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利玛窦与其他教士

    开创第三期中国基督教事工的，当然要算到利玛窦，在他以前许多冒险而努力的人，都不过是他的开路先锋。前人种，后人收，前人之功固不可没，而利氏苦心孤诣，亦足以垂万世而不朽。其生平事迹，见之于一般记述者甚多，兹且据艾儒略《大西利先生行迹》略述如次：

    利玛窦，字西泰，（明代天主教士，依照中国习惯，往往于姓名之外，特题字号。）生于1552年意大利马知拉打（Macerata）地方。这一年便是沙勿略去世的一年。他的父亲，曾经做过高官，也希望他的儿子能步其后尘，所以叫他到罗马京城去肄习法政。但在他年十九的时候，有志修道，不愿婚娶，屏除名利，入耶稣会，有传道四方之志。他把这意思写信告诉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极端反对，欲亲往罗马去劝阻他，正欲动身，忽然得病，病愈欲行，又病而回，这样有三次，乃幡然觉悟，以为这或是天主的意思，便写了一封回信给他，慰勉一番。他便在研究习文理科学识之外，进圣安德修道院研究神学，在院立志传道印度，于1577年附舟历数国辗转至印度。1580年受司铎之职，次年得范礼安之召，乃至澳门。这时澳门已经中国政府允许作葡萄牙人居留地，耶稣会士创立了会所一座，并且成立为主教区。利氏到了澳门之后，范礼安便命他学习华语，因为范氏鉴于前此诸教士工作的未获成效，乃由于不懂华语之故，于是命罗明坚、利玛窦等努力学习。后来，因为他们能操华语之故，获得总督嘉许，使耶稣会得由广州而入肇庆，立定了传道的基础。先是广东总督名叫陈瑞，起初到任的时候，便借口调查澳门葡侨之名，乃传令召澳门首领门多萨（Airoz Gonjaloj de Mendoja）及新近登岸的萨来约（Don Leonardo de Saa）主教到肇庆总督府质问，其实他别有用意。这消息传到澳门之后，一般侨商，咸为不安，恐怕有什么不幸的来临。不得已选派两个能说华语的人员代替前往，于是令检查官巴乃拉（Panela）代替门多萨，罗明坚代替萨主教，来到肇庆，向总督从容陈辞，并呈献所带布匹、丝绒、水晶镜等约值二千余元银两之物，总督遂变其傲慢态度，款待礼遇，留居府内十五天之久，又以罗明坚酷好文学，赠给他们许多中国书籍。罗明坚见时机可乘，便向总督请求驻所，以便留此学习中国文字，虽然未得允许，却彼此十分投契。此后罗明坚得几次谒见总督，在肇庆建立了根基。二年以后，罗明坚乃带了利玛窦（1583年）到肇庆谒见新任总督郭公。肇庆是当时广东省的省城，风景非常美丽。他们到了那里，首先谒见知府王公，按照中国习俗，行跪拜礼。知府对于这几位外来的朋友，十分殷勤。他们向知府唯一的要求，希望得到一块远离市廛的空地，可以为建筑教堂及寓所之用。知府立即派人带他们到西门外江边观看地方，离这里不远正在建筑一九层高的八角塔，他们觉得这地方非常合宜，乃在附近择定一角。罗明坚便回澳门计划建筑经费，利玛窦一人留在肇庆。因为他学习中国语还不过二年工夫，对于各种事务的处理，自感非常困难。官厅虽然允许他们建筑，而民众却异常反对，于是引起了骚动，谣言蜂起，几乎酿成大狱。幸亏那个知府加意保护，张贴告示，说明教士来华理由，经过六个月的口舌，风潮方始和缓。所建造的房屋，完全是欧式的，下层一共五间，中层暂作教堂的一间客厅，上层为教士们住室，前面有一个阳台，从远处看来，式样非常美观，而且与旁峙的九层高塔互相辉映。人民少见多怪，轰动全城。利氏因而常住肇庆。他本是长于数学及地理的研究，于是把一张世界地图放大尺寸，改绘成中国字的地图，将中国本部十五省绘在中央，虽然与事实不符，但却投合中国人自大的心理。他把这地图与浑天仪、天地球考、时晷、报时钟等物赠予当道，他们都觉得非常新奇，并佩服他们的学问而得一般学者的尊敬。罗明坚既然跟着卸任的总督到绍兴去了，利玛窦便独当一面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不但是用学问使人佩服，并且用道德去感召人，横逆之来，都能忍受。有一次，他的佣人捉住一个从后面墙上进来偷柴的人，他反而自己背了些柴送给他，说他是为了贫穷的缘故，不必和他计较，那个人觉得很惭愧。自然这样的事情便传布开来，他的名字也一天天受人称赞。他们在肇庆，差不多有十年光景，苦心学习中国语言，并且研究中国文字，对于中国的五经子史，都能明晓其意义，据此著书立说，发明教义。他欲实现保罗所说的“在什么样人中成什么人”的教训，他要“在中国成中国人”，于是他也像罗明坚一样在饭食起居仪节生活上都完全中国化，穿着和尚的服装，而改变欧洲的习惯。后来遇到瞿太素，才劝他改穿儒服，废除僧名。那时有因爱慕其学问，而来跟从他的，如钟铭仁、黄明沙等人。亦有因邪魔作祟而来请求祈祷的，于是在肇庆便有许多人信奉天主教了。到1589年一个新任总督叫刘节斋的，他羡慕利氏等的住宅，想要把他夺去，逼迫那些教士退到澳门，但却不愿居一恶名，所以仍旧叫教士回到肇庆，愿偿还其房价，利氏等力辞不受，只望在别一城中居住，总督遂指定韶州南华寺为其居所。韶州接近江西，传教工作遂因此向北推进一步。利氏既到韶州，便请在城河西首官地建造堂宇。鉴于前次的纠纷，不复用欧洲式，建成华式的住宅及礼拜堂各一所，时在1589年。在韶州遇到瞿太素。（按：太素乃文懿公常熟景淳长子，文懿公有数子曰汝夔，曰汝稷，曰汝说，后来殉国的瞿式耜是汝说的儿子，也是个热忱的基督徒，可见太素之接受基督教，影响于其后来的家庭。）他本来认识利氏于肇庆，适过韶州，谈论甚契，愿奉为师。本来他想从利氏学得仙丹，却不料所学的乃是宗教真理与数理几何等学问，历时不久，颇有心得，所以后来在1605年受洗入教了。利氏曾问太素有何祈求？太素答以行年四十三，尚未有子，能为我祈天主乎？是年，太素果生一子，名曰式穀。太素本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得其揄扬于缙绅之间，利氏之名遂大噪。

    利玛窦曾乘暇游南雄，遇见王玉沙在南雄做官，深为契合，遂得在南雄暂住，为若干人授洗。时同伴麦安东（Antoine d'Almeyde）、石方西（Francois de Petris）相继逝世，利氏遂感到孤单。适郭居静（LazarusCattaneo）至韶州（1594年），遂共商赴北京计划。次年跟随起复之大吏姓石的少司马同行，想借此以至北京。逾梅岭后，溯赣江而上，要经过十八滩，波涛险恶，所乘之船触滩沉没，全船之人皆落水，随行的青年名Jean Barradas者惨遭溺毙。利氏自己既没水中，不谙游泳，度无生望，忽手触一绳，乃得脱险。不意该大吏忽然变计，深恐携一外人入境而获咎，欲把利氏遣回广州，几经力请，始许带至南京，而该大吏本人则陆行北上了。既至南京，不为官吏所容，复还江西，至南昌，心颇懊丧，适有医士王继楼者，本相识于韶州，至是见利氏至，殷勤款待，赖其见容，得识城中士人。时江西巡抚陆仲鹤，邀见甚喜，利氏以其所著书并三棱镜献之，遂得留居于南昌。由此，得谒见建安王，王甚欢迎之，握手而言曰：

    凡有德行之人，吾未尝不交且敬之，西邦为道义之乡，愿闻其交友之道。

    利氏便著成《交友论》一卷献之。时适同会苏若望（Jean Soerio）带了些金钱来，遂租得小屋同居于此。从此利氏之名愈著，过访者户限为穿，有见其太烦而劝其托词不在以谢客，利氏答曰：

    天主不容我作伪言，宁愿过客倍增，不愿言行背道。

    因此，人家愈加看重其人格与其教道。利氏身居南昌，心常不忘北上，1598年适有旧相识王忠铭，新授南京礼部尚书，将入京觐见，路过韶州，原欲携带利氏入京，继知利氏在南昌，遂偕郭居静至南昌，将与利氏同至北京。

    先是利氏在肇庆时，绘有地图一幅，为赵心堂所得。时赵公方将开府姑苏，适王忠铭带利氏到南京，赵公馈送礼物中有此地图，王公甚奇，以示利氏，方知此图本为利氏所作，乃作书以告赵公，赵公喜出望外，具车以邀利氏，相得甚欢。利氏并出天主像，赵公悬之于日常拜天之所，稽首敬礼，并遍请当道诸公，同为瞻仰，畅谈十余日。时王忠铭已先北上了，赵公乃命人护送入京。时正因中国与日本因朝鲜事发生战争，流言外国人为日本间谍，为避嫌计，不得已使郭居静径返南京，自己则往苏州访瞿太素，太素劝其在苏州建一住所，然以利氏久病新愈，宁赴镇江休养，至1599年仍还南京。时王忠铭已就南京新职，介绍许多官吏与之订交，一般士大夫咸以与利氏订交为荣。郭居静亦由山东来会，商量建筑住所。户部刘斗墟曾于洪武冈建有住宅一所，因常为魔扰，愿让给利氏；视之，极为满意，即奉天主神像于其中，夜与郭居静、钟念江迁入同居，安然无异。次日诸相知过访，咸以为邪不胜正，始知堪舆择日之俱属妄诞。有太史王顺庵者，博学多闻，常有志于度数历法之学，知利氏精此学，乃令张养默先就利氏受业，习之既久，于浑仪度数，始有所得，乃喟然叹曰：“彼释氏之言天地也，但闻一须弥山而日月绕其前后，日在前为昼，在背为夜。其言日月之蚀也，则云罗汉以右手掩日而日蚀，左手掩月而月蚀。言地在须弥山四面，分四大部州，而中国居其南。天地之可形像测者，尚创为不经之谈，况不可测度者，其空幻虚谬可知也。今利子之言天地也，明者测验可据，毫发不爽，即其粗可知其细。圣教之与释氏，孰正孰邪，必有辨之者矣。”名士吴左海、李卓吾亦皆订交利氏，赋诗为赠。又尝折服道家李公、高僧三槐，其学识为当时人所惊服者类此。诸大夫中首先奉教的，乃一七十岁之武官，洗名为保禄，后其子及全家皆受洗。斯时奉之人日多，就其新住的礼拜堂中公开礼拜。郭居静将此情形赴澳门报告，并请派辅助之人。不久，郭氏偕庞迪我（Didace de Pantoja）同来，留郭氏主持南京教务，利氏则偕庞氏作北京之行，时在1600年。所带贡物，有大小自鸣钟各一，油画三幅，内圣母像一，耶稣偕约翰像一，救世主像一，镜数面，三棱玻璃柱两面，《圣课日祷书》一册，手琴一具，《万国舆图》等。被内臣马堂，截夺贡物，自行上奏，奉旨便殿召见，命内臣学习西琴，并问西洋曲意，利氏乃译《西琴八曲》以进；帝尤爱自鸣钟，命此二外国人留居京师，并赐月俸。向例外臣贡物，必由礼部呈进，今因利氏径由内官直达，礼部大臣认为越级，颇示不满；后经利氏说明马堂强夺邀功之事，方释嫌怨。利氏虽留京师，却居夷馆中，乃具疏请命，冀能于两京或吴越，得一居所，未蒙报可；后经礼部赵邦靖周旋其间，始得在北京僦屋以居。后赵公因事去官，利氏独往唁慰，赵公感激相知，归而研究利氏《天学实义》一书，颇多领悟。利氏住京师凡十年，时与名公巨卿论学，宾客过访，络绎不绝。每接见宾客时，辄言天主教理，一有宾客，则倒屣出迎，虽在抱病呻吟之时，亦必欣然出接，忘其所苦，客去则呻吟如故，无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因此，交游日广，人多乐以相亲，受其感召者，大不乏人。名公巨卿，翰苑闻人，颇多受洗入教，徐光启、李之藻即其中之一。时北京奉教者已有二百余人。徐光启本于1603年领洗于南京罗如望（Jean de Rocha），次年为翰林，至1632年入阁为尚书，为当时华人信道中最有贡献的一人。李之藻从利氏学西学，深佩利氏器识；适患重病，以独居京师，乏人照料，利氏朝夕于床第之间，为之调护，及病笃时，乃劝其立志奉教，遂为施洗，而病亦渐痊，后为基督教多所著述。

    1609年利氏曾创立信徒团体，名曰天主母会，在会之人，相约以德行范世，赡养穷人为务，按月聚会，互相策励。其日常工作，除为志愿受洗之人讲说教理外，又尝努力学问，于中国文学造诣甚深，《四书》、《五经》都能熟读，故其在应对周旋之时，往往引经据典，阐明教义，深得当时儒者的钦佩。本其于中国学问的素养，从事著述，一书之出，莫不受人称誉。教内外人士致书请问的，日有多起，辄手自裁答，虽缕缕长言，亦不惮烦。又尝就北京建筑大礼拜堂，亲自督理工程。以一身任此繁剧，劳苦不辞，乃至促其年寿，于1610年6月11日卧疾不起，年仅57岁。遗命以龙华民（Longobardi）继其后任。庞迪我、熊三拔等具疏奏请葬地，乃以籍没杨内官私创二里沟佛寺及房屋三十八间，地基二十亩，赐为利氏葬地，即今北京城外教士公葬之所。在京与南京、南昌、韶州诸士大夫都来参加葬礼，京兆玉沙王公撰文立石以资纪念。内臣中有以为外臣赐葬，向无此例为言，宰相叶向高乃曰：“遑论利氏之道德学问，即就其所译《几何原本》一书，亦足当葬地之赐。”此利氏之死，实予基督教在中国以莫大影响。当利氏临终之前，曾致书于其同僚，有云“我思在中国传播基督教之良法，莫为我死”。果然，他不平凡的死，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伟绩。其生平所著汉文书籍甚多，当于下文另述。

    总利玛窦逝世时的教会情形，从上述的一篇传记里，可以知道当时已开设教会的，有下列的几处：

    （一）肇庆府。于1583年建一住宅。

    （二）韶州府。于1589年建立教堂与住宅。郭居静于1594年到此工作。到1606年已有教友八百人。

    （三）南昌府。于1595年，以六十金买一小屋作教堂；1607年李玛诺又以百金买一较大之屋立堂。1609年时有教友约三四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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