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第二次教难前后

    基督教所遭遇的第二次教难，就是1659至1665年间杨光先所兴起的历狱，离开第一次南京教难大约五十年。其起因也有一部分相同，就是以为西士治历，破坏中国成法；在沈?第一疏中也有这条理由，不过这一次却完全为了关于治历上所生的愤恨而起。杨光先是安徽歙县人，在明朝为新安卫官生，以参劾大学士温体仁、给事中陈启新而得名。他鉴于汤若望做钦天监监正，用西洋法来修中国历，在历书上写着“依西洋新法”字样，认为是暗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变成使中国奉西洋正朔了。所以在顺治十七年十二月初三日上了一个奏章，参劾汤若望非中国圣人之教，未准。说者皆以为杨氏是回教人，监正一职向为回人充任，中国历算向采回回历法，今为西洋人所夺，因生嫉妒，想把西洋人推翻。最近陈援庵先生谓此未必可靠。杨氏是否是回教人？在中国书中没有根据，这话很有理由。所以杨氏反对西洋人修历，不过借题发挥，是完全出发于排外思想，与前述《破邪集》等人的立场差不多。看他后来参劾汤若望等的三大罪状：（一）潜谋造反，（二）邪说惑众，（三）历法荒谬，还是注重于一二两点。

    因为顺治帝于汤若望等教士甚为宠眷，杨氏的参劾当然不生效力。他只好改变方针，从事于运动权贵，乞灵于文字，来潜植势力。于是著成《辟邪论》上下两篇，印刷五千份，广为散布。上篇是驳斥李祖白所著《天学传概》一书。（李祖白是天主教教徒，任官于钦天监的）以为依照天主教说，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父子。他更说：

    若望借历法以藏身金门，而棋布邪教之党羽于大清十三省要害之地，其意欲何为乎？……大清因明之待西洋如此，习以为常，不察伏戎于莽，万一窃发，百余年后，将有知予言之不得已者。

    这是他最大的理由，意思就是以邪说惑众、潜谋造反为教士们的罪状。下篇是驳斥耶稣即天主之意，以为荒谬无稽。按《天学传概》一书，本为利类思（Buglio）神甫所著，李祖白、许之渐各作序文弁首，而《辟邪论》误以为李祖白所著。而天主教历史中，则谓利类思作此书为对《辟邪论》逐条辨明。说：“杨光先见之，又作一书，名《不得已》，较《辟邪论》诬枉尤甚。”在《不得已》中说，天地万物，系阴阳二气所凝成，没有什么主宰的创造。以亚当为人类元祖，把中国人都变成西洋人的子孙了。并且西洋人来中国传教，无非要谋我中国。又说：澳门屯兵不少，汤若望实在是个头脑，不可以不防备他。利类思乃作《不得已辨》以辟其诬。杨书流传既广，影响甚大。不但朝野人士有因而相信他的，即向来与教士们表同情的人，虽明知其言不实，也不敢得罪权贵，没有仗义执言的人。恰值顺治去世，教士们失了有力的保护；康熙年龄甚小，政权都操在辅政大臣手里。当时辅政大臣鳌拜，本来不喜教士，现在又惑于杨光先的话，便有机会可乘。杨光先上了一个奏章，说汤若望等将潜谋造反，于是便掀起大狱，把汤若望逮捕，发交礼部审问，这是康熙三年八月间事。汤若望这时年已七十有三岁。适患痿痺之症，口舌结塞，由南怀仁（Verbiest）在旁，代为申说，审问图谋不轨事，毫无证据。从此每日提审在京的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安文思（Magalhens）四神甫，一连审了十二堂。及至十月间，传出谕旨，提审四神甫及奉教职官李祖白、潘尽孝等尽行收监。南怀仁等皆琅铛入狱，惟汤若望监押礼部。过了两月，判定汤若望邪说惑人，革职监候绞，其余有职的革职充军。便将汤若望移押刑部大狱，这狱本为大盗著匪拘押之所，而汤若望以老年受此酷刑，痛苦已极。杨光先意犹未足，再三上书，说西洋历法种种不善，举数年前顺治幼子荣亲王之死，钦天监所选殡葬时刻大为不吉，以致累及顺治之丧。辅政大臣以此为情节重大，命六部九卿会勘。廷臣们已惑于杨光先先入为主之言，以为汤若望罪同弑逆，应得肢解之刑，其余如李祖白等七人，罪应斩决。乃于康熙四年四月初一日大会朝臣二百余人，公同定案，不意案方议定，地忽大震，朝臣莫不惊惶散出，相顾失色；及至重复入堂坐定，地又大震，屋宇摇荡，墙壁倾倒。大家以为上天示警，应减轻罪名，以回天意，次日，便将南怀仁等三神甫释出；汤若望肢解之刑，改为监候斩。接着又一连地震三日，人皆露宿，惴惴不安。该辅政大臣以此案呈请太皇太后定夺，而太皇太后览奏不悦，掷折于地，严责诸辅政大臣，对他们说：“汤若望向为先帝所信任，礼待极隆，尔等欲置之死地，毋乃太过。”遂命速即开释，惟李祖白等以荣亲王事应当斩决。于是汤若望得蒙开释，而李祖白、宋可成、宋发、朱光显、刘有泰五人，均被冤杀。其他奉教大员，如御史许之渐、臬台许缵曾、抚台佟国器，均遭革职。

    汤若望蒙赦以后，即归宣武门内天主堂（即南堂），而杨光先既得胜利，便做了钦天监监正，同时，把南堂夺为自己的住宅，汤若望迁到东堂与南怀仁等同住，到第二年汤若望即因病去世，时年七十五岁，在中国为道工作，已有四十四年。

    当京中这件案子闹得利害的时候，各省督抚也奉旨拘拿西洋教士，解京审办；并禁止天主教的传习，堂宇查封，经像焚毁。然而各地方长官，很有许多同情于教士们的，不忍加以拘拿，如江苏、福建、湖广等省，都很优待教士，到期派兵护送进京。松江知府，甚至为潘国光（Brancati）神甫设筵饯行，南京刘迪我（Le Farre）神甫，亦蒙官厅优待。惟在山西、陕西、山东、江西等省，教士却备受凌虐。山西金尼阁（Trigault）、陕西李方西（Ferrariis）以及山东汪儒望、江西聂伯多（Caneveri）、浙江洪度贞（Augeri）等，均被锁押，教友亦遭苦刑，甚至有因而丧命的。各省解京神甫，共计三十人，内有耶稣会二十五人，多明尼会四人，方济各会一人。五月间先后到京，即有一人弃世。诸神甫大半皆年齿高迈，须眉皓白；他们在中国有已历四十余年的，却从来没有会面的机会，如今反可以会聚东堂，未始非窘难中的乐事。这样居留了两个月，方奉旨定断：除南怀仁等四教士仍得留居京师外，其余俱遣发广东交该省总督看管。于是有二十五位神甫，均圈禁广州老城耶稣会堂之内，不准出城，不准传教，幸有奉教绅士李百铭为之照管。这时各省教务，端赖中国神甫罗文藻所照料，北省有教友许谦往来行教，教务得以维持。

    教会这一回所遭迫难，正有如暴风骤雨，阴霾蔽日，至此方风停雨止，不久，便光明复现。因康熙帝年事稍长，临朝亲政，两宫皇太后曾屡称汤若望为人，与其所推算历法之善，向为先帝所信任，二十年并无过犯，今遭谗人陷害，深为可惜。康熙知道其间委曲，乃欲考其真相。其时杨光先既为钦天监监正，然对于天文学识实无所知。康熙五六七年日历，本为汤若望等所造就，故无问题，及所造康熙八年之历，乃有不少差误。康熙命近侍持以访问西士，经南怀仁等指出错谬多端。帝即于次日召南怀仁等入朝，时礼部尚书名布颜与钦天监人员咸在。侍臣乃宣读上谕：“历法关系国家要务，尔等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人为非，务当平心考察，谁是谁非，是者从之，非者改之，以成至善之法。”并将南怀仁在杨光先历上指出的错误，亦朗诵一遍，问杨光先何以自解？杨乃大恚，愤然与辩，而教士们却和颜悦色，侃侃而谈。次日又大会朝臣，命南怀仁、杨光先测验日影，法立直木于平地，预测正午日影所至，而南怀仁推算不差分毫。又命测星象，亦悉如南怀仁所预言，而杨光先与钦天监监副吴明烜竟茫然不知。诸大臣乃以试验经过报告皇帝。杨光先知事不妙，深恐南怀仁进用，将于己不利，即上一奏章，言“中国乃尧、舜之历，安有去尧、舜之圣君而采用天主教历？且中国以百刻推算，西历以九十六推算，若用西洋历，必至短促国祚，不利子孙。”他原想把这些耸人动闻的话打动皇帝，可以不用西洋历，却不料康熙早有平反前案之意，故意用这试验之法，使一般大臣明知其曲直优劣所在；而且杨光先这几句话更激起了反应，便斥为妄言，着即革职。署南怀仁为钦天监正。南怀仁固辞不受，惟愿布衣终身，在监效劳。

    当时学者，曾有对杨光先的批评，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四说：

    杨光先者，新安人，明末居京师，以劾陈启新，妄得敢言名，实市侩之魁也。康熙六年，疏言西洋历法之弊，遂发大难，逐钦天监监正加通政使汤若望，而夺其位。然光先实于历法毫无所解，所言皆舛谬。如谓戊申岁当闰十二月，寻觉其非，自行检举，时已颁行来岁历，至下诏停止闰月。光先寻事败，论大辟。光先刻一书曰《不得已》，自附于亚圣之辟异端，可谓无忌惮矣。

    阮元《畴人传》卷三十六亦有同样的批评：

    ……光先于步天之学，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败，宜哉！……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杂记数条，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条云：歙人言，光先南归，至山东暴卒，盖为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谈》则论大辟，其实光先盖论大辟免死归卒者也。

    王士祯说光先论大辟，固非事实，而阮元所举歙人言，为西人毒死，更不可信。盖西教士以道德劝世，决无此种仇恨阴险的举动。同书记钱大昕说：

    吾友戴东原，尝言欧罗巴人，以重价购《不得已》而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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