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南京教难的始末

    佛教历史上言佛教在中国遭遇的教难，共有四次，即所谓“三武一宗”之厄。而基督教在中国所遭到的教难，也有四次：第一次为1616年的南京教案，是由南京礼部侍郎沈?所主动的；第二次为1659年的钦天监教案，是由北京钦天监杨光先所主动的；第三次则为1900年的义和团之役，是由刚毅、毓贤等所主动的；第四次则为1922年的非教同盟，是由学生们主动的。前三者出发于排外思想，演成流血惨剧；后者出发于科学思想，旨在破除迷信。兹为便于叙述起见，依时代的先后，述说于后。

    查基督教自输入中国以来，所遭受的教难，固不是1616年才有的。一般传教士受着当地人民的排击，甚至为众殴辱或捣毁寓所，时有所闻。亦有为官厅拘捕、囚禁或驱逐出境，尤属不一而足。单从明朝讲，据曾德昭（Alvare de Semedo）神甫的调查说：

    传教师等所经危难之多，几出人意想之外。我曾调查南京仇教以前教案之数，共有五十四案。要以传教初年发生于广东者为多。

    不过这些教案，大概属于地方事件，由于少数捕风捉影的流言而起，一经说明，即告平息。教士们原本耶稣牺牲精神，固求息事宁人，惟不欲使事端扩大，缔结恶感，虽曾受物质损失，身体痛苦，亦惟抱“犯而不校”精神，泰然处之而已。但是后来往往有因一教士之牺牲，造成国际上不良结果的，实非教会本意，乃出于政治力量的借端扩张，教会本身亦属无可如何的。不过教会既来自西方，负主持和宣传之责的，又为欧洲人士，习惯不同，种族不同，在禀有数千年特殊优越文化的中华民族眼中，自难免有扞格歧视之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是中国儒者几千年来传统的态度。所以历来用文字来攻击基督教的，不一而足，最有力量的，莫如黄贞的《不忍不言》、《破邪集》、《请辟天主教书》，以及王朝式的《罪言》，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再征》，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许大受的《圣朝佐辟》，李生光的《儒教正》，陈侯光的《辩学刍言》等等。黄贞是一个儒家而信佛的，他自称为天香居士、白衣弟子，他的非教理由，以佛教为立场，他说：

    佛道至高，以摄九十六外道之法摄之，免其惑世诬民，毋以十字刑枷，置祖宗神祇之上。

    他上书给他的老师颜茂猷举天主教的可患可愤者五条，请他著论辟之。在他的《破邪集》中，收罗了许多非教的文章，如：张广湉的《证妄后说》，中间有“西人诬妄先师”的话；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中间有“诪张为幻，左道惑人”的话；还有个和尚叫普润的《诛左集缘起》，中间有“斩祖先之祀，乱秉彝之伦，于是集缁素之文，以诛左道”的话；因为他也收集了许多文章，编成《诛左集》，原欲鼓起佛教徒的联合阵线，向基督教进攻，所以引出许多和尚的作品，除普润自己的作品外，有：密云的《辨天三说》，袾宏的《天说》，圆悟的《辩天说》，通容的《原道辟邪说》，如纯的《天学初辟》等等。总他们这些文字的大意，大概以破坏中国伦常为骨干，以阴谋不轨为罪状，所以会引起许多同情的人。但是这些攻击，还不过是笔墨上的空论，不足以影响到基督教的进行；信仰或赞同基督教的，还是大有其人，像叶向高、李卓吾、李日华、池显方、沈光裕等名相学者，往往见之于诗文。叶向高《赠西国诸子诗》，盛称其教理的宏深，中有：

    拘儒徒管窥，达观自一视，我亦与之游，泠然得深旨。

    沈光裕听汤若望讲经，赋诗志感。又有钱路加的《赠汤道未先生》长诗，与赵怀王的《游天主堂即事》长诗，皆赞羡教士的道德与教道的精微。

    从反对而见之于行动的，首有1616年的南京仇教案。这时距利玛窦之死，只有六年。当利氏在世之时，深得朝廷欢心，鉴于教会势力的日愈扩大，反对的人虽怀仇恨，奈无可乘机会。至是则认为领袖既逝，教会瓦解，不难一网打尽。于是有沈?的奏参，引起大狱。沈?是浙江吴兴人，以礼部侍郎署南京礼部尚书之职，据说他与基督教徒有宿怨，这时又受了和尚的贿，决意要驱逐传教士，所以在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八日及十二月连上三张奏疏，参劾教士，他的奏参标题，是说：“远夷阑入都门，暗伤王化。”他所说的王化，就是儒教文化。从他所说的“职闻帝王之御世也，本儒术以定纪纲，持纪纲以明赏罚，使民日改恶劝善，而不为异物所迁焉”，就可以知道他是以儒教为立场而加以排斥的。所举出的重要理由：一为治历问题，一为祭祖问题。他这样说：

    从来治历，必本于言天。言天者必有定体，《尧典》敬授人时，始于寅宾寅饯……月之晦朔弦望，视日之远近，而星之东南西北，与日之短永中相应。《舜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解之者以天体之运有恒，而七政运行于天，有迟有速，有顺有逆，犹人君之有政事也。则未闻有七政而可各自为一天者。今彼夷立说，乃曰七政行度不同，各自为一天……其为诞妄不经，惑世诬民甚矣。

    这样驳斥教士们治历之谬，还是从学识方面加以攻击，欲推翻朝廷对教士治历的信任。当然的，以《尚书·尧典、舜典》为根据；现在看来，是毫无学理上的价值的。至对于祭祀祖宗问题，当时很可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意，因为中国几千年祭祖的习惯，认为是儒家教孝的要道，一般反对基督教的理论中，都以这点为重要理由。所以他的奏疏中有：

    臣又闻其诳惑小民，辄曰，祖宗不必祭祀……今彼直劝人不祭祀祖先，是教之不孝也。由前言之，是率天下而无君臣，由后言之，是率天下而无父子。何物丑类，造此矫诬！盖儒术之大贼，圣世所必诛……

    在他看来，这种破坏中国儒家文化的大罪状，是决不可以容忍的。但这理由是尚不足定教士之罪，所以他又举出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他们有图谋不轨之意，在第一疏中，还说得比较隐约，只说：

    闻其广有资财，量人而与，是以贪愚之徒，有所利而信之，此其心怀叵测……

    现今两京各省有几处屯聚，既称去中国八万里，其资财源源而来，是何人为之津送。

    彼又引历史故事，以证天主教之施与，实为收买人心，若不早为之防，恐贻将来莫大之祸。这一层最易耸动朝廷，然而疏上之后，毫无影响。只是因为他的奏疏中有“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等话，便引出徐光启的答辩，在七月间亦上了一张《辨学章疏》，开端即说：

    臣见邸报，南京礼部参西洋陪臣庞迪我等，内言其说浸淫人心，即士君子亦有信向之者。一云妄为星官之言，士人亦堕其云雾。曰士君子，曰士人，部臣恐根株连及，略不指名。然廷臣之中，……信向之者臣也，与言星官者臣也，诸陪臣果应得罪，臣岂敢幸部臣之不言以苟免乎！

    他这样勇敢地承认自己是基督教信徒，并且证明这些教士都是有德有学的人，他们到中国来无非是劝人为善，绝无阴谋。进一层说到他们所传之道，不但高出佛、道二教，而且与儒教道德相符合，希望朝廷能本容纳佛回之例，容纳他们。末则举试验之法三，处置之法三，以断其是非。所谓试验之法：一将该教经典译出，是否是邪说左道。二召集有名僧道，互相辩驳，定其是非。三将该教已译诸书及其教中大意，略述成书，以供参证。所谓处置之法：一供其费用，不必收取外国捐款。二令本地人士联保具结，以察其有无不端行为。三调查信教者有无过犯。这张奏章，得到御批“知道了”三字，把沈?的奏章搁了起来。但是沈?怎肯从此干休，一方面他便逮捕信教的华人，一方面又上第二疏，再从“阴谋不轨”的一层，说得格外恳切。说道：

    裔夷窥伺，潜住两京，则国家之隐忧当杜也。

    所举理由，一曰：“丰肃神奸，公然潜住正阳门里，洪武冈之西，起盖无梁殿。”二曰：“城内住房既据洪武冈王地，而城外又有花园一所，正在孝陵卫之前，狡夷伏藏于此，意欲何为？”三曰：“从其教者，每人与银三两，尽写其家人口生年月日，云有咒术，后有呼召，不约而至。”四曰：“每月日朔望外，又有房虚星昴四日为会期，每会少则五十人，多则二百人。”尤有一要点，说：“七月初才有邸报，而彼夷即于七月初旬具揭，及二十一日已有番书订寄揭稿在王丰肃处矣。横弄线索于其间，神速若此，又将何为乎？”这明明把反叛的罪名，加在教士身上，所以说“一朝窃发患岂及图，”，请求朝廷速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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