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庚子后基督教的新趋势

    中国基督教从庚子年得到了很大的教训，觉得以前的传教方法，有改革的必要。天主教当局对于教士帮助教友诉讼的事，重申禁令，而注重于教友的训练与教友全家归主的运动，所以成立了许多训练教友的团体，如山东、江西、四川、延平、保定、天津、河南、湖北、蒙古等处，都有这种组织，有些是培养教友宗教生活的，有些是讨论个人传道方法的，有些是为邻友祈祷的；总之是以鼓励教友传道为目的，规定每人每年必须领导一人进教。果然，效力大著，在燕山一处地方，竟从700个教友，突然增加到3 000多人。同时，对于慕道者的训练，亦加紧起来，每个慕道者，非经过二三月的长期训练，不可以进教。其训练的方法，或聚合在一起，如短期学校一样，使他们学习一切教义问答，并且熟读经文及十诫等；或由教士们亲至慕道者家中，施以教授。在训练期中，教会每开支了巨大的经费，予慕道者以相当的津贴；有时且利用赈灾的机会，吸引许多贫民，来受宗教的训练。在1910年直隶灾荒时，曾一面放赈，一面以金钱召人听道，结果，便增加了许多教友。这种方法，当然会引起一部分教士的反对；不过在施用这方法的人，以为待他们进教以后，可以用教育来把他们品格提高，并且在二三代以后，他们的子孙，从小就可以获得宗教的熏陶，而为良善的教友了。所以他们很普遍地采用这方法来吸引教友。

    1900年以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只有十个修会，即方济各，奥斯定，多明尼，耶稣会，以及遣使会，圣言会，圣母圣心会，巴黎、密良、罗马等“外方传教会”。到1900年以后，便络绎增加到三十多会。（见前章《修会来华表》。）传教士的国别，起初只有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后来不论法、美、英、德、比、荷、坎、奥、匈、波、捷、瑞等国，皆派教士来华，其人数的增加，实足以惊人。

    传教士人数增加表

    传教区域增加表

    续表

    教友人数增加表

    从上列各表，可以见得天主教在1900年后的进步。而在教育、慈幼、印刷各方面，亦有很显著的发展。

    原中国之有新教育，实不能不归功于基督教。在天主教方面，从1850年开办“徐汇公学”以后，逐渐增设许多普通小学、中学与教理学校。为便利学生深造起见，法国耶稣会于1903年创办“震旦大学”于上海，1925年北平的“辅仁大学”，初由美国本笃会所创办，到1933年改由圣言会管理；法国耶稣会又在1922年创办“工商学院”于天津。这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最高学府，都已先后向中国教育部依法立案。据1930年的统计，三大学学生有1384名。高初中学校共51所，男生8306名，女生4026名。师范学生男279名，女生395名。至于高初小学，高小男校197所，学生10 389名，女校117所，学生8 387名。上述各级学校中，有半数以上是教外学生。而纯粹培植教内学生的，有教理学校8 640所，男女学生162 485名。教理教员养成学校中有男女青年1 631名。此外则专攻神学的修院，是培植传道人才的，在1930年一年中。习拉丁文的有4 351名，习哲学的有327名，习神学的有425名；尚有在罗马留学，预备晋升司铎的有29名。只就学生的人数比较，1930年的统计，差不多比1914年加了一倍；其教育发达的情形，可见一斑。

    各教区中所设的“孤儿院”，有306处，收容孤儿有21 858名；圣婴会收养婴儿，有52894名。从上面种种数字上看，觉得天主教所特别注重的工作，即是收养婴孩孤儿与培植教内子女，使他们从小就得着宗教的训练，可以建立起中国教会的基础。同时，也设立了“留养院”有232所，收容老人和病人，由修女们担任看护之责。这些修女们，大都受过简单医药常识训练，所以对于婴儿、孤儿与老人遇寻常疾病的时候，他们便可以为之医治。苟有重病，方送医院诊治。在汉口、陕西、上海等处曾设医院，施诊给药，在1930年这一年中，就医人数有7 061 492人；在广州亦曾设“麻疯院”一所，收容麻疯患者。

    至于印刷和著作，据最近统计，共有定期刊物30余种，周刊、半月刊、月刊之外，又曾在1915年创办一日报，即天津的《益世报》，在中国的新闻界中也占着重要的地位。有印刷所20余处，规模较大的，要以北平、天津、上海为最；出版书籍，上海共有53万多册，重庆共有40万册，他如献县等处，亦出了不少书籍。为发展此种事业计，曾于1928年设立一个中枢机关于北平，名为“中华公教教育会”，大部分的工作，是管理全国的出版事业。

    最重要的一点，即是加紧中国领袖人才的训练，努力于中国教士与职员的增加。当1918年时，中国教士占35％，至1923年加到41％；1926年时中国职员占66％，十年之后，便增加到72％。对于一般新兴的建筑，大都采用中国式样。又编成了许多中国谱调的诗歌，教区的名称，都改为中国地名。这些工作，与更正教所提倡的本色教会运动，有相同的意味。1924年召集一次“中华全国公教会议”，议决从速建立一个经常自立的本国教会，并且划定了几个自立传教区。在这会议中，分设七个小组委员会，计划各方面工作的联合。此后几年中，传教区域，陆续移交于华籍神职班管理，使中国教会可以渐渐达到自立的地步。可见最近二十年来，跟着时代的潮流，向着这新方向迈进。

    一般的批评，以为天主教对于社会服务的工作，不若更正教的努力，其实亦不尽然；我们看天主教在救灾救难的一方面，也很有伟大成绩。例如1931年华北水灾时，教皇及中国信徒发起的赈灾会，募得20余万元的赈款。又如“一·二八”、“八一三”的中日战事中，多数天主教教堂，都充作了难民收容所，并且设立许多军事医院，为救护伤兵之用。饶神父为难民奔走呼吁，划定难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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