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惧而放我。此十余日间，使馆与北京电报来往不绝，我数十斤肉，任彼千方百计而谋耳。幸天心有意，人谋不臧，虽清虏阴谋，终无我何，适足以扬其无道残暴而已，虏朝之名，从兹丧尽矣。弟现拟暂住数月，以交此间贤豪。弟遭大故，如荡子还家，亡羊复获，此皆天父大恩。敬望先生进之以道，常赐教言，俾从神道而入治道，则弟幸甚！苍生幸甚！孙文。

    他又写过一本伦敦被难记的小册，但在这一封信里，已经可以包括伦敦被难的大概情形了。他这次能在万分危险中得着释放，正如死里复活一样，全靠康德黎营救的力量。这位康德黎先生，在孙中山去世的时候，他还健在。当旅英华人开追悼会时，曾经到会，涕泪沾襟，挽词中有这么几句话：

    孙先生革命的抱负，及由此抱负所产生的辛心苦行，百折不磨，大有耶稣救世的精神。

    在这封短短的信里，充满着宗教的信仰，他怎样在危急的时候恳切地祈祷，从祈祷中怎样得到内心的安慰。在万无生望的当中，竟会脱出危险而安然无事，觉得是上帝的特别施恩，因而始终不忘他“从神道而入治道”的使命。（再看这位英国人侍者哥罗，怎肯为一个外国的犯人传递消息：当孙中山与他关说的时候，曾经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将为基督而受难”，因此得了感动。并不接受给他的酬报，把孙中山送他的金钱，交还给康德黎夫人，可见这位侍者，完全出于一种基督徒的义侠与同情。）及至得到康德黎的回信，知道有重生的希望，挥泪而感谢上帝。他虽然以后不很谈到基督教，而他的生平，却处处表现出他是“以耶稣之心为心”的。林百克所以说：

    中山虽然不大谈论宗教，但是他是以使所有的善人都做弟兄为心的耶稣主义者；他是个全人类都是弟兄的耶稣主义者。

    这结论实是确切不移，我们看他所发明的三民主义，更是充满着耶稣的博爱精神。记者在民国十五年曾经写过一篇《孙文主义与耶稣主义》的短文，把民族、民权、民生的含义与耶稣所主张自由、平等、博爱互相比较。张亦镜先生也在《真光杂志》第二十七卷十号里详细地比较过，并且列一个表做结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详细地重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完全出发于耶稣的救世精神而来，这在平心静气加一番研究的人，决不会说是穿凿附会的。

    1925年3月12日午前病卒于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的时候，最后的遗嘱中，他承认是一个基督徒，要用基督教仪式，殡葬他的遗骸，因为他觉得一生（60岁）的生活与他努力的革命事业，完全合乎基督的精神。当时用基督教仪式举行丧礼，曾引起国民党同志中一部分的反对，孔祥熙等为此事通电解释，而素来反对基督教的汪精卫，为此事也曾有过说明：

    中山先生曾说他是基督徒，临终并不否认，当中山先生去世之后，孙夫人和孙哲生主张在协和医院行基督教礼仪，但有一部分的人反对，我在当时却是放任的。

    这是汪精卫在1925年对刘湛恩、李应林说的话，可以证明孙总理自己承认是基督徒的一件事是确实的。还有他的结发夫人卢氏，在后来答复香山商会的一封信，述说总理平生的末一段，有这样的几句：

    ……科父返天国，得闻离世前一日，自证“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此乃科儿手书所言，十分多谢天父，允氏所求，复赐科父信上帝之心，此乃氏至安慰者。

    更是真确的见证。我们总孙总理一生的精神与事业，不但处处与基督精神相符合，而且能把基督精神活用于革命事业之上，这不可谓非基督教在中国的一大收获。崔沧海（即通约）在叙述《基督信徒合作革命之信史》一文中，不但证明孙总理是一忠实基督信徒，更说及当时参加革命的人中有不少基督信徒，其言曰：

    先总理是一个平生忠实之基督教信徒，先总理之家庭也完全是基督教信徒。……总理少年信仰宗教，非常热烈；读《旧约》至摩西导引以色列人出埃及到迦南乐土记，眉飞色舞，拍案大叫，我孙逸仙岂不能令我汉族脱离鞑虏而建新国乎？（见《真光杂志二十五周纪念特刊》）

    中西教士与总理之患难结识，其名更仆难数：最著者其师康德黎，其友莫尔干，皆英人也；畏友区凤墀、杨襄甫、王煜初诸教士，皆我国人也；亦皆革命派之基督教信徒也。

    他又叙述革命之初，往往借教堂为革命机关，在双门底长老会福音堂中，有传教师王质甫，曾帮助孙总理秘密工作，用教堂名义，暗藏军械于书箱中，秘密运输，为海关察破，连累牧师坐监。其他教堂为革命机关的，如永汉路四牌楼黄沙的长老会福音堂，河南的巴陵会福音堂，花地“格致书院”，芳村的“培英书院”，仁济大街的“博济医院”，油栏门天主教徒胡心泉的“鸿兴客栈”等处，可见基督教机关的赞助革命如此。更有基督徒之参加革命的，如首先为革命牺牲的史坚如，是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虽没有正式受洗，但他对基督教却笃信而不疑。又如洪全福、邓荫南、李杞堂皆热心教徒，奔走于港澳之间。总理从日本派来梁务光、梁务义兄弟，皆巴色会信徒，为李准所杀害，后来莫荣新附逆，邓荫南愤不可遏，暗设机关于广州城南，基督徒黄福、谭思义、司徒不偏等密制炸弹炸药，以事机不密，三人皆被害。其他基督徒中热心济助军饷的，如吴东启、王棠、林护等人，更难计数。最令人难忘的，黄花冈之役中，已死难之七十二烈士，有几个基督徒，不过不能举其名。当时参加革命的，据崔氏所知的基督徒，曾列表如下：

    续表

    崔氏列此表时，尚矍铄健在，但今已故世。足见当时基督徒之参加革命的，仅广东一隅，已有如许人，他处当亦不少，惜无人调查耳。如今承继总理而领导革命的首领蒋总裁，亦正式领洗而为基督徒。其夫人宋美龄女士，本生长于基督徒家庭，为监理会本处传道宋跃如的第三女公子，兄弟姊妹一家皆为热心基督徒，其母宋太太十年前犹热心传道，奔走于教友家庭中探望。其戚属孔氏孙氏等，莫不信奉基督教。其他如冯玉祥、张之江、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马相伯等，更属不一而足。可见基督教对于国民革命的关系，是异常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