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礼仪问题的争端与其影响

    说者谓教会正在顺利进行的时候，忽然发生内部的争端，为着礼仪问题而各执一辞，使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可谓非教会的不幸。其实这问题的起源，在耶稣会初入中国时，即已开端。耶稣会士利玛窦，为了便于推行教道的缘故，处处谋迎合中国固有风俗习惯，所以他最初便穿着和尚服装，以为可以借此不受中国人歧视，及至以后知道和尚并不为社会所重视，乃改为儒者的装束。在利玛窦以为凡不妨碍基督教本根信仰的各种习惯，不妨予以迁就。所以他在God的称谓上，与尊孔祭祖的问题上，都不十分固执。因为那时候，基督教初入中国，对于宗教上应用的名词，一时很难决定。God之名，起初便译音而为陡斯（Deus），因为找不到一个新的适当名词。从前回教、犹太教、景教等对于这点都感困难。所以利玛窦起初用“天主”二字。后他从中国古书中，看见天或上帝的名称，是中国古圣贤用来指天地的主宰的，于是改变初志，便用天或上帝而不用天主了。后来又读到朱熹对天的解释，说天不过是一种义理：即上帝亦不必是独一的天地主宰，他又以天主或上帝并用。这便引起了后来的争论，即有一派人主张只许用天主，而不能用天与上帝之称。而耶稣会士一派以为三名不妨并用，因为中国古人曾以此解作天地主宰。这问题辩论得非常利害。后来更正教中在翻译圣经上也曾经发生同样的讨论，有主张用神字代替上帝的。直到现在有些圣经封面上还是注出“神”或“上帝”字样，表明这书里把God译作“神”字的或译作“上帝”，不过没有像天主教当时那样的严重罢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祭祖敬孔是否有罪？基督徒是否绝对不能参加？在这种礼节中是否含有宗教的意味？或者传教士虽认为有罪，而基督徒仍可以凭良心的裁断？因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民众习惯，一旦欲完全把它排斥，势必在传教工作上将受莫大的阻力；一般人将以基督教为破坏中国的家族主义与国家观念了。利玛窦对于这个问题，曾经采取一种折衷办法，以为基督徒认这不过是一种礼节，表示敬仰与孝思而已，不妨任他奉行，这原是一种不得已的从权办法。但当时已有耶稣会士加以反对，像龙华民等，曾经禁止祭祖拜孔，以为这与佛道诸宗的拜偶像无异，大有背于天主教教义的。

    第三，关于一部分零碎问题，如：民间出会迎神等举动，基督徒应不应输钱与参加？或者一个基督徒，他的祖宗是非基督徒，是不是适用基督教的仪式？或者牧师为妇人施行洗礼，能否免去那些在中国习惯上所认为不甚合适的礼节？这一些小问题，是与上述问题有连带的关系，是附属的，而不是主要的。所以成为这次论争中的中心问题的，还是第一第二两点。教会在17世纪外来的压迫，既然减少，而内部便起了争论。结果，从两派不同的意见，变为派别间的嫉妒，更影响到国际方面。不但在远东的传教士，都参与两方面的阵线，即欧洲教会亦因此而有剧烈的辩论。

    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大部分是拥护利玛窦的主张，而多明尼与方济各会人，大都站在反对的地位。1631年时有多明尼会士到福建传道，他看见耶稣会士容任祭祖敬孔的事，便大不以为然，就连合方济各派，把这个问题禀告到马尼剌（Manila菲律宾首邑）总主教，总主教又把这禀告送到罗马教皇迂尔朋第八，这是1635年的事。一方面由教皇派员调查，而一方面耶稣会士向教皇辩诉，到1638年，遂由总主教撤回其诉状。

    多明尼会士有名黎玉范（Morales）的，从1633年来到中国，1637年被迫离开中国。他对耶稣会开始就反对。到了欧洲以后，在1643年，把这情形告诉宣教会，提出十七条问题对耶稣会攻击。内中有几条比较重要的，如：

    传教士在给妇女施洗时，是不是可以取消涂油礼？

    是不是可以准许中国人出百分之三十的利息，靠放债过活的人做基督徒？既做基督徒后，是否仍旧可以继续这种职业？

    基督徒是否可以捐钱给迎神赛会等迷信事情？

    国家举行祭祀时，基督徒是否可以参加此种仪式？

    基督徒可否参加祀孔典礼或其他葬礼？

    基督徒是否可称孔子为神？

    在礼拜堂可否置“万岁”一类的碑文或匾额？

    经宣教会讨论的结果，并呈请教皇依诺增爵第七的同意，于1645年9月12日发表一道禁止的命令。在这命令中声明此项禁止，在未有别项决议前，须暂时遵守。而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对于这决议，自然非常惊奇，决定向当局陈述他们这方面的意见。于是在1651年派了一代表，就是卫匡国（Martini）神甫到罗马去解释。他们认为马拉来斯对于他们的制度，不曾有正确的了解。迨1654年卫氏到了罗马，把耶稣会一方面的陈述送交“异教徒裁判所”，经过相当的考虑，由教皇亚历山大第七裁定，准许耶稣会照他们的意见去做，让基督徒自己决定这范围内的事，无论含有迷信的礼节与丧礼等事，只要不妨害他们根本的信仰，均可自由参加。这是1656年的命令，表面上好像与1645年的命令冲突的，实际上都是一种暂时性质，并没有绝对肯定的话。多明尼会对于第一次命令，本来已经不很满意，马拉来斯曾经提出了责问。这时候马氏已去世，同会就有鲍郎高（Palanco）继马氏而起，向教廷询问：是否取消1645年的法令？等到1669年教皇格来孟第九答覆他一道公文，说两个法令，在依照环境情形下都当遵守，这似乎是使耶稣会得了点胜利。

    当第二次教难发生，各省教士都被禁押在广州，包括耶稣会、多明尼会、方济各会人员，其间以耶稣会人数为最多，这是一个很好的合作机会。他们用了四十天工夫，充分讨论着教会各方面的问题，共同议决了四十二个问题，中间有一条“当遵守1656年法令”。当议决时，与议诸教士一一签押遵守。而多明尼会有名那槐莱脱（Navarette）的不能同意，潜逃至澳门，又乘船回到欧洲。他在欧洲发表了些著作，大大地攻击耶稣会，所以当时的耶稣会不但天主教中攻击他，就是欧洲的更正教也攻击他。不过在中国的情形却两样，所有的方济各会奥斯定会人大都附和着耶稣会，即站在反对地位的多明尼会中，也有替利玛窦当时的境地而辩护的。只有那位福建主教名叫颜珰（Maigrot），他是大不满意于耶稣会的制度，也有些耶稣会中的法国人，与颜珰表同情。那位颜珰主教曾经公布了一条命令，禁止应用耶稣会制度，不许称天主为天或上帝也不准在礼拜堂里悬挂写，“青天”字样的匾额，以为1656年教皇的法令，在良心上没有遵守的责任，指斥卫匡国所呈诉的理由毫无根据，所以绝对不允许教友可以自由祀孔与祭祖。因为若不把这些异端从礼拜堂中除掉，便不能使教友们专心崇拜上帝。传教士更不能把基督的道理去牵合中国古书里的教训一，应当注意到基督教所称的God，乃是个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他为了要实行这道命令的缘故，用断然的手段开除了两个耶稣会信徒，于是激起了耶稣会会众的反响，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他因此派了两位教士，名叫管末南尔（Guemener）与雅尔马（Charmot），到欧洲去把这问题请求教皇依诺增爵第十二重新审查。1697年教皇把原案交付“异教徒裁判所”研究。这问题又变成了宗教界极有兴趣的辩论一，时出版许多辩论的书籍。有一位更正教的哲学家名叫莱伯尼志（Leibniz），也替耶稣会著了一篇辩护书。直到1700年巴黎大学神学系教授发表宣言，不赞成耶稣会的主张，并且批评耶稣会方面的书籍，才转移了一般人的目光。

    这问题既在欧洲闹得满城风雨，教廷便组织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委员会中，没有耶稣会、多明尼会人参与其间，以期有公允的解决。而此时在中国的耶稣会士，适有把“祭祖与祀孔是否含有宗教性质”的问题去请问康熙皇帝，康熙皇帝便于1700年11月30日正式宣言，说中国的祭祖祀孔，不过是一种崇敬的礼节，纪念其过去的善行，并没有宗教性质。然在反对耶稣会的人，更得了一种借口，说关于教会的事，不请求教廷解决，反而去请求教外皇帝决定，实在不当。这实足以挑起教皇对耶稣会的恶感。到1704年“异教徒裁判所”印成一件公文，得教皇格来孟第十一（Clement XI）的批准，于11月20日公布，其条文有：

    禁止以“天或上帝”称天主。

    禁止礼拜堂里悬挂有“青天”字样的匾额。

    禁止基督徒祀孔与祭祖。

    禁止牌位上有灵魂等字样。

    教廷因欲推行这公文，第恐发生什么不良的影响，就决定派一个特别代表，来调停东方的争端。因为当时在印度马拉巴（Malaber）也有同样的事件发生，所以这个代表，必须要精敏强干，不但要使教士和当地教徒满意，并且希望中国能谅解到教皇的法令。负着这样重大使令的人选，一时很难获得，最后乃决定派多罗（Charles Maillard de Tournon）主教带着这道法令到中国来。先到了印度，预备在那里解决马拉巴的争执，结果，给葡萄牙主教与耶稣会人反对，没有什么效能。乃在1705年4月到了广州，12月4日到了北京。耶稣会里的葡萄牙人，对于他的委任，根本起了怀疑，因为那些传教士费了一生的精力在中国做工，建造起许多房子，现在被一个年青的并不懂得中国情形的人来辖制，当然不能表示十分的服从。康熙帝起初很以优礼相待，后来这位青年的代表，与皇帝的观念站在反对的地位，对于康熙前此所发出的谕旨，不能略为迁就，使康熙大大地不悦，乃下逐客令，命其速离京师。多罗不得已离开北京，到达南京。于是康熙帝便在1706年12月间发出一道上谕，说明凡传教士非领得朝廷准予传教的印票，及许可服从中国的礼仪的，不准在中国传教。

    多罗主教听到了这个命令，他想到自己所负的使命，便在南京宣布的教皇的命令，并且加上自己的解释，谴责那些用上帝和天的称呼与那些牌位表示阴灵的。并且说凡违反这种禁令的，必须赶出教会；这显然与康熙皇帝反对了。因此，有些法国教士，因为不服从康熙帝的命令，被驱逐出境。惟有多数的奥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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