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廿章

示反对，而对于耶教学生同盟，又独不表示反对，虽说他们‘不拥护任何宗教’，其实已经有倾向于拥护宗教的嫌疑，而失了完全的中立态度。”这见得非宗教同盟的无聊解嘲，因为这句问话，很容易解答的，假使他们要回答的话，只要说“耶教学生同盟，并没有干涉到非耶教人的自由”！一看这电报，就会懂得有这句话在里头，所以我说“东电”里的驳语是无聊的。

    梁启超也以第三者来说几句折衷的话，其实也是对“非宗教同盟”的一个忠告。梁先生本来惯于说两面光的话，他在4月16日那一天在“哲学社”公开演讲，题目就叫《评非宗教同盟》，他替宗教下了个定义，说一切信仰都是宗教，证明非宗教的不可能。他说：“我在我所下的宗教定义之下，认宗教是神圣，认宗教为人类社会有益且必要的物事，所以我自己彻头彻尾承认自己是个非非宗教者。”这个意思，明明是驳他们“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的话。他所下的宗教定义，果然太嫌笼统，但是对非宗教同盟者的武断态度，的确是一种针砭。常乃德也写了一篇《对于非宗教同盟的诤言》，他以为非宗教同盟的人，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自己以为拥护科学，却不知不觉有“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他说：“英国美国是基督教国，但他们的科学进步，比非基督教的中国，究竟谁好谁坏？”他竟举出了三十二条不解，说他们不能平心静气地加以研究。这也是对于那班非宗教的学生们一番不客气的教训。陈衡哲在《努力周报》上写了一篇《基督教在欧洲历史上的位置》，从历史研究的立场，说了一番持平话。另外有一位旁观者叫刘绍宽，他却没有像上面几个人那样客气了，竟说：

    ……深叹非基督教一般人全无学识，盲言瞎论，亡中国者必此辈人也。此辈自认为科学中人，而科学家如哥白尼、奈端、侯失勒诸人，皆是基督教中人，彼竟不知。……今乃于《新旧约》全未见，凡《新约》中所主张真平等真自由，及力破资本主义处，全未知之，反谓诱人欢迎资本主义，要养成资本家的走狗，真是梦话。至谓我国本无宗教，又云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等语，更是无法无天之极。……独恨中国学子，全是盲从，胸无点墨，如汪精卫等，自命通人，而所言鄙俗尚如是，他更安足言耶？徒藉盲言瞎论，叫嚣一世，以自文其不学无行之罪状。而祸害一世，不可救药矣。

    这正如老师痛斥顽皮学生一样的严厉，便成为斩断乱丝的快刀。

    溯自民国成立以来，对于保障信教自由，教会曾经有过相当的努力。当时有人主张规定孔教为国教，全国基督徒结合团体，并会同其他宗教，起而与争，奔走呼号，派代表赴北京请愿，并主持其事，幸而能获得信教自由的条文规定。此次的反教，显然有悖于信教自由的原则，是以那班局外的学者作此不平之鸣，使这次普遍的反教运动，渐渐地无形消灭。虽然这一次的反教仅仅是一场笔墨官司，但却给予了基督教不少刺激：能使一般基督徒在精神上、在思想上自己加一番检讨，觉悟到自身确有其不可或讳的弱点。同时，觉得要消除外界的误会，使基督教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惟有使中国教会脱离西洋化而为中国化。于是有中国“本色教会”的运动。

    何谓“本色教会”？解释的人很多，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自理自养自传的中国化教会。这个运动，是从“基督教协进会”提倡起来的。诚静怡氏曾经说：

    当今举国皆闻的“本色教会”四字，也是“协进会”所提倡。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消除洋教的丑号。（见《真光杂志》二十五周纪念特刊《协进会对于教会之贡献》）

    在这短短的几句语里，很明白地指出“本色教会”的任务与目的。任务有两种：一使中国信徒自负责任。这责任就是自理自养自传，在经济上、行政上、工作上，都是以中国信徒为主体，西国教士可以退处于辅佐地位。虽不免有少数西人怀疑到是一种排外的举动，但是大多数贤明的西教士都十分同情，协助这运动的进行。因为中国教会真正能达到自理自养自传，可以减轻了西教士的负担，所以在很早就有人在提倡，像俞国桢氏所创立的“中国自立会”（自立会有两种，一称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一称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成立有六百余处，散布在河北、河南、湖北、四川、浙江、江苏、山东、福建、广东等省）与胡素贞女士所发起的“国内布道会”，皆其一例。另一任务是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那就是要使教会与中国文化结婚，洗刷去西洋色彩。这在当时便有人主张改变礼拜仪式，采取一点佛教的方法，在礼拜时燃点香烛，跪诵经文祷文等等。上海在宝兴路曾有过这样一种试验，在南京艾香德氏所组织的“景风山”，完全变成了佛化基督教。同时，也有从诗歌方面入手，特著了许多中国歌调的赞美诗，一方面也修改固有的赞美诗，使诗歌中国化起来。但是这种形式上的改变，不独不足以适合本色教会的原意，却反而觉得愈加纷歧；所以有人主张从思想方面来研究，一方面研究中国文化是什么，一方面研究基督思想如何与它调和。基督教学者曾发表了许多意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类的文章，在教会杂志上层见叠出。吴雷川氏曾著成了一专书——《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他如徐宝谦、赵紫宸、谢扶雅等都著作过这类的文字，这些大概是从建设方面着想的。另外有从破坏方面着想的，像聂云台主张“基督教儒教化”，张纯一主张“基督教佛教化”，他们的言论，虽然离开了根本的立场，几乎站在反对的地位，但是他们不满意于基督教的西洋色彩，是相同的。我们看一看“基督教全国大会”里所发表的《教会的宣言》第二段，举出九条关于“本色教会”的意见，其间第三第六第七条说：

    三，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做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是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这是我们教会同胞的公意。

    六，所以我们请求国内耶稣基督的门徒，通力合作。用有系统的捐输，达到自养的目的。由果决的实习，不怕试验，不惧失败，而达到自治的正鹄。更由充分的宗教教育、领袖的栽培，及挚切的个人传道，而达到自传的目的。

    七，我们宣告时期已到，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

    这确可代表一般中国基督教徒要说的话，西国人也有很多是同意的，欧德模氏发表过这样几句话，也可以代表一般西国人的意见：

    中国教会本色的问题，是“协进会”的必需。……比如尝有苏格兰的友人警告我说，我应当时刻小心，不要过于推重美国人的思想，或是习染美国人的方法。因为这种美国色彩的东西，决不合苏格兰的民情。同时，我也看得出来，若是一种办事的方法，过于带英国的色彩，又不是美国人的利益，同时欧陆各国的友人，也要发生一样的感觉。……到什么时候基督教才有真确的本色的发扬呢？就是什么时候基督教的运动，是本国人亲手来主持他，管理他，必要他们自身去取决行止，那就是那一国的基督教自由发展了……若是基督教必需按着本国的国情自由发展，那个问题的答复，不只是由中国人自行决断，乃是中国人要自身去发生一个自动的问题……中国人到底是否要自动的担负完全责任？依鄙人看来一，种带西洋色彩的责任，中国人还未必愿意去负担他。（上皆见全国大会纪录）

    这样，可以见得无论中西人士，一致承认中国教会必须脱离西洋色彩，就是上面所说“要消除洋教的丑号”，这便成为提倡“本色教会”的目的，而使基督教完全成为中国的基督教。在这个运动之中，附带地产生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一个就是“收回教育权”。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候，最大的不幸，就是与不平等条约发生了关系，因此，引起一般人的误会。要消除这种误会，非使基督教脱离不平等条约的关系不可！一般觉悟的基督徒，不约而同的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呼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鉴于各地基督徒的舆论，曾发表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同时，西教士中有司徒雷登等联合请求政府脱离传教条约的保护，湘潭美教士梅知理等亦宣言废除传教条约。《武汉基督徒革命运动宣言》中有“我们很欢喜‘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已经通过赞成及宣言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了，我们一致拥护此议决案。我们不要基督教建立在炮舰政策之基础之上，更不愿以什么武力为福音之后盾”。又说：“关于收回教育权一项，我们一致赞成，我们要使教会学校都归中国教会自办，受中国政府之监督。”“广东基督教协会”也有宣言：对不平等条约，则主张废除，对收回教育权，则定有大纲。全国基督徒团体，莫不发表宣言，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此外在一般基督徒的言论中，有不少类似的话，例如徐宝谦在《反基督教运动与吾人今后应采之方针》文内有：“我以为中国基督徒当此时机，应参加反对不平等条约（包括传教条约）及收回教育权各种运动，使人们得知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并无何种不解的姻缘；使人们得知基督徒爱国之心，不居人后。”施云英女士在《基督徒学生应如何尽力于国际友谊之改进》文内，也有“在中国的西教士，大都不知道不平等条约的不人道，我们基督徒学生如能平心的向他们说明条约的真相，至少能得到他们的同情。再说现在已经有许多西国教士觉悟了，他们竟愿大胆的向他们的政府请求废除传教保护条约”。又说：“如能将种种不平等条约宣告各国青年学生，他们亦定有相当的同情。”比较激烈的言论，更有如徐谦所云：

    反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就是反帝国主义，认基督教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不是一种批评，乃是一种事实，这是不容否认。……假使外国传教士要否认这句话，就可以问他们宣传基督教，既有救人目的和牺牲主义，为什么要用不平等条约作保障？传教士自动的入到反教的地方，牺牲了性命，反要中国割地赔款，这不是为帝国主义之工具的明证么？

    徐氏是基督徒，他本来很为基督教辩护，至此态度大变，这几句话与非基督徒口吻，如出一辙，我以为说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则可以，说基督教就是帝国主义，未免有些冤枉。徐氏又说：“冯同志（即冯玉祥）亲口向我说：我从前做基督徒，听牧师讲，只以为专是救人的，现在我听了你的话，才明白基督徒是应该救国的。五卅事件发生后，冯同志通电中外，大骂帝国主义基督教。以上证明我的确是个反基督教的分子了。”但是他声明他是反基督教而不是反基督徒，意思就是对于教会表示不满，对于基督还是相当的信仰。至于张纯一、聂云台反对得更利害，从反对教会而牵涉到教义上去。这些人本来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很热心的基督徒，他们这样突然地改变，站立在反对的方面，很显然的是因为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更进一步，甚至有主张革命式的独立，例如武昌“反基督教大会”议决案等五条：“全国的基督教堂，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徒，一齐独立起来，离开一切外国神父牧师的统治，向一切外国帝国主义者，为本国民族自由而战。”广东协会有一条议案说：“凡外国差会现在所辖各项事业，应于最速时间内移交大会接收，以后外国差会停止管理行使其向有支配教会事业之职权；所有人材经济之助力，亦概由大会或大会特设之机关支配之。”兰州教会发出宣言：“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开会议决，纯粹由华人组织‘中华基督教会’，与西国宣教师完全脱离关系，务期自立自传自养。”桂林教会亦有相同的宣言。其他各处都有这种教会自立的酝酿，许多教会都改称为“中华基督教会”，取消原有的宗派名称。这些所谓自立，简直带点革命性的独立了。而可以说是从反基运动而来的反应。

    至于“收回教育权”的事，乃是由反基运动变而为反文化侵略运动，基督徒也有很多表同情的。教会教育权，本来操在外国人手里，各自为政，多不向中国政府立案，中国政府亦无从管理。国民政府鉴于国民的一般舆论，与统制教育的重要，乃于1926年颁布了私立学校立案规程，中间最重要的有五条，就是（一）组织校董会。（二）不得以外国人为校长。（三）不得以宗教科目为必修科。（四）如有宗教仪式，不得强迫学生参加。（五）依限呈请立案。这规程大部分是指教会学校而说的。同时教育部又对教会学校发一布告，有“凡外人捐资设立各等学校，向教育行政官厅请求认可。学校校长，应为中国人，为请求认可之代表人。校董会应以中国人占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等条文。这种法令，最使教会学校当局有些为难的，就是限止宗教传布，取消宗教科目，认为与教会设立学校的原意有背，所以对于立案问题，颇费踌躇。但是经过了多方的研究，与一般基督徒的舆论的督促，各教会学校大都先后呈请立案了，只有极少数的学校尚未履行（如“圣约翰大学”等，至今尚未立案），但是在立案之后，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困难。这一点也未始不可以说有反基运动促成的力量在内。

    总之：这一次的反基运动，对于基督教不但没有什么害处，却相反的成了基督教的诤友，而蒙受着极大的利益和进步。至少可以使中国基教徒觉悟到自身的责任，变更了西教士在中国教会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