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基督教与国民革命

    因为人们在生活上受着一种压迫，对于旧制度有不满的时候，便会生出了反抗的情绪，用一种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理想中平等自由的生活，那就是所谓革命。世界上无论是政治的革命、社会的革命、宗教的革命，或者其他一切的革命，莫不出发于这个理由。我中国自受清统治以后，人民失去了生活上的自由平等，最先就有洪秀全所领导的民族革命，只因为他的革命阵线不健全，乃至于功败垂成。继之而起的，则有国民党总理孙中山所倡导的国民革命，他自己用了40年继续不断地奋斗，把267年满人的统治权推翻，使君主专制政体变成为民主共和政体，完成了一部分的工作。现在有他的信徒在依照他的遗志，继续努力，以期完成一个平等自由的中华民国。

    我们研究这种革命精神的来源，却不能否认与基督教有相当的关系：洪秀全既从基督教得到了他的革命精神，发动这十三年伟大的力量，虽然他那种利用基督教的手段不能叫我们赞同，而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却无可否认的。孙中山也是如此，他从小就受着基督教思想的熏陶，获得了基督教革命的精神，做成他一生牺牲奋斗的原动力量。不信，我们可以看一看他的生平。

    对于孙中山与基督教的关系，一般替他写传记的人，都把它隐讳。只有一位英国朋友名叫林百克（Paul Linebarger）的，写了一本《孙逸仙传记》，才把他一生的宗教生活毫无忌讳地述说出来。从这本书里我们大略可以知道，孙中山个人的宗教生活与他所领导的革命，不无密切的关系。

    当他在14岁那年（1879年），跟着他的哥哥德彰离开了生长的翠亨家乡，到夏威夷火奴鲁鲁（檀香山）去的时候，就进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后来又入了香港的皇家学校，在香港公理会喜嘉理（C．R．Hager）牧师手里正式受洗，这年他是18岁（1883年）。他写在基督徒册籍上名字叫孙日新，因为广东音“日新”与“逸仙”是同音的。他为什么不写“逸仙”而写“日新”？我们不能知道其中的原因，大约的推想起来，或者是因为家庭中不赞成的缘故。他的哥哥也是反对的，因为那时候的读书费用，是由他的哥哥供给的。在香港进教的事，被他哥哥知道了，就写信给他，叫他与基督教断绝关系，否则不再予以经济上的援助。可是他的志向并不因此动摇，他哥哥没法，只好叫他回檀香山，说有业务相托。到了檀岛，他哥哥迫胁禁阻，且不给一钱。当时在侨居的信徒中，见他热心宗教，就资助他回国学习传道，后来弃传道而习医，原来想借行医以传道的。从“博济医院”毕业后，在澳门设立了医院，便开始进行他的革命工作了。先是他从进教以后，对于耶稣的牺牲精神，不但一天天地了解，而且生活变成基督化了。一本《圣经》，便做了他终身行事的法规，而有虔诚的信仰。林百克在《孙逸仙传记》第三十三章里有一段话说：

    他当耶稣教是文化的法规，他把中国文化同耶教国文化比较，看出中国没有一种进步的宗教的害处。他看见耶教与近代文化一同往前进的……因为他亲见耶教有实现的成功，他才信服。他看见耶教训练个人，增加他的力量，减少他的弱点。

    他在那年回到家乡，曾经毁坏了翠亨村上万人崇拜的北帝神像，便引起了大众的咒诅，他们骂他：“这个疯孩子，都是外国教育使得这样的；这种亵渎神道的举动，只有洋人教得出来。”他的父亲因此也生了气，叫他离开了家乡。但是他还是拿着一本《圣经》，在一个小的油灯边静静地念着。林百克又记着说：

    他这个时候，出神地想，……也觉得他已属于耶稣的更新更好的生命。他已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分子。这个神像的碎木，和乡民反对的声浪，为什么缘故？因为他们不懂得耶稣生死的道理。要使中国人知道耶稣牺牲的道理，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尽的。第一，必须使民众的经济情形提高，教育的地位于是也可以增高，他们就可以知道耶稣救世的道理了……耶稣是爱与和平的救主。

    这个时候，他已经深植了耶稣的牺牲无畏的精神，所以后来能够本着这种精神，始终不变，做他革命的事业。当他在31岁（1896）那一年，在英国遇到一次非常的危险，就是所谓“伦敦被难”的一件事。全是靠着他的宗教信仰与他的宗教关系下而脱险的。他被人诱到中国使馆去，被中国驻英公使龚照瑗密囚起来；那一天正是礼拜天，在将赴礼拜堂的途中发生的。他既被禁在使馆之中，外面一些也没有知道。使馆中正布置着怎样把他秘密运回中国，一切都预备好了，时间很急迫了，在这千钧一发、万无生望的时候，凭着他那宗教的信仰，用诚恳的祷告，得着上帝之助，借手于他的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而得脱于难。我们看康德黎所著的《孙逸仙及中国之觉悟》（Sun Yen 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以及他亲手写给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长老的一封信，就可以知道他的宗教信仰。现在把这一封信抄录在下面：

    启者，弟被诱擒于伦敦，牢于清使馆，十有余日。拟将弟捆绑乘夜下船，私运出境，船已赁，惟候机宜。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惟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之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然究在牢中，生死关头，尽在能传消息于外与否耳。但日夜三四人看守，窗户俱闭，严密异常，惟有洋役二人，日入房中一二次，递传食物各件。前已托之传书，已为所卖，将书与衙内之人，密事俱俾知之，防范更为加密。而可为传消息者，终必赖其人；今既蒙上帝施恩，接我祈祷，使我安慰，当必能感动其人，使肯为我传书。次早，他入房中，适防守偶疏，得乘间与他关说，果得允肯。然此时笔墨纸料，俱被搜去，幸前时将名帖写定数言，未曾搜出，即交与传出外，与简地利（按即康德黎）万臣二师一。他等闻此事，着力异常，即报捕房，即禀外部。初时尚无人信，捕房以此二人为癫狂者，使馆全推并无其事。他等初一二日，自出暗差，自出防守，恐溜夜运往别处。初报馆亦不甚信，迨后彼二人力证其事之不诬，报馆始为传扬，而全国震动，欧洲震动，天下各国亦然；想香港当时亦必传扬其事。伦敦几乎鼓噪，有街坊欲号召人拆平清使衙门者，沙侯行文着即释放；不然，则将使臣人等逐出英境。使馆始惧而放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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