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在1831年他领了他的父亲梁冲和他二个儿子，祖孙三人同日受洗。1832年在他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中这样说：

    在此数年中，已有数人信从救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

    可见这时在广州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这一个初期的教会，常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因为人数的增加，给予梁发不少的勇气，更努力于小书的撰著与印刷，在每逢乡试的时候，分散给赴考的生员。（从前科举时代，每三年在城举行考试，名曰乡试，赴考的都是些各府县的秀才。每逢乡试，有许多人乘机分送讲因果的所谓善书。梁氏学着这方法，乘机分散布道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33年到广州，与梁氏相见，曾经说到过他的分书情形：

    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1834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就是那位更正教的中国晓星马礼逊，忽然在8月1日晚间休息在救主怀中了。他那二十七年的苦心经营，希望进入中国内地的宏愿，没有实现，还只局促于广州澳门之间，虽然曾经在1816年做了英国专使的翻译，跟着到过北京，究没有像利玛窦那样立定脚跟，在他可以说是赍志以终呀！然而他那种勇敢的精神，实在可以感召后来者的热忱。总税务司赫德曾经这样说：

    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

    梁发在那时感到同伴的去世，觉得生命的短促，应当趁着白日加倍努力，所以继续他那分书传道的工作。恰巧这一年又轮到了乡试，又约了他的同伴周亚生、梁亚新、吴亚清，连日分送出《圣经日课》二千多份。数天之后，忽然发生意外，知府把分书的人捉去了好几个，并且捕去他的几个亲戚，结果，靠着裨治文、马儒翰（马礼逊之子）托人向知府说情，缴纳八百元赎金，被捕的人乃得释放，不过还是要严缉梁发。幸亏裨治文把他和他的儿子进德藏到伶仃岛一只船上。他虽然经着这一次风浪，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从他分送小书的工作上，发生过很大的效力。就是那个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在赴考的时候，从他所发的小书得了感动。他们既然逃避在伶仃岛，后来便从伶仃岛到新加坡、马剌甲等处，继续传道。还有那个屈昂，也因为官厅说他是私通洋人，要通缉他，逃到马剌甲，和他们同工。这班教友遭着非常的压迫，“伦敦传道会”就派了麦都思博士来慰问，于1835年7月到了广州，遇着一个从梁发受洗的秀才名叫刘蔗泉，他是一个文学很有根柢的人，梁发尝把所作小书请他润色；因此，他受着感动，于不幸事件发生的上一年领了洗。他们一见之下，便成好友，不过因为风声仍紧，只好躺在家里。梁发之子进德回到广州，也躲在裨治文家中，那时他的中英文学识已经很有程度，裨治文对于他抱着很大的希望。鉴于那时的情形，恐于他有所不利，不得不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后来因为麦都思分送小书的缘故，又引起了中国官厅的注意，朝廷派了专员到广州查究外人分书的事，发觉裨治文也是个极有关系人。但他是外国人，因此牵连到许多中国商人，风声愈来愈紧。裨治文再把进德送到马剌甲。屈昂的儿子被捕监禁，经过好多时才释放。

    这时这班教友，大都集中在马剌甲，努力地印书和传道。有个创制活版华文铅字的戴尔（Dyer），就是创立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师的岳父，热心传道，与梁发共事。所以1837年，可以说是马剌甲的黄金时代，这一年竟有三十人受洗进教。梁氏又襄助美国公理会杜里时（Tracy）翻译一本小书，名叫《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同时，他自己做了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鸦片。1839年，梁氏回到广州，那时在广州没有英国教士，只有几个美国教士，在这不安定的局势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同时，因为鸦片问题，中国和英国陷入于战争状态。马儒翰正在做英国驻广州领事，梁进德在林则徐手下任英文翻译，以及公理会“博济医院”院长伯驾医生，都为消灭这行将爆发的战事而努力，然而却没有效果，战事终于在下一年发生了。梁氏正在对时局极其悲观的时候，得着了两桩欣慰的消息，就是（一）马礼逊的长婿合信（Hobson）医生，奉了“伦敦传道会”的差遣到中国来，只因为时局的关系，停在澳门工作，后来才到香港。梁氏父子都与他合作到底。（二）是米怜的儿子美魏茶（人都叫他小米怜）牧师也到了澳门。这都是使梁发特别高兴的事。这位小米怜，就是当时米夫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在船上所生的孪生子之一，可惜他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米怜在马剌甲去世的时候，这对小孤儿无依无靠，只得回到英国去，现在长大了，重新到中国来，很希望同这位父执相会。所以他托伯驾医生带一信给梁氏，梁氏在回信中说到当时他们回国的情形，使那位小米怜感动得要流泪。到1841年，梁氏才到澳门去探访他们——合信医生，小米怜牧师——同时，还有一位从伦敦派来传教士叫雒魏林（Lockhart）医生，也到了澳门，旧友新交，其乐无穷。趁机会讲解经义，他们都惊奇他圣经知识的丰富。

    中英战事的结果，中国开了广州等沿海五处商埠，并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条约不单对中国的国运有极重大的关系，即在传教史上也是有极重大的关系。从此，传教得着条约的保护，前此种种不自由的障碍，都一扫而空，所以天主教、更正教各教会都得空前的活动起来。“伦敦传道会”决定把他们在东方传教的中心机关及“英华书院”，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那时“英华书院”的校长，就是理雅各（Legge），他带来了一个青年名叫何福堂，是一个中英文均优的英华学生，能熟读《新旧约》原文希伯来文——一面与校长从事译著，一面热心传道，帮助梁发在广州、香港等地做传道工作，到1846年受封为牧师。后来他与湛约翰（Chalmers）牧师同往佛山创设伦敦会礼拜堂，不意遭民众暴动，捣毁教堂，从窗口逃出，回到香港，不久就在广州去世，年纪只有五十四岁。他的儿子叫何启，是香港有名的绅士。他的女儿就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著名的医生王宽，在广州沙基办理“惠慈医院”的。

    在初期的传教士中，这位第一任中国牧师梁发，他享寿最长，六十九岁才去世。在他晚年的时候，眼见得教会一天天地发达起来，英美传教士继续的来到中国。一方面也看见那些当时同工的人，一个个地凋谢，那个老友的儿子马儒翰，只有二十九岁便去世了，真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他虽然年老力衰，仍旧努力传道著作。他在伯驾的医院中传道好几年，感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合信医生曾经这样称赞他：

    我对于老友梁发是非常的满意，他忠心尽力，用最聪明的方法宣传福音。他的演讲，人都注意听他，听后都十分感动。

    在他六十四岁那年，还感化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后来在教会里也做了一番事业。这位青年姓周名学，号叫励堂，先前读过许多布道小书，认识一位分送书籍的传道人罗廷喜，由他介绍到梁氏地方，就领了洗。他帮助梁氏讲道并做文字工作，直到梁氏去世。后来进了循道会，服务有四十五年之久，造就许多传教人才，这是梁氏一生中最后所得的佳果。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报告他父亲去世的情形说：他在1854年跟美国公使到南京去，回来见他的父亲身体不像从前康健，劝他不要劳作了，可是他的父亲说：“我信道已经有四十年了，外国弟兄尚且不远万里而来传福音给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怎忍放弃不为呢？到最后的一分钟，也要传福音于人。”所以临死的上两天，还在医院中与家中讲道，这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后人纪念的。所以在1920年，他的坟墓葬到岭南大学之中。

    “伦敦传道会”在中国南方积极工作之外，同时也注意到蒙古方面的工作，1817年就有传教团体从北方到达比勒兹（Buriats），得着俄国皇帝的特许，借道西伯利亚而来，把《圣经》也译成了蒙古文，并且也得着几个信徒。后来因为俄国政府的禁止，于1841年传教事宜就此终止。

    英国在中国传道的团体，除了“伦敦传道会”以外，尚有其他，如“大英圣书公会”也曾相当的努力，派员帮助马礼逊译经工作；又由荷兰派来的乾尼克（Janicke）教士，往来于澳门、新加坡与中国海岸之间，学习中国语言，继马礼逊而为澳门官方的中文书记。

    英国以外，注意于中国传教事业者，莫如美国。1822至1823年间，他们开始实行散发《圣经》给中国人的工作。1830年从美国派来两位教士，即雅裨理与裨治文。雅氏是代表美国的“船员友谊会”来做中国水手的牧师，裨氏则来帮助马礼逊做开创工作的。他们都得美国商人柯利芬（D．W．C．Olyphant）的帮助，能够免费坐船安全到达中国。为中国传教事业宣传，激起美国公理会人的注意，并且使美英妇女团体来帮助传教工作。裨氏在广州学习语言，不久办了一个学校，从文字工作方面进行，同时，又印成一报，叫《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有名的刊物，不单记载传教士的新闻与中国的法律制度等等，并且介绍中国的文化给西方人知道。到1832年又来了一位史第芬（Edwin Stevens）教士继续雅裨理工作。1833年卫三畏来管理印刷的事务，他是一个学者，做了好几年工作。1834年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来到中国，也是从美国公理会派来的，可以说是更正教第一个到中国的医生，不过并不是西方医药输入的起头。因为以前耶稣会教士已经介绍过金鸡纳霜到中国，其次在“东印度公司”中的外科医生，亦曾为中国人看病。有一个医生名叫毕尔生（Pearson），曾经教过中国人种牛痘。还有一个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一爿药房。马礼逊也做过点医药的工作。不过伯驾是专门办理医药事业而来的，他不单在医药方面有专门技能，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受过相当训练。既到中国，先在新加坡学习中国话一年，就在广州设立个眼科医院。这些都是美国公理会帮助马礼逊在中国的开创工作。说到公理会，最初在广东是叫它“纲纪慎会”，是译音的，是从所谓“纲纪慎主义”（Congregationalism）译出的，意思就是“人民平等聚议”，所以后来便改称“公理”。同时也称为美部会，因为在美国公理会中有一个国外布道部，所谓美部者，“美国布道部”的简称。他们来中国的最初动机，是在1828年的时候，有旅美的广东华商二人，请求派遣教士以助马礼逊而起。但是到了1867年，他们却放弃了在广州传教的工作，迁到了北京去。因为他们鉴于在广州三十七年工作之间，收效太微，只成立了两处礼拜堂，和医院女校各一所，而且受洗进教的人只有三个。所以他们把广东传教工作让给了长老会。

    说到浸礼会，在1833年就有一位教士名叫琼司（John Taylor Jones），从缅甸到曼谷，替四个中国人施洗。过了两年，又有一位邓惠廉（William Dean）也到了曼谷，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1836年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带着家眷到了澳门，这可说是浸礼会第一个到中国的牧师，他曾经到过广州视察，因为官厅的禁止，不能停留，只好退回澳门。次年又有一位罗孝全（I．J．Roberts）牧师，自费来华，也住在澳门，无法进入广州。直到1842年才由澳门迁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建造起礼拜堂与住宅，再由香港推展到中国的内地。

    其他还有礼贤会。在1830年有一位德国教士叫郭实猎，是由荷兰教会差遣到中国传道的。他先游历京、津，后到了闽、粤，同样感到不能在中国立足，退居澳门。迨中英战事起，香港政府聘请他做翻译官，乘机在公余之暇宣教圣道。后来继续派来柯士德、叶纳清二教士。柯氏在江门病卒，叶氏在虎门镇口布道施医。第一个信教而后来协助传道的，名叫王元深，即今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的祖父。同时，有称为巴陵会的，也是郭实猎所手创，1872年礼贤、巴陵二会合并，在广州油栏门开堂宣教。后来才推广到广东各地。

    美国圣公会在1835年曾派了骆、韩二位教士到中国来，因为不能入境，就驻在爪哇对华侨传道。直到1844年有文惠廉主教东来，方才成立了上海圣公会的基础，渐及于江苏全省，更进而推到皖、赣、鄂、湘等处。

    1837年美国长老会听到马礼逊在中国传教的情形，就派了两位教士到中国来，这两位教士，一位姓宓，一位姓何。因为中国那时还是禁止传教，只得在新加坡设堂布道，并且翻译《圣经》。不到几年，宓氏去世，何氏回国。到1842年有娄礼华教士来到澳门，又继续派来了几位教士，遂渐分工到宁波，到厦门，到上海；在广州澳门之间的有哈巴与高利两教士，后来高利也到了宁波。

    这些材料，都是几年前从他们本公会的领袖处探访得来的，但却有些模糊影响，连传教士的名氏也举不出来，我们更无从知道他的详细了。不过在这个时期里，短短的三十多年工作，却已奠定了更正教在中国的基础。受洗的人数虽不到百人，然而他们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很大。例如梁发，从他一人的热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圣经》也已经译成了，又发行许多的小书。这些小书中最显著的效果，从太平天国洪秀全身上表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文学书籍，也有些译成了英文，使外人知道中国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学校、医院、报纸，亦都开始办理，西洋文化得由此介绍进来。只是因为中国严禁传教，这些工作的活动，大都在南洋群岛如马剌甲、新加坡等处，那些教士，亦都徘徊于中国门口。广州十三行街虽容许外国商人自由居住，澳门为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然而十三行街只限于商人，澳门又为天主教所垄断，所以更正教教士之来，不但得不到帮助，反而遭受他们的种种压迫。马礼逊也只好借着“东印度公司”的招牌，得居留广州，秘密工作，可见当时传教的困难了。直到《南京条约》规定在商埠传教不受限制以后，方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