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的奥斯定和耶稣会人，接受皇帝的话；不过他们很希望将来去请求教皇，修改多罗的宣言。康熙帝因为多罗的反抗，就把他送到澳门看管起来，一面由耶稣会的提议选派两教士到罗马去申说，希望对于多罗在南京的宣言与1704年的法令有所变更。多罗既监禁在澳门，澳门的主教对于他也发生了反抗，但是多罗仍旧行使他代表的职权，赶出几个教士，声明凡未得代表的允许，都不能在中国传教，也不许澳门的学院与修道院容纳，于是事情闹得更利害了。结果，在澳门的葡国官员，也起来反对多罗。不过罗马教皇却嘉许他的忠心，升他为红衣主教，可惜这升职的公文还没有到达之前，他已经在澳门去世了。

    多罗在南京所发表的宣言和耶稣会的请求，到了罗马，不但没有被教皇接受，反而重行申明南京宣言与1704年的法令是同样的效力。方济各会教士把这篇申明公布在北京的礼拜堂里，耶稣会人因此就感到极大的不安。罗马教廷预备更有力的举动，教皇格来孟十一又颁布了一道正式的谕旨，重新述说前此的禁令，必须绝对遵守，否则将受逐出教会的处罚。凡传教士必须宣誓服从。不过对于一切纯粹属于政治范围而不含迷信的礼节，许予容纳；若有一个新礼节产生时，不能决定它是否属于迷信的，须送教皇审查后实行。这一道严厉的教谕，教士们都不敢把它公布在教堂里，等到主教在教堂里宣读出来，就被康熙帝捉去监禁。耶稣会因此仍得继续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教廷方面不得不再派一个比较重要的人到中国来，调解这极端的争执，于是选派了一位主教名嘉乐（Mezzabarba）做代表，于1719年离开罗马，第二年9月到了澳门。这次葡萄牙人却很优礼的接待他。12月间到了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对他非常冷淡，因为过去的争执，本来很不高兴，及至看见教皇的公文，更加觉得生气，就在公文上批着这样的话：“欧洲人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耶稣会人很为这事担忧，因为这样下去，恐怕要毁坏了过去的工作，所以他们请求嘉乐主教不要把教皇的谕旨宣布。但是不能得他的允许，仍旧宣布出来，不过在教谕的下面，加上几条变通的办法：基督徒可以有牌位；也可以允许基督徒不迷信的拜祖宗；为守礼节而祭孔也可以；用香烛食物陈设在牌位前面，在棺材前叩头，葬礼中用香烛等等，皆可以权宜从事。这是一种对中国皇帝的让步，但是康熙皇帝仍不满意，所以与皇帝间不能有较进步的感情，不得已只好离开北京预备回欧洲去。在还没有离开之前，他写了八条宽免的办法给教会，与前述的变通办法差不多，用来作一般传教士工作上的指导，但不许把它译成中文或满文。这办法不但在拥护教皇方面的人并不看重，耶稣会人亦不守他的嘱咐，仍旧把它译成了中文。那时他已带了多罗的尸骨回罗马去了。这位嘉乐主教，比较其他的人果然圆通得多，但在这复杂的情形下，却仍没有带什么平安给中国的基督徒。

    当嘉乐主教回罗马报告教皇之后，教皇便发了一个命令给耶稣会，责备他们不能领导教友服从教令，即是对教皇的不忠，因为不服从教令就得处罚。恰巧这时候换了几个教皇，所以暂时搁置。直到1742年本笃十四（Benedict XIV）乃旧事重提，发了一道命令，取消嘉乐主教所自定的八条允许，维持格来孟十一的禁令，声明凡不服从这法令的，必须回欧洲处罚。这个强硬的法令，却暂时压住了长期的争执，虽然有不表赞成的人，却也无可如何，只好默尔而息。

    继承康熙之后的雍正，他本不很赞成基督教，所以更固执着康熙的主张。恰巧那时候又另外产生一种争端，即有些基督徒在父母去世时，把父母的姓名职衔写在一块白缎上，让教外人叩拜，在福建有些教士并不加以禁阻。北京主教觉得这是违反1742年的教令的，便通令各教堂，说明向死人叩拜是有罪的。不意这命令在各教堂发表的时候，引起了一种骚动，甚至有人大叫说：“叩头是不是迷信？”主教便选定了这个题目讲道，希望借以安定教友，却不料反而增加了纷扰。因为有些官家或贵族的基督徒，不能容忍这种限制，又回复到反抗的态度，争端又复活了。教皇鉴于这种纷争长此不已，实非教会之福，便毅然的1775年把耶稣会解散。这可见教廷当局宁可牺牲在中国的已往工作，不愿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丝毫妥协，这种守正不阿不肯枉尺直寻的精神，实在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我们看看这故事的经过情形，并不能叫我们欢喜，因为我们看见里面有许多妒忌、攻击、仗势等等不良的因素，实在违反基督教到中国来的精神。所以有以为这种争执，实在是自己毁坏了传教工作，若是没有这次争执，若是不因争执而触怒了中国的皇帝，18或19世纪的中国，或者可以变成天主教的国家。康熙对于教士，本来有很好的感情，为了与教皇发生意见，就一反从前的态度。本来因为皇帝的倾向，使那些反对教会的人，不敢有什么动作，等到皇帝的态度一变，这种反对的势力，也就渐渐的活动起来，造成了反教的风潮，这全是由于这次争端所招来的恶果。但依我看来，这批评实在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基督教为求推行上的便利，对于社会风俗的迁就，在有限制的条件下，并非绝对的不可能，然而因此将影响到基督教的精神，不能不予以纠正。利玛窦的主张，本有他的苦衷，但后来的耶稣会士变本加厉，一味迁就，反而失去了自己的立场，宜乎有人要起来反对。不过这种反对或拥护的方式，有点不智，以致影响到整个的大局，果然可惜。但是要说没有这些争执，教会便会达到怎样的程度，而且不会引起反教的风潮，这却不可以认为定论的。相反的，教会若然单靠着某一种势力，他的后患必定更大，因为某种势力有失掉的时候，那时，反动的力量更厉害。所以有人以为康熙本来有做基督徒的可能，只因这一次争执阻挡了他。要知道康熙做不做基督徒，于教会原无关系，正如上面所说的道理，反而于教会无益而有损的。

    现在言归正传，要连带的说到康熙以后的教难，虽然不能说完全由于这次争论的结果，但多少也有几分关系，应当在这里叙述一二。

    自前次沈?、杨光先之难平息以后，靠着康熙帝的保护，有五六十年的安宁。现在因礼仪之争激恼了康熙，使康熙改变以前的态度，从此历雍正、乾隆、嘉庆以至道光，又遭遇着不少的困难。第一件惨案，要算苏努全家的蒙难。苏努为雍正的从兄弟，说他有帮助允禩（康熙第八子）谋立之嫌，便因此获罪。原来康熙有二十三子，末年诸皇子皆谋继帝位，各树党派，互相倾害。四皇子胤祯以诈术取得帝位，是为雍正，借故治诸弟以罪。苏努全家也被牵连在内。苏努之子苏尔金、书尔陈、勒什亨、乌尔陈、木耳陈等均先后受洗进教，至是勒什亨、乌尔陈均随允禟、允禩充军西宁，葡籍耶稣会士穆经远（Mouras）神甫素为允禩所敬爱，邀与同往。勒什亨、乌尔陈既到西宁，不特专务灵修，亦且热心传道。据耶稣会士巴多明（Parrenin）致书同会函中有云：“川陕总督年羹尧递折控类思（勒什亨）、若瑟（乌尔陈）同入天主教，并捐资建教堂，又与教士穆经远相善。”雍正大怒，立召二人回京收押，允禩与穆经远神甫亦因此得罪。并且祸及苏努，发往右卫充军，除长子及妻皆病死途中外，自己亦病殁。朝臣中之希旨者，又一再告揭，苏努被削除宗籍，又遭戮尸，其子孙分禁各省，备受酷刑，三四年间相继死亡。据巴函所述，苏努一家致死的原因，纯为信教之故。当时右卫将军曾迫令出教，而其子孙等皆众口一词，宁死不愿背教。是可知信教实为他们致死原因之一。穆神甫本为雍正所恶，又诬以兴起革命，为允禩党援，乃至入狱。葡国遣使来中国营救，雍正不待葡使之至，先令人毒杀之。

    先是，闽、浙总督满宝深知雍正疾恶教会，适福安有建筑教堂事，乃出示禁止，并将传教士驱逐出境，以禁绝天主教事奏闻皇帝。雍正元年十二月有“远夷住居各省，已历有年所，今令其迁移，可给限半年，委官照看”的上谕。各省官吏得此禁教之令，遂迎合上意，大肆仇教手段：教士五十多人，悉遭驱逐，甚至百般凌虐。浙江总督李卫奏毁杭州天主教改为天后宫，福建巡抚刘世明请禁人民习天主教，两广总督把居留广州之教士逐至澳门，广州教堂被毁，教友蒙难，各处教堂有改为公廨或书院或庙宇的，南京教堂住宅均变为积谷仓，上海天主堂改为关帝庙，不数年间，全国教堂尽遭废毁；惟在京教士二十余人，以服务钦天监之故，得安然居留。这时全国三十万信徒，因教士被逐，乃至如羊无牧，困苦可知。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其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乾隆赋性懦弱，常被左右包围，故教难更形严重。福建多明尼会桑（Sanz）主教等竟为巡抚所杀。桑主教西班牙人，雍正时既被放逐至澳门，1738年乃潜回福建至福安县行坚振礼，与同会费（Alcober）、德（Serrano）、华（Royo）、施（Diaz）四神甫相会于某村，为奸人告发，被捕解省。巡抚周学健素恶天主教，乃请旨正法，桑主教及四神甫竟先后被杀。

    次年在苏州有同样事件，多明尼会葡人黄安多（Henriquez）与意人汉方济（Athemis）二神甫，以“洋人散布邪说，煽惑良民”之罪，绞死于苏州。教友被牵连者甚多，唐德光死于狱中，汪斐理出狱即死。

    自福建、苏州之事发生后，各省皆起而仇教，南京有神甫被囚，已定绞罪，后蒙释解澳门。北京发生谣言，说教友用邪术剪人发辫，被剪数日即死，影响及于湖北，在谷城县被捕教友有一百五十人之多。四川刘神甫因而被拘押有八年之久。各处皆搜捕教士，虐待教友，于是四川冯主教与李、吴、彭三神甫，山西马吉主教，陕川高主教，山东四神甫，江西二神甫，广西一神甫，湖广二神父，以及其他教友神甫，均被押解至京，经部臣审问，将中国神甫七人，与教友十一人，刺字于额，充军伊犁，另有教友三四十人枷号示众，西洋教士一律从宽开释。嘉庆朝也有中国教士教友被难丧命之事。这时西教士除在京师有职务关系的，有钦天监监正戴进贤（Kogler）、监副徐懋德（Pereira），继戴进贤的有刘松龄（Hallerstein）、鲍友管（Crogeisl）、高慎思（d'Eespinha）、索德超（d'Almeida）等。其他有郎世宁（Castiglione）在内廷绘画，林济谷（Stadlin）为表匠，罗怀忠（daCosta）为药师，安泰（Rousset）为御医。彼等仍得居留，故北京教务，仍有相当进展。其他各处，西教士均难立足，皆由中国神甫主持，在这样艰险的情形下，继续进行工作。此不绝如缕的教会，直至鸦片战争以后，方得重见光明，而另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