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划定难民安全区，不独在上海，也普及到各战区；受他荫庇的人，更何止几千百万。一般中西修士与教友，日夜为难民服务，尤不乏其人。中国领袖如陆伯鸿、马相伯等人，亦莫不为之尽力。

    至于教友人数的增加，在1900年前，必须经三十年之久，方加一倍；而今从1900至1912年，只十一年间已加了一倍。不过从1918年后，其增加的速率较为迟慢。1918年的统计为1 963 639人，到1924年加到2 244 366人，只增加到14．3％而已。

    说到更正教，在1900年以后，与从前大不相同。从前国人仇视基督教，多误会外人来华传道含有政治作用；不幸拳匪倡乱，各国乃有瓜分中国之议，但经教会人士力持正谊，主张保全中国领土，始得转危为安。其后山西浸会首先以其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而美国乃主张退还赔款，创办清华大学，各国多亦效法，均将赔款退还，遂使国人仇教心理为之一变。其次如政府锐意维新，广设学校，算术、英文及科学教员大都取材于教会；尤其在国民革命的时候，参加革命工作人中，每有不少基督信徒。民国成立以后，基督徒充任政府要职的，更不乏其人；单在广东省政府中，当时任职人员，信徒竟占65％以上。并且基督教所办各种慈善事业，每每取得一般社会人士的信任。遇有水旱兵燹的时候，不独教会能慷慨捐输，尤必担任放赈事务，任劳任怨，涓滴归公，凡此皆足以改变国人对教会心理的原因，所以最近二三十年，能获得一部分人的谅解。

    在教会自身，因遭遇许多困难，发现了许多弱点，力谋改弦更张。例如教会的自立自传运动，从此更加猛进。1906年俞宗周在上海发起“中国自立会”，设办事处于宝山路，发行《圣报》为宣传机关。到1910年浙江平阳内地会首先响应，宣告自立。自立的风气，遂渐渐普及到全国。如上海的罗店，浙江的镇海、定海、永嘉，福建的莆田，广东的南澳，湖北的京山、天门，湖南的常德等处，皆先后成立自立教会。并设总堂于上海闸北。1920年便召集第一次全国大会，当时报告有80多处自立教会。从此历年增加，1921年增至150余处，1922年增至180多处，1923年增至290处，1924年增至330多处，在这四五年之间，几乎是级数的增加，进步之速，于此可见。同时，上海又有高凤池、谢洪赉等发起“中国基督徒会”，不久，在香港设立了支会，逐渐推广到北京、天津、宁波、徐州、长沙、太原等处，亦先后成立支会；其后在天津则改称为“中国基督教会”，他处亦渐渐的无形消灭，惟香港至今犹存。

    1910年时，天津徐君汇、张伯苓等联合当地五公会教友，发起一个自立教会。1918年又有长老会教友刘寿山等在山东烟台组织“中华基督教会”，青岛、济南相继成立分会，推及到山东全省以至于直隶、山西等处，而成立华北的自立系统。同时，上海基督徒作家沈嗣庄、李逢谦等组织一个自立教会，名为“基督徒团契”。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处，尤努力于自立自养自传，而改称其教会为“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教会差不多都有谋求自立的计划；即未完全自立的教会，亦必将其原有名称，冠以“中国”字样，或改称为“中国基督教”。而在传道工作方面，都渐渐由华教士负起主要的责任，西教士乃退处于辅佐的地位。

    其次，中国大多数的教友，不但觉悟到自身应负教会的一切责任，并且应推广布道工作到各方面，于是有“国内布道会”等的发起（另详基督教事工章）。如在黑龙江、陕西、蒙古、云南等处布道，十数年间，成立了二三十处机关。

    再次，谋全国教会的大联合，不但在事工上消灭了宗派的界限，一致合作，如拒毒运动、归主运动、国内布道会、信仰自由请愿等等，已不复有宗派的区分。而1907年召集的“百年大会”，更表现了各教会的合作精神。该会自4月25日开会至5月8日闭会，以上海青年会新建的殉道堂为会场，各教会各机关所派出席代表，共有600多人，讨论的总题为“中国的教会”。结果，有人主张组织一个无宗派的基督教协会，亦有人主张各省组织省基督教联会，然后由省联会联合成全国基督教议会。此后，各省基督教纷纷组织了省联会，地方教会亦组织了许多地方联会。不过这次大会闭会以后，没有负责推进的中心机关，进行得很慢。直至1913年在上海又召集了一次“全国大会”，由穆德主席，组织成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关，名为“中华续行委办会”。她的任务：（一）执行全国大会的议决案。（二）在中西沟通的机关，与艾丁堡续行委办会通声气。（三）提倡通力合作的事业。（四）发表教会公共的意见。（五）为各教会的咨询机关。设立事务所于上海昆山花园五号，聘请诚静怡为总干事，开始做调查与研究工作；把调查全国各方面的事业，印成《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期在1914年出版，继续至今已出至十三期了，1922年5月间又召开了一个全国大会，中西出席代表有1 180人之多，与上次大会比较，见得进步了许多，上次会员中国人占三分之一，而此次则占二分之一强。开会凡八日，分五股讨论，对于布道、医药、文字、教育、工业、妇女等问题，皆有详细的计划。改“中华续行委办会”为“中华基督教协进会”，选举中西会员百人，以诚静怡为总干事，提倡“本色教会”，编成中西文《中华归主》两巨册，全国各教会的工作情形，悉载无遗。由是各教会咸谋联络或合并，除长老会曾于1907年成立“全国联合会”，并与公理会、伦敦会合组“中华基督教会”外，全国信义宗教会，亦成为“中华信义会”，全国圣公宗教会、亦联成“中华圣公会”，最近属于卫斯理宗的监理会、美以美会、美道会，亦已实行合并而为一会，这可以见得中国教会的日趋于联合统一了。

    最值得注意的，则为因中日战事的发生，教会在物质方面虽受很大的损失，而在救济难民的工作上所尽的力量，却博得一般民众的好感，为千载一时的传道良机，使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日愈巩固，前途便有无穷的希望。兹且以最近统计，列表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