国医药董事会”，支配一笔巨大的款子，计划培植中国的医药人才，并津贴教会各医学校。又创办二个“肺病疗养院”，预备奖学金给中国出洋学医的学生。该董事会在上海重新办了一个医学校，又扩充了北平的“协和医院”，辅助湖南“雅礼医学院”和其他许多医院，大学中所设有医学预科的，都得着他的津贴，于医药教育上的贡献，实在不少。

    第六，方言学校，是为刚来中国的西教士预备的。1900年以前已有此种设备。至1910年伦敦会在北平创办了一所“华言学校”，1913年扩充成一个联合的学校。在南京“金陵大学”附设了一所“华言学校”。广州和成都都有同样的组织，使初来中国的西教士，先在这学校里学习一年的中国话，然后分发到内地去做传道工作。

    第七，职业学校。在济南有专制花边等工艺品的学校，上海、兴化、宜昌、福州都有此种小规模的组织。

    第八，平民教育。因为中国文字过于艰深的缘故，教育便不易普及，所以在一般提倡平民教育的人，研究如何改良文字，用简易的方法，来推行识字运动。“沪江大学”董景安编著了一种600字通俗课本，组织起“通俗学校”，各处教会都热忱地推行，在1916年成立了200多个学校，但是600字究竟不够应用，于是又增加到700字。青年会重复加以研究，另编一种平民千字课本，晏阳初也是同样的提倡。1923年组织起一个“民众教育会”，推行这种工作。另一方面，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圣经》，如宁波、福州等处都曾热烈地实施。后来中国政府规定“注音字母”，来做普及教育的工具，教会最努力于这种工作，不但用“注音字母”译成单本《圣经》，且办理“学习注音字母学校”。同时，在“主日学”课本都加以采用。此外如“妇女半日学校”，各种“补习学校”以及“盲童学校”、“聋哑学校”、“圣经函授学校”，亦皆属于基督教教育范围内的工作，现在我们不能一一详细说明。比较重要而极普遍的教育工作，则又莫如各教会一致办理的“主日学”。“主日学”的创始，虽然已经很久，但是在1900年以前，不过是传教士的一部分工作，教会中设立“主日学”的，只有八分之一。后来由“万国主日学学会”负责推行，编辑中文的课本，分儿童的、少年的、成人的各种不同的程度，于是“主日学”的范围，不单是属于儿童的训练，也是普及到教会以外，成为“平民教育”的工作了。负责推行这件工作的，有“中国主日学合会”，都春圃尽了多年的力量，使全国各教会没有一处不有主日学的设立。因此，基督教的教友60％的男子、40％的女子，都能读《圣经》，其识字的百分比，实在比普通的人民高多了。用许多方法减少文盲，当时有一句口号：“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能读《圣经》，每一个基督徒必须是不识字者的教师。”

    四 医 药

    中国在医学上，本有很悠久的历史与高深的哲理，不过是立足于形而上方面的，乃致以虚实邪正、阴阳五行为辨别病源的根据，陷入于抽象玄想之境。然而在大体上不是没有优越的地方，不过不能掩盖它的许多缺点。从西洋新医术传进中国以后，这种医术便发生了问题。推原介绍西洋新医术的功臣，不能不说是基督教。唐朝以来，已经有景教僧侣以西洋医术为中国人治病的故事；天主教中一般女修士，又往往具普通的医药知识，任“孤儿院”中的看护工作。更正教特别重视这种工作，认为是推行基督教布道事业的良好辅助，所以在百余年前“博济医院”的宪章中，已有这种明文的规定。直到现在，还是保持着原有的意旨，看医药事业与宣教工作一样重要。当马礼逊来华以后，便有伯驾医士、合信医士继续来华，伯驾在1834年奉美国公理会的派遣，先在新加坡设立医院，后乃移至广州，成立中国最初的医院，就是“博济医院”。1847年英国伦敦会打发一个夏吐哔医生到香港，在下环湾仔山上建立医院；次年又有合信医士到了广州，在金利埠设立“惠爱医馆”；这都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教会医院，他们的目的，不但要减少人身体上的痛苦，更是要拯救人的灵魂。所以大多数的医生，在没有到中国来的以前，都曾受过神学的训练。他们的责任，是要向病人宣传福音，使大多数就医的病人在离开医院的时候，得着一种宗教上的影响。对于一般贫穷的病人，不受医资，不收药费，使他们感觉到教会医院完全是一种慈善事业，对于宗教方面发生了兴趣。所以医院中在宗教方面的设施非常的注重，一般看护士及职员，大都施以宗教上的训练，特别在每个医院之中，有专聘的传道人员或牧师，担任向病人讲道及分发布道传单等工作。因此，感动了无数就医的病人，受洗而为基督信徒。教会当局鉴于这种工作的成效，加倍努力以求其发展。从1856年以后，便有很稳定的进步。1874年有10个医师，到1881年便增加到19个；1876年有16个医院，24个药房，41 281个病人，到1889年便有61个医院，44个药房，348439个病人。十余年间，进步有这样的快。当时在每个比较大一点的传教机关里，至少有一个医生。一般无知的愚民，便造出许多离奇的谣言，说教会里剜病人的心、摘病人的眼去制药、去做电报。这种无中生有的谣言，现在看来果然不值一笑，而当时却引起绝大的纠纷，大多数的闹教风潮，大都以谣言为号召群众的根据。后来民智渐开，这种误会便渐渐地消灭了。

    新医术在中国的发祥地，要算广东。当《南京条约》尚未订立之前，在广东已经有一个“中华医务传道会”；后来中英战事爆发，大多数西教士都因此回国，这个“医药会”也感到很多的不便，但却仍旧在艰难中继续维持下去，集中力量于广州的“博济医院”。这个医院曾由美国北长老会嘉约翰（J．G．Kerr）医生主持，历40年之久，就医的人数有百万之多。又训练了许多中国人做医药事业，并编辑了许多关于医药卫生的书籍。他在1872年动议成立“疯人院”，到1892年方在广州芳村建筑了一所房子，1898年落成。这是中国唯一的“疯癫医院”，开办以来，留医人数前后不下三四千人。甫及三年，嘉医生即因病去世，由恂嘉理医生继任其职。求医人数日渐增多，三分之二是由官厅送来的；病者的种类不一，男女老幼，贫贱富贵，无所不有。因为住院人数之多，不得不谋扩充，本来仅占18亩地基，房屋3座，可容100病人，后便添置基地9亩，增筑楼房3座，平房9座，有旷地可资游行运动，有工艺、娱乐种种场所，设备愈见完备，常有500人住院。内附设礼拜堂，每日举行礼拜讲道，病人及工役等因此信教者颇多。

    其次，我们可以特别提到的，就是北平“协和医院”的经过。这个医院开始于1861年，从伦敦会雒魏林（Lockhart）医生创设一个“施医院”起头的，地址在英使馆的旁边。开办之初，远近来医的踵迹相接，乃于1863年添聘德贞医生来院襄助。次年，雒医生回国，由德医生主持院务，迁院址于米市大街，另建房屋，并收学生数十人，翻译《全体通考》、《西药大全》等书。1895年魏女医生于附近设立“妇孺医院”。嗣因庚子之变，全院俱毁于兵燹；至1901年权赁铺房，依旧开诊，由科龄医士接办，逐渐整理，悉复旧观。1903年更于院侧设大药房一所。1905年“协和医学校”成立，录取学生45名，成为中国唯一的最高医学校，后乃得美国洛克斐勒津贴，院务大加扩充。据1914年报告，初次来诊的有20 900余人，复诊的有43 500余人，住院男924人，女282人，至今犹为中国最大的医院。

    同时，在汕头有英国长老会的“高德医院”，1867年新院落成，初仅容病人50至60人，至1874年可收容784个住院病人。伦敦会有个著名的医生名叫马根济（Mackenzie），于1875年来到中国，在汉口伦敦会所设的医院中服务，后来因他的夫人身体关系，就搬到天津。在天津治愈了李鸿章夫人的重病，因而取得官方的赞美，并捐助一笔款子，建造一个医院。同时马氏也办了一个医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都在政界里服务。直到1888年马氏去世，官方才停止他们的津贴，而这个医院的工作，就由伦敦会接办下去。

    一个青年有才干的医生名叫索斐德（H．A．Schofield），抛弃了在英国的高尚事业，用自己的经费在1880年参加中国内地布道会在山西的医药工作，三年之后，竟不幸因伤寒而病故。

    苏格兰长老会在满洲的医药工作非常著名，有两个医生，一个叫胡约瑟（Joseph M．Hunter），一个叫司督阁（Dugald Christie），1882年在沈阳设立医院。当时有人怀疑他们是英国军队的先锋，传出许多挖心、摘眼等等谣言，幸亏他们的工作取得官厅和人民的信仰，因此，他们的医院反而扩充起来，西方药物渐为一般人所欢迎，并且也设立了一个医校。

    大英圣公会医生梅滕更（Duncan Main）1881年到中国，在杭州设立一个“广济医院”。伦敦会在上海设立“仁济医院”，美圣公会在上海设立“同仁医院”，以及英长老会之在厦门、英卫斯理会之在汉口、英长老会之在台湾、美长老会之在北平、美国教会之在福州、伦敦会之在香港、美以美会之在南京、中国内地传道会之在成都等处，都有相当的医药工作，见后列医院表可知，这里用不着细说。

    第一个到中国来的女医士，就是康医生（Combs），在1873年由美以美会派到了北京。同来的有哈医生（Howard），在天津设了个医院，他专门为李鸿章家属看病。1874年美以美会“妇女国外布道会”派了一位女医生到福州；美国“妇女传道联合会”于1885年派了一位女医生韦太太（Mrs．Williamson）到上海。据1890年调查，在中国的女医士一共有21位。第一个中国女医士，要算是金雅梅，她本是一个牧师的女儿，因为父母过世，由宁波长老会传教士麦加提（D．B．Maccartee）帮助，学习于美国，回来便在“妇孺医院”中工作。第二个是福州人名叫吴敬恩，也是一个牧师之女，1894年赴美国菲拉特菲尔“女子医学院”学医，毕业回来，在1889年任“吴士登纪念医院”（Woolsten Memorial Hospital）院长。更有石美玉医士，也是一个牧师的女儿，跟一位传教士到美国，在“密西根大学”医科毕业，1896年回国，在九江开设一个医院。这是几个著名的女医士。其他习医的女子当然不少，这里不能一一详举。

    这里且说一说关于医药上的译著。伦敦会合信医生翻译了一些关于医药的书，卫斯理会史密斯（J．P．Smith）与嘉约翰（Kerr）都曾写过一些医药书。礼贤会罗存德（Wilhelm Lobscheid）医生曾写许多医药论文。美国在福建的奥医生（D．W．Osgood）翻译了Gray氏所著的解剖学，后来又经过了Whitney氏重编。先是“中国博医会”曾于1887年发行一种《博医会报》，借这杂志推进医药教育，提倡公共卫生，统一医学名词，并且出版了一本医学和科学的名辞字典和一部医学课本。后来合组而成的“中华医学会”，也曾出版一种杂志，并注意于新医术的介绍。

    说到“麻疯医院”的设立，要算广东北海伦敦会医院所附设的为最早，成立于1891年，创办人为傅特医生。他鉴于广东地方麻疯患者之多，乃请求“万国麻疯救济会”帮助，创设此院，收容男女麻疯100多名，强行注射，成效卓著。调查麻疯患者，以闽、粤两省为最多，他省亦不少，总计全国不下有百万人之多，于是各省医院咸注意到这种麻疯救济的事工。1892年杭州梅滕更医生，也在“广济医院”附设一“麻疯院”，于1914年在与市场较为隔远的松木场建立新院所，分男女两部，共收病人60余名。该院背山面湖，空气清洁，为全国最合适的病院。1905年德国长老教会的柯纳医生（Dr．Kuhne）得“英国万国麻疯会”之助，在东莞创设一“麻疯院”，收容患者有300多人，省政府按月津贴500元。1907年天主教康神父（Louis Conrardy）在广州石龙建筑一“麻疯院”，1913年得省政府的津贴，大加扩充，收容患者不下700人之多。该院大小房屋有30余幢，麻疯人居此，仿佛成一村落，男耕女织，各勤操作，惟宗教色彩太浓，每天必举行几次弥撒，对于医治注射方面不很注重，未免美中不足。此外大衾岛“麻疯院”，发起于1914年浸会力约翰牧师（John Lake），至1925年建筑完成，曾得伍廷芳捐资，规模甚大，可容5 000患者。福州东西门外有麻疯村二处，历史甚久，由官厅与教会人士发起组织“闽北麻疯救济会”，设立大规模“麻疯院”一所。完全由中国官厅自办的“麻疯院”，只有汕头一处，于1924年成立的。其他如孝感、沧州、兰州、梧州、福清、仙游、烟台、云南省城，均有英国“麻疯救济会”的工作，引起中国人士的注意，才组织“中华麻疯救济会”，并在香港、汕头、福州、厦门设立分会，聘邬志坚任总干事，为拯救此百万麻疯患者而努力。关于麻疯救济，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服务工作，但也是一种医药事业，所以在这里加以叙述。

    根据1914年的调查，旅华西医士，男的有300人，女的有135人，西看护有112人，中国医士有94人，住院养病的有127 000人，门诊的有213万人，教会在华医药事业的发达，由此可见一斑。其时虽值欧战，旅华的英德医士多数回国服务，而在中国医药工作上，并不发生什么影响，因得洛氏基金委员会尽量资助，反见扩充而进步。1916年欧美返国的医学生，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中华医学会。1917年“中华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开联合会于广州，通过的议案中，有几件重要的事，即反对吗啡私运入华，主张设立公共卫生部，更主张设立中央医务部，计划全国医学校的课程与程度，使教会医学不致落人之后。当时全国医学校，共有26处，有1 938个学生。在二十六校中有八校是由中国人自办的，学生则居总数之半，而教会所办的医学校，似感不及，应如何加以改进，便是这次大会所注意的一件事。

    “中华医学会”成立虽不甚久，会员人数日增，类皆毕业于东西各国的医学士，乃能不分派别，谋医药前途的发展。“中华博医会”之先驱为开始于《南京条约》以前的“中华医务传道会”，为西医士所组织。至此，中西两医学会，乃联合青年会办理公共卫生事业，如预防传染、禁止鸦片吗啡、提倡清洁等等运动，都是由医学界在中间主动的事。有医学士毕德门氏，周游通都大邑，开会展览，登坛演讲，计各处听讲人数不下十数万人。

    1921年又开联合大会于北平“协和医校”内，到会会员有500人，其间有80余中国人，以教会医士占最多数，其余则为地方代表与东西各国代表，不啻是一个“万国医学大会”。讨论许多医学上的推进问题，特别注重学术上的演讲，演讲题目有180件之多。并改选两医学会职员，龚孙（C．L．Johnson）为博医会会长，俞凤宾为中华医学会会长。

    当革命军北伐与非教风潮的时候，教会医院遭遇着不少困难，1926年竟有若干医院受地方政府与党部的干涉，有勒闭、强占、劫掠、捣毁等出人意外的事，尤以河南、福州、上海、长沙、杭州等处受损失最大。医院本是无偏无党的机关，凡需求医药上服务的，无论属于何方，都有不能推卸的责任，决无借故加罪的理由，所以此种对医院所施的压迫，足以引起国内外医学界的惊异。不过这种施行暴举的人，大都是外来的军队，与一般仇教分子在内策动，并不是当地人士；因为当地人士对于医院多数表示好感，予以相当的同情与维护。当时的医院情形：

    在这表里，河南、云南等处尚未列入，可见当时医院所受打击之大了。除了被军队强占与被迫闭歇的以外，有些医院，因负责人他往，由一般职员暂维现状，也有一小部分医院，把事业移交到华人手里。不过这种现象却是暂时的，不到二年，逐渐恢复。各地官厅的态度也多改善，尤其是中央政府本不赞成这种行为，所以对济南当局封闭“齐鲁大学医院”曾加以制止，广州医院的未遭占据，亦是为此。凡属医院，必须登记，是这次风潮以后所得结果。教会医院绝不反对登记，只因登记条例多由就地自拟，绝不一致，有些地方非常苛严，遂大感困难。

    教会医院自经此次打击后，不但不因此而衰落，却反得着特殊的进展。即从前由西国人主持的医院，至是有许多变为中国人主持了；从前称为外国人的医院，至是人多称以西医了；从前华职员处于被动地位，至是则因西人离开职守，都由华人出来负责，而变成主动了。多数教会医院于此皆经改组，由华人充任院长，与由华人组织董事部；此皆在事变中所获得的成功。从此以后，基督教医药事业，便在平顺中得着相当的进展。到1932年，“中国博医会”与“中国医学会”合并而成为范围较大的“中华医学会”。据“平信徒调查团”李诺克斯（Lonox）在1932年报告中说：“华医与西医的比例，在1920年为55％，至1925年为57％，1930年为67％”；可见得中国医生的逐渐增加。“1930年，住院病人共178467人，至施诊所受诊者共3 111 467人”。在教会医院任职的外国医士，共275人，有相当资格的华医，至少有400人，大半由医学校最近毕业的。在各医院服务的华看护，共约有700人左右，每一个医院里，都有他们自己训练的看护士。而这些医生与看护士中，14％是基督徒。以前教会医院的经费，都仰给于外国。近年来因外国经费锐减，多数医院不能不当地筹募，中国人的捐款数量，在比例上日见增高；但大部分仍来自外国，所以几年来所讨论的移交问题，要求中国人自负经济上的全责，尚未能完全办到，不过中国国民政府对于教会医药事业，颇能予以合作，最显著的是年来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进行。在中日战事中，教会医院虽受相当的损失，常受敌机轰炸与沦陷区中的破坏，而对于筹设伤兵医院与参加前线救护工作，实曾相当地努力。可见教会医院与政府合作程度日愈增高了。兹将现有各教会所设立的医院列表如下：

    续表

    续表

    续表

    这表是根据1936年第十三期《基督教年鉴》编成的，其间没有东三省的医院在内，因为从“九一八”以后，关于东三省的基督教现状非常模糊，所以在这期《年鉴》里便没有东三省的记录。从两年以前的调查，知道在东三省本有18个医院，现在情形怎样却不得而知了。这张表里所列入的公会凡34，加以学校附设的与数公会合办的，共计有260个医院。此外尚有许多小规模的医药机关未列入，可见基督教在医药方面的努力了！

    五 社 会

    “我来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这是耶稣亲口诏诰门徒的话，是以历来的基督教会，莫不本此意义，实行社会服务。如上文所叙述的教育、医药、文字等等，本来也是社会服务范围内的事，但是这里所要说的，是单指“拯困济危”、“改良风俗”的一方面。

    中国风俗的亟宜改良者，除破除迷信外，莫如烟、酒、嫖、赌。说到烟，最先努力谋所以铲除的，莫如1908年所组织的“万国改良会分会”。该会以丁义华为干事，专门劝人戒除烟、酒、嫖、赌。时中国正在努力禁烟，政府与英国订定十年禁绝条约，所以该会对于禁烟问题，为第一入手工作。他们曾经（一）联合中国政府暨各省当局，认真严禁。（二）联合各报社，宣布鸦片流毒，使人人有所注意。（三）联合商学各界，在各处各学校演说鸦片毒史。（四）通函各国新闻报，请各慈善家辅助中国进行。（五）组织全国“禁烟联合会”，一面请政府设立专管机关，由内务部设立“督查禁烟处”。（六）函请各省官厅，凡有缉获烟土，定期当众公焚。（七）联合“英国国民禁烟会”，鼓动英国政府，提前禁烟，以免流毒邻国。经此努力，果生奇效，当时各行省中，已有14省已告禁绝。又曾联合各省教会及青年会，设立分会，于扑灭烟毒之外，更劝人戒吸卷烟、禁止赌博。该会自设立以来，编著书籍，刊印图画，函电纷飞，东西奔走，工作异常紧张，耗费亦属不赀，然所用经费皆仰给于美国，故当欧战发生时，华盛顿总会不遑兼顾，遂不得不谋经济上的独立，改名为“中国万国改良总会”，并购置北京王府大街民房为会所。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希望数十年烟毒，可以从此扫除，想不到竟功败垂成，前此七八年的努力，都付流水。因为当时上海洋商存有6 000箱烟土，中国政府竟徇洋商之请，命上海道蔡乃煌与之订立合同，准其运销江苏、江西、广东三省，以制药为名，设立专卖局。这不啻公然开禁，奸商乃乘机谋利，军阀又借此抽税，死灰竟至复燃，该会亦因此无形消灭。间接继承其工作的，在这一年10月间有“天津拒土会”的发起，设总会于北京，上海、广东、武汉、山西、河南等处，皆次第设立分会，联合呈请政府取消公卖，徐世昌总统便毅然明令烧毁存土1 400万金，禁烟前途，又呈乐观。曾几何时，毒焰复炽，不但鸦片遍满全国，加以吗啡、高根、海洛因等毒物，源源而来。于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联合“青年会”、“医学会”等团体，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拒毒会”，1924年8月成立于上海，规定9月28日为“全国拒毒运动日”，印发拒毒图画，全国报章特刊专号，并公开演讲，举行大规模游行，以期唤醒民众。发行“拒毒月刊”，规定五年计划，经长时间的奋斗，始获国民政府赞助，严厉禁种禁吸，毒氛几告息灭。又不意七七事变发生后，沿海沦陷区中，复毒焰漫天了。

    次言赌。中国赌风之盛，莫如广东，是以“广东基督教联会”于1917年11月开会时曾讨论劝释奴婢及戒烟戒赌一案，推李育泉起草，次年李氏提出铲除烟酒赌奴四害意见书。1919年年会时认禁赌为先急之务，因决定三条议案：（一）请愿政府严禁赌博；（二）请愿警厅禁止未成年男女吸烟及赌博；（三）禁止信徒赌博（无论麻雀、扑克，凡属赌具，一律严禁）。并召集各教会各学校代表，推定委员会负责进行。规定一月间一星期为拒赌礼拜。1920年1月16日开成立大会，到会男女有5 000多人，广事宣传，分三部进行工作，（一）调查，（二）广告，（三）征求。自5月30日至6月20日止，已征求拒赌会员50 290人，于是设办事处，聘请驻会干事，发行《拒赌周刊》，后来此组织也影响及于他处。

    对于这种不良习惯，力谋加以改革的团体，有好几个，例如：“妇女节制会”，也是以反对烟酒、娼妓组织的。当1886年时，有美国“万国节制会”代表来华，游行演说，乃于上海、镇江等处设立支会，因缺乏相当负责人员，上海会务几乎无形消灭。直至1907年，“万国节制会”又派代表来华，重复唤起国人的热忱，并推定上海长老会范女士为“中国妇女节制会”总会长，负责推行，连任数年，由九江美以美会石美玉女医士继任，对于会务多所擘划。1909年北京公理会美国富轲慕慈夫人任“万国节制会”驻中国干事，她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在中国宣道已历有四十年之久，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无不熟悉，任事之初，即从事于书籍、小说、图画等等的著作，广事宣传，到处演讲，组织支会。除镇江外，有支会46处，无一非夫人所手创。后来由梅云英以至刘湛恩夫人为该会总干事。工作范围逐渐推广。不但曾参与“中华拒毒会”的发起，举行拒赌运动，及宣传香烟、酒的害处，更设立“尚德部”，提倡家庭道德；“女工保护部”谋求妇女工人的幸福；“幼童部”培植儿童智德体育的发展；“社会服务部”创设妇孺教养院一所，院址在兆丰路，来院教养者有百余人，出院后类能谋得自立的生活；“国际和平部”谋铲除战争，增进人类友爱；“学生部”举行作文竞赛，演说竞赛，暑期演讲等。当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时，因多数会员避难租界，乃创办一“上海女子公寓”。又创办了一个“节制女子家事学校”于江湾，在这个学校里一切事务，都由学生自己操作。最近自八一三战事发生以后，迁于租界，改为“新生女子职业中学”。可见节制会的工作日愈扩大了。

    1918年上海公共租界各团体，鉴于娼妓充斥，要求工部局设立一“正俗委员会”。工部局乃邀请“基督教教士公会”、“基督教妇女禁酒会”等17团体，开联席会议，结果，组织成功一个“风俗改良会”；到1920年改名为“进德会”。专门谋卖淫事业的减少，规定妓院必须领照，每年按照抽签，减去20％，以期五年抽尽。并且设感化所，收容沿街拉客妓女，成效卓著。其进行工作：（一）尽力营救陷于罪恶中的卖淫妇；（二）研究妇女本身的难题，助其经济独立；（三）警告人用正当的花柳病疗治，免受欺骗。又发行《进德报》，在学校中提倡性教育及卫生。关于救拔妓女的问题，早为一般基督教人所注意。先是在1900年有西国女士5人，因见上海妓女的痛苦，遂同心祈祷，计划设立“济良所”以资拯救，至次年果然成立。初有包女士及中国张女士留所办事，不数年建有房屋5处。至1915年，任事者有西女士6人，中国职员23人，女佣13人，住所妇女470人，前后十四年中收容920人，由所择配的约300人。起初立所于西华德路，后又移至浙江路，复在宝山路建二层楼房一所，中有读书室，有工业场，占地13亩，会所于是扩大。当1905年时，有沪绅11人，捐资设立分所于四马路，后移至南京路南香粉弄，专门收容会审公堂所判送的妓女。来所之人，半日教以读书识字，半日教以女红烹饪，后入工业场作工，予以相当工资，使能自立自养。自分所开设以后，数年中收容有1 800人之多，每晚在分所宣讲福音，礼拜日举行“主日学校”，并派员赴会审公堂女监中及妓女中讲道。1906年复于江湾开设“爱育学校”，专为培植脱离妓院的幼女而设，特建三层楼房一所、大厦一座，可容百人，内分幼稚、初小、高小等级，与普通学校相同。1909年开设医院一所。1913年建立礼拜堂一座名“思裘堂”。1912年复于唐山路购地建屋，专收被拐迷路无处安插的男女幼孩，收容有800余人。此外在沪西亦设有分校，亦收容拐孩及被主人虐待的婢女。此种工作，到现在还是继续地维持着。同样在其他通商大埠上，亦有此种救拔不幸妇女的工作。数年前厦门的教会中人，曾有救拔婢女的组织，亦曾收容数十婢女。关于解救妇女的事，又有天足的提倡。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俗，已有很悠久的历史，推其弊害，不但有背人道，且使女子身体孱弱，影响到国民体质。1895年李德立夫人、李提摩太夫人商议创立天足会，宣传缠足的害处，利用广学会的书报，广事宣传，于是发刊了许多小册和劝世文，分散到各地。各处教会亦多响应，教会学校的女生先行放脚，以资提倡。李德立夫人又亲身游历南北各省，开会演说，并请求各省督抚大员及皇太后出谕劝导全国，实行放脚。奔走数十年，发生巨大影响，至今中国女子已完全脱离缠足恶习，推本穷源，不能不归功于四十年前李夫人。此外如天津雍剑秋曾发起“养真社”，在消极方面，亦注重戒嫖、戒赌等改良工作；在积极方面，提倡敬天、齐家、爱国、互助、孝亲等运动。主张修养四真、五爱。何谓四真？一曰灵真，要将一切迷信打破，笃信上帝，遵守上帝博爱世人之旨。二曰心真，要将一切私心打消，遵行上帝真理，以基督为模范。三曰体真，要将一切有伤身体之事扫除，不作嫖赌纳妾之事，坚守一夫一妻之义，借保天真。四曰行真，要将一切虚伪欺诈，屏除净尽。何谓五爱？一曰自爱，二曰爱人，三曰爱家，四曰爱国，五曰爱和平。当时入社同志有3 000余人。南京长老会牧师孙喜圣发起“南京改良会”，于1923年11月10日开成立大会于“协进会”，入会的有2 000余人，推定宣传员24位，规定宣传事项：（一）戒鸦片，（二）戒香烟，（三）戒饮酒，（四）戒赌博，（五）戒邪淫，（六）戒纳妾，（七）戒奢侈，（八）戒淫书，（九）戒裹足，（十）戒迷信。提倡之事亦有10项：（一）公共卫生，（二）公共游戏场，（三）通俗学校，（四）通俗报，（五）残废院，（六）流民习艺所，（七）游行演讲，（八）博物院，（九）惜牲会，（十）赈灾会。后在汉西门、溧水县、湖熟镇、山东济宁府、峄县、登州府次第设立分会，并请求“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通函各省教会提倡。

    总之，中国当时一切社会恶习，无论烟、酒、嫖、赌等嗜好，风水、星相等迷信，偶像、鬼魅等崇拜，都是基督教所极端注意而竭全力以反对的。

    次言拯困济危。天下最困苦的人，莫如盲目、聋哑与孤儿，特别在中国，这种人的痛苦更利害，因为一般社会对于他们没有什么救济的办法。譬如生一盲童，他的父母，看做一个废人，男的叫他学习星相算命，女的叫她学习歌唱做瞽妓；一生命运，便入于悲惨之境。基督教教士本其人道主义，设法予以救济。当1840年的时候，有某教士偶然收容瞽士六人，因中国此时尚无盲人学校，故分送二人至美，四人至英，入盲人学校受适当教育。至英国的四人中，后有一人返国充宁波“瞽人院”院长。1874年，始有某教士在北京设一“瞽人院”，以后在汉口、奉天、福州、九龙、保定、成都、湖南、宁波、上海等处相继设立，收容男女盲童，虽皆施以适当教育，尚未注意到工艺的学习；有之自1911年“上海盲童学校”始。该校为美国傅兰雅独力捐资而设，中分四种功课：（一）为家庭部，即学习家庭中的种种操作。（二）为文学部，学习中西文字及打字。（三）为音乐部，学习弹琴唱歌。（四）为工艺部，学习编织等手工。其所用书籍，系用硬纸制成凸字，读时以手代目，自左而右。此种凸字，是以……六凸点变换而成五十四音，计前音十八，后音三十六，如中国固有切音方法，把前后二音合成一音，而得四百四十字音。各盲校皆以此为教授根据，并且曾用此点号印成了《新约全书》。这学校经傅步兰（傅兰雅之子）继续办理，进步甚速，其毕业生受各处盲校之聘而为教员的为数甚多。又组织西乐队，及创办印刷部，发行《盲人月刊》。学生中有毕业圣约翰大学而得文学士学位者一人。1931年又创办女学部。

    其次如广州的“明心瞽女学校”，始创于1882年。当时在博济医院中的一位美国女医士，名叫赖马西，一日见路旁有一被弃的失明女孩，年仅周岁，怜而携归；未几，又收得失明女孩三人，寄养于医院之中，并聘得香港巴陵会“育婴堂”瞽目女教员，教授该孩等凸字。后来盲生渐多，不得不另租校舍，但屋小仅容30人，乃别谋建筑校舍，蒙恂嘉理医士以所购上芳村空地15亩，让与建筑。但赖医士妙手空空，初期费用，皆出私囊，转辗向亲友们捐募，直至1910年始行落成，计女生宿舍两座，男生宿舍一座，校务日见发达。1928年赖氏因年迈回美，由嘉秉道女士继承办理。该校自创办至今，已历五十余年，所收男女学生，共有3 705名，毕业者有任传道或教员的，也有借手工谋生的，类能自食其力。当1912年时，广州警察厅取缔瞽女卖淫事，乃将学习弹唱瞽女71人送至“明心学校”教养，那时的“明心”已患人满，因此另立一个“正心学校”。

    还有福州圣公会创办一个“灵光学校”。1900年以前在厦门本来有过一个盲童学校，但不久即停办。1898年有一位澳洲教会的奥女士（Amy Oxley）到了福建的连江，是担任医院的看护的，她很同情盲童的痛苦，在顺昌遇到一位久办盲人教育的教士叫柯先生（Cook），他本是发明华音凸字的人，她便采用这方法在连江创办一个学校，于教授读书之外，又教授织席工艺，其出品甚为著名，1900年庚子乱起，遂即停闭，女士例假回澳洲，乘机募款，以备重建。次年回华，与旅福州医士惠更生（Wilkinson）结婚，遂于医院附近租得大厦，开始其计划已久的盲校工作。特别发展其工艺，学生所编竹篮、所结草席，曾得南京工业展览会与巴拿马展览会的奖章。在工艺部内，有织席机十架，并有修琴室，制藤椅、热水铅壶等各工场，毕业生有任教员传道打字等各职外，大都以工业谋生。1903年又有英国“印度妇女传教会”教士司蒂芬女士在福州创设“明道盲童女校”，学生亦甚多，小学毕业后，即令学习织补缝纫等手工。先是1897年，德国教会在九龙创设“瞽女书院”，起初附学于“明心”，后学生渐多，乃自建校舍，有学生79人，并设分校于香港，有学生46人。九龙校中兼收瞽目婴孩，故课程有自幼稚园而至高等；其音乐与织造，成绩最佳。中有一既盲而又聋哑的学生，后来竟能借工艺以自食其力。而长于音乐的，又为各处礼拜堂聘为琴师。该校中又设“师范班”，其毕业生都任一般盲校的教师。在肇庆、德庆亦曾分设“盲童小学”。此外在汉口有“训育书院”，长沙有“瞽女学校”，奉天有“重明女学”，保定有“盲哑学校”，以及其他，类皆由基督教教士所擘划经营，其间少数曾受官厅津贴，而大部分经费都由教会捐募而来。据1926年统计，中国盲人学校共有38处，收容男女盲人有1000余人。不幸因1927至1928年政潮影响，多数盲校已缩小范围，并有若干处遭受抢劫，书籍物品，全被毁坏。越二年始恢复旧观，以至于今。

    聋哑之人，痛苦更甚，因为凡聋者必哑，以其未尝闻人的语言，故遂不知如何发言。泰西诸国教聋哑人以语言及文字，不但能发言，亦能懂人的话，一如普通人一样。有一个美国教士名叫梅理士，与夫人耐德女士同在中国登州传道，却不料生了个聋哑的儿子，耐德女士便悉心教他，使他能懂得语言文字。因此，她想到中国这样大的地方，一定有许多聋哑的人，所以在1887那一年，创设一“聋哑学校”，把她自己的经验与美国所施用的聋哑教授法，来救济这些痛苦的人。不意来学者甚为寥寥。未几，梅理士去世，耐德女士乃于1898年把学校迁到烟台，购地建屋，以谋扩充。后从美国聘来了哈爱德女士，乃添设女学讲室，总名曰“启喑学馆”。至此来学者乃渐多，而学生中有高丽李某、杭州周耀先、福州黄女士，学成后各归本地创办学校。一在杭州白马庙巷口福音堂内附设“聋哑学校”，学生9人。一在福州曲城姐妹会女学校内附设“聋哑学校”，学生数人。其他学生学工学艺，类能自谋正业以维生活。

    至于救济孤儿，在天主教是十分注重的一件工作，凡在大城市里的天主堂，差不多都附设着一个育婴堂或孤儿院的。他们那些修女们称为姆姆的人，都是负担着照顾婴儿与教育儿童的义务。从上海土山湾的情形推之，亦可以略见一斑。上海土山湾的育婴工作，是由“圣母院”负责办理的。起初有薛孔昭司铎，于1855年创设“圣母院”于青浦的横塘，1864年迁到王家堂，1869年再迁到徐家汇土山湾。第一任院长，是个多明尼的姆姆，经营擘划，主持有三十年之久，使院务蒸蒸日上，达到今天的宏大规模。现在院内分为“育婴堂”、“幼稚园”、“聋哑学校”、“启明女校”、“圣诞女校”、“徐汇女中”、“施医处”、“浣衣厂”、“刺绣所”、“花边间”、“裁缝作”等部分，拯亡会会长戴步贤为现任院长。其“育婴堂”收容初生至五岁的无靠婴儿，自成立以来，前后收容过25 000多名，目前有婴儿650名。有完善的医药设备，自蓄乳牛24头，以新鲜清洁牛奶育养这班婴儿。六岁以上，即受幼稚园教育，一年以后，送入土山湾孤儿院，继续修业。若女孩则学习缝纫、刺绣、花边、编织及其他家庭工作。及至长成，堂方即协助择配，与奉教男子结婚。结婚以后，如仍愿在堂工作的，堂方则给以工资，始终维持密切的关系。男子则令学习工业，有印刷、有铜匠、有修琴、有绘画等等自办工场。即不在院内工作的，亦能各有一谋生技能，以维个人或家庭生活，平时又受有相当的宗教训练，大多数都能恪守人生的道德而取得人家的信仰。天主教对孤儿的教养，不但是规模宏大，且亦办理完善，实为更正教所不及。

    更正教亦办有不少“孤儿院”。据1914年的调查，有“孤儿院”37所，大抵为各教会所设立；收养的孤儿约有2 500余名，男女各半，分布在全国。江苏最占多数，计11所，鄂、浙二省次之，各5所，大多数是成立在1900年以后的。成立在1900年以前的，为数不多。最早的则在香港，是1851年创办的，其次则在上海，开办于1884年。大抵这种孤儿院的设立，有一共同的情形，即有几个热心的基督徒，抱着基督的博爱精神，对于一般无依无靠的男女孤儿，负起教养的责任来。譬如上海孤儿院的发起，则由高凤池、顾念劬等在普陀夏令会时因见一无家童子，激发怜悯之念而起头的。宁波“恤孤院”也是同样从杭州的传道大会中，有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偶然谈起的。如果调查每个孤儿院创办之始，十九是这样起头的。同时，也有同样的办理情形，除向国内外各教会各个人劝募捐款、维持衣食生活外，授以相当的普通教育，及予以生活上的技能，兼办各种工艺，如印刷、织布、制造藤器、木匠、种植等种种小工业。比较天资聪颖的人，继续资助升学，有升中学或大学，甚至留学东西洋的。后来这些孤儿，类能在社会上谋生或竟占着重要的地位，这是一般孤儿院大概的办理情形。因为没有详细的统计，不能把每个孤儿院的经过一一叙述，姑举一二，以例其余。

    上海孤儿院成立于1905年。初借城内长老会的“雨化堂”为院址，后来在龙华获得旷地20余亩，募款建筑院宇。分男女两院，通常住院学生有男生300、女生100人，半工半读。在教育方面，是一个完全的二级小学，六年课程；在工艺方面，则分藤工、木工、旗工、医药、音乐、缝纫、烹饪、绒线八科；亦曾办过织布、种植、编草、漆工等科。出院学生，有升送中学的30余名，入商务印书馆任职60余名，学习看护及医生的8名，当工艺教员的8名，入印刷所的20余名，入公司工厂的30余名，留学日本“帝国大学”的1名，入“南开大学”的1名，升“香山慈幼院”习工的7名，其余在院读完小学课程，各能自谋职业。女生中由院择配十余人。

    广州浸信会“孤儿教养院”，创始于1906年，男女学生50余人，大都附读于该会“培正”、“培道”等男女学校，并学习农林畜牧的工作。宁波“恤孤院”发起于1909年，由宁波六公会维持，男校设在高桥，女校设在余姚。男生75人，女生25人，由院办完全小学，曾办拍照、缝纫、理发、烹饪、农业外，又曾派毕业生到地毯专校学习四年，回院办理地毯科，所制成的堂毯、车毯、椅毯，颇受社会欢迎。其学生中有升中学、道学、大学、师范、医科、牙科、影片等专科的，有任教会传道、教会机关干事，以及中小学教员、公司经理、工厂主任、医院院长的，其成效可知。他如山东曹县、江苏兴化等孤儿院，则以刺绣纺织、编帽制履著名。“香山慈幼院”，以及长沙、杭州、松江、泰安、郑州等等，莫不工读并重，造成自食其力的人。尤其注意的，则为宗教教育的训练。男女孤儿，不独敦品励行，更能以传布福音为天职。长沙其孤儿竟能跋涉长途，传教苗人之中，其热心圣教，可见一斑。上述的各孤儿院，都属地方性质，各自办理，毫无统属。惟在1928年孔祥熙等所发起“中华慈幼协济会”，方是全国性质的慈幼组织，是以谋全国一万万二千万儿童幸福为宗旨的。分五部工作：（一）儿童保障部。对于一切受虐待婢女、学徒、童养媳等，设法予以救济，或代向地方警权机关申诉，遇有必需收养的儿童，或介绍其他慈善机关收容，或由该会附设的“慈幼教养院”收容。（二）儿童教养部。当山东、河南诸省发生灾荒时，曾汇寄赈款，救济灾童，并收养孤苦儿童300多名，分别寄养于各地孤儿院，并在上海设立“慈幼教养院”，收容无靠孤儿。（三）儿童卫生部。在贫民麇集的地方，设立若干处慈幼保健医病所，施诊施药，并演讲卫生常识。（四）儿童研究部。敦请儿童教育专家，组织“儿童研究委员会”，举行心理与生理的测验，发行《慈幼月刊》及《婴儿保健表》、《孕妇保健表》、《慈幼丛书》等出版物，并设立儿童图书馆等。（五）社会教育部。举行慈幼运动大会、卫生运动大会，唤起社会同情，宣传慈幼事工，普及慈幼知识。因为要推行这种工作，便组织了一个执行委员会。委员17人，如孔祥熙、余日章、陈鹤琴、郭秉文夫人等，皆属知名之士。历来办理虐待男女儿童案件，不下百余起。规定4月4日为全国儿童节，已经政府核准。每逢儿童节，全国各大城市都举行盛大典礼。又在南京筹建“模范教养院”，并增设“保健所”、“工人托儿所”。北平、南京等处成立“慈幼分会”。召集全国慈幼领袖会议。呈请立法院厘定儿童法律，设立儿童法庭，取缔妇孺贩卖。救济雏妓、童工、难童，特别收容战区妇孺。以1935年为儿童年，使全国人民都注意儿童生活的改善。最近《慈幼月刊》改称《现代父母》，并编辑了许多小册，如《怎样教小孩子》、《为儿童造良好的环境》、《义麻雀与家庭教育》等书，有吴维德、陈铁生、陈征帆等先后任该会干事，负责进行。先是在青年会本有童子事业，其性质只限于教育方面，而不及于救济，容于下文叙述青年会事业时再详。

    任何人都承认青年会是一个基督教社会服务的机关，他的历史与事工，也值得我们注意的。中国之有青年会，是始于1895年，其实在1885年北通州“潞河中学”、福州“英华书院”，都曾组织一学校青年会，这才是青年会在中国最初的发轫。到1895年“北美青年协会”派来会理到中国来，首先在天津创办了一个城市青年会。1899年路义思又创办上海青年会。其后青年会事业，在中国奠定了坚固的基础，由试验而开拓，由开拓而扩张了。分为城市青年会，学校青年会两种，其进步情形，列表如下：

    青年会历年会员比较表

    当1921年在天津第八次全国大会举行二十五周年纪念祝典时，到会者有1 271人，代表18省29处城市青年会、131处的学校青年会和7处海外青年会、15处基督教团体，实为中国青年会开一新纪元，见得二十五年来进步之速。总青年会一切事工的，则有“全国青年协会”。协会组织于1896年，其时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总干事穆德第一次来华，巡视各地教会学校，促进学校青年会的组织，得29处校会派遣代表，于11月3日至5日集会于上海，是为青年会第一次全国大会，产生总委办，其名曰“中国学塾基督幼徒会总委办”，以潘慎文为总委办会长，来会理为书启。其时所谓书启，即今日所谓干事。后来就有中国人做总干事，如王正廷、余日章以及梁小初等。1901年第三次全国大会集于南京，因韩国青年会加入中华青年会之故，改称为“中韩香港基督教青年会合会”。在第五次大会中又删去香港二字，又变成“中韩基督教青年会总委办”。后来因为将韩国青年会分出，改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合”，呈请国民政府内务部立案。1915年第七次大会始改为今名，即“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当协会初创的时候，借上海青年会四楼的一室为事务所，其任务为通信及巡视各学校，编行《学塾月报》，即后来的《青年进步》。1910年成立学生立志布道团，聘丁立美为旅行干事，亦为协会事业之一。1920年协会新会所落成，范围日广，其工作分八部二组。八部即宗教、职工、庶务、体育、智育、干事、学生、书报等部，二组即校会组、市会组。属于智育部的事，有科学演讲、平民教育、公民教育、图影教育、学校教育等。在宗教方面，派干事巡游演讲，并指导查经布道方法，训练查经领袖，鼓励个人谈道，举行职员退修会，敦请世界名人举行布道大会，如穆德、艾迪等曾在十几个大城讲道。在智育部方面的工作，则有科学演讲，如饶伯森携带仪器，赴各大城市演讲。其次为平民教育运动，为晏阳初、傅若愚两人所发起，编千字课本，激发各地开办平民学校，并用图画、幻灯及电影等到处演讲，备有800余卷关于道德、卫生、知识等电影片，曾出租于40余大城。关于学生方面的事工，除联络各校学生、发展各校会务等以外，尤注重每年夏令会的召集与指导。又有所谓童子部，是由1913年克乐恺来华办起的，组织俱乐部，举行旅行童子营、演讲会，以及征求会员的工作。同时，因提倡自治精神，有童子养成团的组织，欲发展个人天才，有演剧团的组织，并提倡服务，开办“惠寒学校”与组织“社会改良会”、“个人布道团”等事。1923年第九次全国大会，提倡公民教育，聘刘湛恩为干事，负责进行。全国校会市会纷纷组织“公民研究社”，有97处之多，组织“公民宣讲队”，到处演讲，又举行公民问题论文竞赛，规定5月3日至9日为“公民教育运动周”。当时颇得“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的赞同与合作，中央教育部各省教育厅亦多来函褒扬，认为是切要工作。其他如书报部及学生立志布道团等工作，前文已略及，此不复赘。而近来最有价值的工作，则莫如战时服务。当1914年第一次欧战发生，有15万华工在法国参加后方工作。青年会特派干事约百人，就华工中设立161处青年会，备些乐器、玩物及象棋之类，使他们在操作余暇，得一娱乐之地，也是中国参加欧战的一种贡献。而青年会为了要鼓励这班华工的精神与高兴，并解除中西间的隔膜与误会，去担任这服务的工作，这也是对欧战一种间接的贡献，并且把青年会工作推行到军队之中，成立了“军人青年会”。等到欧战结束，华工回国，这班干事担任一切招待事宜，使他们安然到家。并且在青州、周村设立了二个“职工青年会”，天津、济南、汉口、南京各地青年会，也添设了职工部，专门为这班回国华工及普通工人提倡通俗教育。在九一八东三省事变与一·二八淞沪战起时，组织“基督教战地难民救济会”，设立“难民收容所”，并组织“战区服务全国委员会”，敦聘全绍文为前方战区服务部主任，办理伤兵招待处、伤兵医院俱乐部、军官俱乐部，及慰劳等工作。及至卢沟桥事件发生，揭开中日战事的序幕，青年会即分三部分工作服务：（一）为军人，（二）为学生，（三）为难民。当战事初起，即由协会主持成立“全国青年会军人服务委员会”，以梁小初为执行干事，分设支部50处，担任慰劳与招待、裹伤与救护、训练与教育、游艺与娱乐四种工作。设立“军官俱乐部”、“军人俱乐部”、“伤兵招待处”、“医院服务处”，如代军人写信，分发慰劳品、供给茶水、教授识字唱歌、报告时事、演讲、戏剧、电影、音乐会、游艺会、游戏、游泳、布道、个人谈话等等。各地方青年会如广州、南昌、长沙、宁波、上海、北平、汉口等处，亦都有同样军人服务。战事蔓延，文化机关被炸，战地学生流离失所，上海刘湛恩等发起“学生救济委员会”。其后，香港、福州、昆明、成都、重庆、贵阳、桂林、沅陵、北平、宝鸡、西安、延安、澄江等地亦相继有同样组织。救济工作分：（一）工读及贷金，（二）旅费津贴，（三）设立经济宿舍，（四）学生公社，（五）医药补助与药物品供给，（六）学生合作社等，并在西南各重要城市如重庆、贵阳、成都、昆明建立学生会所，招待流亡学生，使他们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此种救济经费，大部分是国外捐来的。在上海设有“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黎照寰为该会主席，分拨款项到各地委员会，实施救济工作。而该会办事人员都是由男女青年干事义务担任。救济难民，虽为基督教普遍的工作，亦属青年会主要服务之一。从各战地流亡的难民数，无虑千百万，各地的情形虽不同，而青年会所担负的工作，大约有四点：（一）受地方政府委托，办理难民收容与遣送事宜。（二）与当地社会团体合作，负责经营“难民收容所”。（三）联络当地基督教团体，进行一般救济工作。（四）为战区难胞募集捐款及物品。尤其重要的，在“难民收容所”内，实施教育及服务。这是青年会在社会服务方面一般的工作，简略的叙述如此。

    同时，又有女青年会，其大部分的工作亦相等。1900年以后，中国文化起了极大的变化。美国女青年会鉴于中国妇女的亟待服务，便派遣潘女士来华计划设立中国女青年会，于1906年成立上海城市女青年会，以顾恩慈为干事。1913年潘女士返国，顾女士乃任为协会总干事。当时成立的市会不过三四处，校会30余所。至1922年，市会已达12所，校会有80余所。顾女士八年成绩，可见一斑。顾女士病故，继任者为文自立女士。一年以后，文女士回国，由丁淑静女士代理，为中国人任总干事的第一人。1923年在杭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大会，规定协会的典章，以联络发展中国各地女青年会，促进女子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发行《女青年报》。其工作大旨与青年会相同。在德育方面，办理查经班、灵修会、主日学、宗教演讲，及各种退修会等。智育方面，出版书报，提倡平民教育，半日学校，及家政、烹饪、缝纫、音乐、美术等。体育方面，训练体育师资，提倡正当游戏、演讲卫生等。群育方面，设“寄宿舍”、“休憩所”、“东道庐”及提倡娱乐交际等。此外又注意劳工事业、农村服务、家庭改进和公民教育等运动。又与“青年会”及“基督教协进会”等教会机关办理各种慈善事业，如此次战事中的救济难民工作。至最近1935年，共有市会18处，会员4 000余人；校会95处，会员5 000余人。男女青年会在最近几年中提倡“团契”，由两会学生部推行，许多校会已改成了基督徒团契，另外又有所谓少年运动与少女运动，亦有非常的进步。

    末了，略为述说基督教一般的救灾恤难情形。救灾恤难一类的慈善事业，本为基督教活动中重要的部分。据“华洋义赈会上海分会”调查，在上海的慈善团体有73个，而实际能担负这种救恤事工的，要算“中国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上海华洋义赈会”、“红卐字会”，几个团体。而这些团体中，大半是基督教所组织的。每遇什么水灾、旱灾、兵灾，基督教便引为唯一的义务，负实施救济的责任。例如1914年广东连年水灾，美教士湛罗弼等联合基督教各团体，成立“赈灾会”，电外国及华侨及本国信徒劝捐放赈，教堂学校尽为灾民收容之所。1918年直隶水灾，基督教合组“华北水灾赈济会”，募款，制衣，收容，尽力救济。同年汕头地震，房屋倾倒，人民压毙者甚多，教会亦出动救护。1920年华北五省旱灾，赤地千里，灾情尤重，每万人中有280人冻饿而死，208男女灾童被卖。除“红十字会”、“华洋义赈会”一致努力赈济外，基督教亦组“赈灾会”，在工作上捐款上均尽相当的力量。北平“华洋义赈会”请内地会安先生至甘肃主赈务，请贝克教士至山西主赈务，其他各处都托教会主持。1931年长江流域大水灾，淹没田地达七万方哩，1832年东北又生水灾，基督教人士尤多尽力。遇有战事发生，往往担任救护难民工作。自革命军兴，以至于连年内战，各处教会都曾为救护难民而努力。如1925年齐、卢内战，沪宁一带庐舍为墟，人民失所，南京教会便组织“战地救济会”，与“红十字会”同时出发工作。近如“九一八”之役、“一·二八”之役，以及最近“七七”以后，各地基督教莫不联合组织，礼拜堂尽成为“难民收容所”。天主教亦十分尽力，饶神甫在上海、南京以及汉口等处设立难民区，赖以保全生命的，无虑数百万众。又曾奔走号呼，向中外人士广募捐款。而更正教全国牧师教友，几乎全体动员，为难民捐款服务。此为尽人目睹的事，将来当有专书记载的。

    此外基督教人士曾热心提倡农村合作、农村改造等等运动。自1933年“基督教协进会”在河北定县讨论平教运动，基督教的农村事业便为人所注意，以华北为最发达。如公理会在潞河举办的乡村服务，保定樊家庄同仁学校的乡村工作，滦东三县的妇女教育，昌平、清河、龙山、福山等处农村服务实验，“铭贤学校”在山西改良种植，以及新德“农业试验场”等等，可谓农村运动的先锋。其他如“华东教会”亦多办理农村事业。如苏州青年会划唯亭为“农村服务区”，女青年会最初在辽宁四乡、山东福山，广东台山，江苏大场及宋墅办理农村妇女教育。后来又在湖南汉寿，湖北皂市，四川壁山、潼南、温江等县，进行乡村服务工作。“浙沪浸礼会”之于上虞，“金陵神学”之于淳化镇，“金大农学院”之于乌江，皆有农村服务的实验工作。华南方面，如福州“协和大学”的“农村服务委员会”，新宁女青年会的服务乡村，广东协会在人和墟提倡农村基督化。华西方面，四川教会对于农村工作亦发生兴趣，重庆、成都皆有农村服务工作。江西基督教会在黎川县举办农村实验区，定县有平教运动，凡此皆基督教对于农村运动的情形。最初在1914年有“义农会”的组织，及1932年农村合作的推行，全国成立“合作社”有80余所。这些都是基督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大概情形，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详述，举其纲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