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

    当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更正教人未尝不注重到这东方的大国，所以也有过种种的计划。相传17世纪乔其·福斯（George Fox）曾经这样叹气地说：“唉！能不能唤起几位热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国去？”这句话是不是实在的？我们现在却无从断定；不过在他的日记中，的确记着：

    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Fell），他们很勇敢的开始到中国传教，经过了不少的困难。

    结果怎样？却没有知道。

    莱伯尼志（Leibnitz）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非常感兴趣，因此，在17世纪提倡更正教徒也照样做去，希望由各宗派联络起来，能在中国产生一个没有派别的教会；虽然得着各方面的赞同，但可惜没有实现。1798年有一个非国教牧师马锡兰（Mosley）在英国请求把《圣经》译为中文，并叫人注意在博物院中已有译成之中文《新约》一部分。1801年“伦敦传道会”就讨论到派送传教士到中国的问题，但是没有方法进行，决定先筹备一笔款子，以便将来可以应用。同时，“大英圣书公会”主张印刷博物院里的《圣经》稿子，以便分散到各地方。

    当时更正教中注意到中国工作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伦敦传道会”中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个是在锡兰浦（Serampore）的克理（Carey），领导着许多热心同志，在印度各部分建设传教团体，并且把《圣经》译成东方的各种文字。还有一个叫马士曼（Marshman），他热心研究中国文字，请了一个阿美尼亚（Armenian）人名叫拉萨（Lassar）的帮忙。拉萨是生在澳门的，所以懂得中文和中国话。1805年马氏到了加尔各答（Calcutta），遇着一位懂得中文的牧师名白奇南（Claudius Buchanan），就跟他学习中文。同时，有一个到过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和一个从北平来的中国人帮助他，开始翻译《圣经》。后来拉萨同了二个中国人回到锡兰浦，在马氏的指导之下，于1811年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最有关系的，当然要算是马礼逊。当1805年“伦敦传道会”计划派送传教士到中国，最初打算派遣一位老年的教士名叫范达根（J．T．Vanderkemp），因为他多年在南非洲传道，所以他不愿离开非洲。后来又想派一位名叫勃朗（Brown）的去，结果也没有成功。于是马礼逊就当了选。这时候中国正是大门关闭得很紧。因为天主教会为着礼仪问题，起了内部的纷争；想不到这纷争，竟变成了教皇与中国皇帝的问题，便惹得康熙动怒，取缔中国的传教。到了雍正，更厉害了，发出了禁止全国天主教的上谕。所以从1700年至1842年之间，天主教在中国便没有活动的机会。这又回到元朝以后利玛窦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断。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与1858年《天津条约》里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之后，不但天主教得以卷土重来，继续他们已往的工作，即更正教亦得公开地进入中国。此后基督教在中国，便有天主教与更正教（亦称耶稣教）两派并立，继续进展了。天主教传教中国的根据地是澳门，所以更正教初来中国的时候，便受着很大的阻碍。我们读到马礼逊传道的经历时，看见当时所受的困难，不单中国官厅的严禁，人民的反对，更有天主教嫉妒的压迫。终于以马礼逊的艰苦奋斗，建立了更正教传教中国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到更正教输入的起头，不能不对于这位开路先锋的马氏，表示相当敬意，把他的工作在这里介绍一下，以表一若前面对利玛窦一样的钦佩。

    劳勃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以前虽然印度浸礼会有过一位教士名叫马士曼（J．Marshman）的，曾经研习华文，得着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把《圣经》译成华文的事实，到底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所以还要让马礼逊居首位。不过那时候中国的传教门户还没有开放，虽然传教士的足迹已经踏进广州，因为不能公开，还只好算是预备时期。

    当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传道外国的志愿。“伦敦传道会”命他选择非洲或中国时，他决定了中国为其目的地，便开始学习起中国文字来。他访到一位广东人名叫杨善达的做他的教习。同时，从伦敦博物院里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约》，天天照样地小心誊写。这本残缺的《新约》，并没有翻译者的人名，或者就是马锡兰所说的那一本，但却成了后来马氏翻译《圣经》的根据。他虽然这样热心地预备着，可是中国海禁甚严，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也不许传教士乘坐，因为这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交通枢纽，只操在“东印度公司”手里，他们不赞成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原因，恐怕影响到他们的商业。没有办法，他只好绕道先到美国，再从美国乘船过太平洋到中国来。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到达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商货栈里，殷勤读书，学习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国人，饮食衣服都中国化。后来却觉得影响到身体的康健，便一方面改变以前的方法，脱去中装，恢复旧观，一方面打算易地调养，暂赴澳门居住。他在澳门认识一位莫小姐，发生爱情，遂于1809年结了婚。“东印度公司”也在这时候聘他为中文翻译，做了公司的职员，便可以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而且得到了公司的薪水，也可以免得依赖传道会的津贴，同时，更可以借此考求中文。“伦敦传道会”也赞成他的办法。从此，他便一面办公，一面翻译《圣经》，往来于澳门广州间，可以不受天主教的反对。但是天主教仍旧禁止教友与马礼逊往来。除了在广州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外，每礼拜日在澳门举行正式礼拜。他这样独个儿工作到1813年，才由伦敦派来一个叫米怜（Milne）的同工，自是非常欢迎，却不料遭受官厅及公司的反对，米氏便不能在澳门广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群岛去找寻立足之处。后来到了马剌甲为根据地，在那里从事于刻板印书的工作。1814年使马氏最快乐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个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帮助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于九月九日中国的重阳节那一天，在澳门一处幽静的海湾中，施行了洗礼。他做了中国更正教第一个信徒，虽然没有多大事迹可考，但却是一个忠实信徒，不幸在1819年便死了。关于他的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患肺病死的，一说他是被天主教徒诬陷，死于香山县监狱中的。后来他的兄弟——兄名亚兴，弟名亚三——二人，都信了福音。

    马氏努力于翻译《圣经》与撰著布道文字，雇工刻板印刷。这时已经成功的，有《使徒行传》、《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以及《旧约·创世记》等书，并且进行编辑《华英字典》。这事不但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捕捉印刷刻板的人，也为“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所不满，要辞退他的职务。曾经写信给他这样说：

    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

    因为那时候，印教书是有干禁律的，清廷曾颁布过禁止的谕旨，里面有话说：

    自此之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

    可见信教及印刷教书等事，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上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1816年在马剌甲入教的梁发，都是帮助他做印刷工作的人。说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本来是学习雕板的，在一个离洋行街（亦称十三行）不远的印刷所里做工，因此，得与马氏发生了接触；曾经向马氏请求过洗礼，马氏没有答应他。后来他跟米怜到马剌甲去，便变成一个热心慕道的人。他替米怜雕刻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板本，大受了感动。在米怜牧师1816年11月3号礼拜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话：

    今日十二时我以三一神之名，为梁公发举行洗礼。此礼是私下在传道所的一室中举行的。他是广东省人，年纪三十三岁，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并无其他亲属。他受过普通教育，能读普通书籍。1815年，他伴我由广州来到马剌甲，他告诉我，他曾被雇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是否看了这本书而受感动的，那我可不敢断言。

    这一位在中国更正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后来做过一番伟大的开创工作，已经有一位麦沾恩（George H．McNeur）牧师替他做过一册专书，叙述他的生平，我们在那一本书里看见他为耶稣的道理热心工作。他与米怜在马剌甲共事三年，在继续帮助翻译印刷之外，于1818年帮助创办一所“英华书院”，教育中国儿童，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到现在还存在——他更热心地撰著布道小书，一本叫《救世录撮要略解》，末了附着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篇幅虽只三十七页，却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他把这书稿带到广州给马礼逊看，印成了二百本，分送亲友，却不料因此掀起了大狱。中国官厅把他下在监里，销毁了版本，并且牵连到马氏所印的书，连蔡高之弟蔡亚三也一并捕去。梁发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经马氏挽有力商人设法营救，才得罚金释放，回到马剌甲，仍旧帮着米怜做翻译《圣经》的工作。《旧约》中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那几篇，是米怜译出的，梁发在雕板印刷之外，或者也参与翻译方面的事。这时候他听到在先一年所娶的妻子黎氏，在家乡——高明——快要生产了，便不能不打算回家，一面也希望他的妻子信道。果然，不久都偿了他的愿望。马氏在报告的信里说：

    米先生施洗所收的教友梁发领着他的妻子也信主领洗，过了十天，又领他的儿子进德来领洗信主了。

    他把妻儿都献给上帝之后，仍回马剌甲，不料那患难相共的朋友米怜于1822年6月2日因患肺病而死，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他在东方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工夫，他那不朽的工作，像上述所译成的《旧约》一部分，与创办了“英华书院”外，并且出版一份月报，叫做《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可以说是第一种中文报纸。他又著成一本华文小书，名叫《两友相论》，是1818年出版的。米怜虽死，梁发却继承他的精神，像以利沙之于以利亚一样，回国来传教了。

    这时马礼逊已经工作了十六年，完成两大著作，一即完成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一即编成一部《华英字典》，这本书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全书凡六册，注释详细，风俗人物，无一不备，印刷费需要一千二百金镑。这是一件高兴的事，不过在高兴之中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发生，就是在三年前所娶的妻子故世了，他的子女已经送回国去，只剩他孤独地在客旅中，所以他想预备回国一次，作短期的勾留。但使他踌躇的，便是在广州澳门间没有人替代他传教的工作。恰巧梁发回来，却使他非常高兴，就封立他为宣教士——更正教在中国第一个牧师——他自己就在1824年回到英国。在梁氏一方面，他既已接受了这重大的责任，格外地热心传道，同时注释一部《希伯来书》，又做成《真传救世文》的短论。在马氏一方面，回到了已经离开十六年的祖国，到处受人欢迎，并报告中国教会情形，引起多少人的热情。他又在这时候续娶了，于1826年带着新夫人及前妻的子女重回澳门。中国官府与天主教都注意他的行动，使他不敢公开讲道，只能用工在文字方面。马、梁二人常常在一起，马氏曾说到梁氏的宗教生活，有“如何勤读《圣经》，如何长于祈祷，虽然天性暴躁易怒，然却在人前公认是基督徒。他注解《罗马人书》，于我们外国传教士极为有用”等语。

    1828年梁氏在故乡感动了一个少年名叫古天青，为他举行洗礼。就和他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这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第一所更正教的教育机关。马氏向“伦敦传道会”报告，有关于梁氏的话说：

    梁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之外，还著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十二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徒问答书，其他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

    因为马氏对于这些小书，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把这些小书的原稿送到马剌甲“英华书院”去校对付印。可见他们同样在著作方面努力。在1829年，有一个英国画家名叫程耐里（Chinnery）的，替马氏画了一幅画像，上面画着三个人，马礼逊手执一卷洋皮书，坐在左角有二个助手，一个老年的俯着头在执笔写字，一个站在中央注视老者所写的少年。有人认为这老年执笔的就是梁发，少年叫梁滔，但是据湛约翰博士的考据，“那老者并不是梁发，其名叫陈老宜，少年叫李十公，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学”。证明这画图的以误传误。我们研究马、梁二人的历史，看不出他们合作翻译《圣经》的事，只知道梁氏曾注释过几卷《圣经》与撰著过若干布道小书而已，所以湛博士的话是有理由的。

    1830年，在这个小小教会里又增添了一个教友，名叫屈昂。他本来是梁氏的印刷徒弟，后来做了梁氏的传道助手，帮助分散圣书和劝世文。那一年正是美国派遣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与雅裨理（Ablee）二人到了广州，马氏非常欢迎，邀他们到家中，乃与梁发相见。他们甚至说“梁发很像耶稣”。在相别的时候，举行一个简单的礼拜，梁氏领导祈祷，马氏把他的祷文译为英语，并且对这二位美国朋友说：“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同，乃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是出于真心的。”他们从此得着一个很深的印象。

    虽然这时候取缔传教与信教的法令非常严厉，但是那位梁发一点也不畏缩，常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群中，斥责他们迷信，并且逢人便讲耶稣真道，在广州旅馆中曾经劝化了旅馆主人林某，与做泥水匠的李新，都做了基督徒。又陆续收了几个教友，在1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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