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明代基督教的输入

    蒙古人在中国政权倾覆以后，基督教的工作就沉寂了，但这沉寂却是暂时的现象。不久，欧洲的天主教徒，受着文艺复兴的鼓动，随着商人的足迹，图谋向外发展。15世纪可以说是世界地理上的新发现时期，葡萄牙人沿非洲西岸绕好望角而到达印度，并及于远东的日本与中国，与哥伦布向西航行发现新大陆有同样的意义。葡萄牙商人既觅得了这市场，纷纷东来，天主教的教士们，他抱着传道的热忱在千辛万苦的情形下，想做一番开辟的工作。他们曾经到印度、马剌甲、日本、安南、暹罗以及中国。澳门做了他们的根据地，继踵而来的西班牙人，也必经澳门而集中于菲律宾群岛。所以中国官场为了要把两种人加以分别，称前者为马剌甲佛郎机，称后者为吕宋佛郎机（佛郎机乃回民加于欧洲天主教徒的名称）。而葡、西两国人，可谓16世纪东方传教事业的先锋，来扣严扃着的中国之门的。等到意大利人来，才把这门扣开。这种扣门工作的艰难困苦，实有非我人所可想象者。初期的教士们，莫不感到无门可入的痛苦，中国官府，严禁外人入境，因此，教士们有的被捕入狱，有的遇险丧命，也有至死而未能足履中国地界。范礼安（Valignani）因不能入中国境内，乃至对中国界石发出沉痛的叹息，说道：

    磐石呀！磐石呀！什么时候可以裂开呢？

    可见当时欲传教入中国的不易了。但是教士们抱着前仆后继的精神，虽遭失败，未尝为之气馁。兹举其可资纪念者数人于下：

    其一为耶稣会士沙勿略（Xavier）。他在1542年到达了印度的果阿（Goa）城。因为听说到中国去经商人很多，他就到了马剌甲；从一个日本人叫雅吉洛的信教关系，曾到过日本，在日本，他了解到日本的文化是渊源于中国的，所以他以为对于在日本最好的传教方法，莫如先到中国。他希望从日本国王得到一张护照，能把他送到中国皇帝那里。但是欲得到护照，必须请求诸侯们盖印，而那时日本的诸侯们非常专横，所以无法取得。只是他到中国来的心志仍未稍杀，于是他终于离开了日本，在1551年到了中国沿海的一个小岛——上川——那时正是倭寇骚扰中国海岸，在闽、粤海岸亦充斥海盗，沿海居民，航海商旅，往往惨遭劫掠，或遭监禁，或被杀戮，尤其是欧洲人士，危险性更大，而沙氏竟冒险往返，幸获安全。他曾经这样说过：

    一点不要信托自己，要完全依靠天主，这样，我们既然有了强大的保护者，不要有丝毫害怕的意思，一定能得最后的胜利。

    他本着这样的信心，安然地到了上川岛，既到这岛，只知道中国是远东的枢纽，却不知道从那条路可以进入中国。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三洲岛上，想法与那些中国商人联络，希望他们能够把他带到广东，费了不少力气和他们商量，都被他们所拒绝。后来他费了二百块钱雇用一只小船，想秘密进入广东。许多同伴都劝阻他，以为这样办法有两种极大的危险：第一，船上人为避免官厅耳目，有把他扔在荒岛的危险。第二，有广东官长把他送进监狱的危险，因为那时凡不得皇帝许可的人，一概不准入境的。他记起耶稣的话：“在今世爱惜自己生命的，必要失掉；凡为我丧生命的，倒得保全。”因此，他那上中国这块禁地的心，仍旧像火一般地燃烧着。但事实却都使他失望。后来，他想变更一个计划，将跟随暹罗公使，冒充公使馆人员，一同上北京去。他那种伟大的计划，不料在1552年12月3日晚上，竟跟着他的身体一同消逝，而死在上川岛上了。他那样平凡地死去，得不到当时人的注意，但是他那种传道的热忱，却激发了许多后来要向中国传道者的勇气。不但是同会的耶稣会士接踵而来，就是那多明尼会、方济各会和奥斯定会的教士们，也都闻风兴起，在此后三十年间乘着他那种精神，继续不断地来扣中国之门。

    印度各传教会，得着了沙勿略的死耗，都感到极度的悲哀。继任沙氏职位之贝而斯（Berse），也是很想到中国传教的，可惜他于次年十月间逝世了。继贝氏任传教会会长的，是一个耶稣会士，名叫巴来多（Barreto），也是葡萄牙人，就任以来，就接到从日本来的请求书，得着同会的叫平托（Pinto）的怂恿，他们便出发到日本去。刚到中国海岸，得着教皇禁止印度省会长离开职位的命令，便中止远征。想借此机会一履中国地界，于是未能成功，只好重返印度。当时，另有一位和巴来多同来东方的多明尼会士名叫克卢斯（Cruz）听说在广州的中国门户已经开放，便和巴来多一同离开印度，来到中国的门口，到达了上川岛，在沙勿略墓上举行弥撒。但是他们仍旧不能进入广州，结果，巴氏乃上日本去，克氏却回返印度。这时中葡间的商业，一步步地走上繁荣之途；葡人又曾助广州当局消弭海盗，取得官厅好感，他们便从上川等小岛自动移到澳门。澳门是一个极小的半岛，面积不过480公顷，在香山县境，直接属广东省肇庆府管辖。起初是个极卑陋的地方，后来竟变成世界著名的商埠，那不能不归功于一个传教士名叫公匝勒（Gonzalez）的。他是最早受马剌甲司铎的委派，到那里去传教，那便成为澳门的开辟者。巴来多、克卢斯等既到了澳门，便有到广州的机会；可是中国官厅的限制，仍旧很严，所以克卢斯曾经这样说：

    官家布置一些哨兵，把守广州，凡是没有得到许可的，决难渡过门禁森严的城垣。……为了这个缘故，不论是我或是别的司铎，已经为传教事业试办过好几次，都未能在中国得到结果。

    虽然还是困难，却比已往接近得多，所以一般谈论中国传教问题的，都是抱着乐观，认为中国人并不固执地拒绝外来宗教，不过对于一种新宗教，没有得到长官及皇帝的允许，不敢冒险的接受。所以有人主张由葡王派遣公使团，向中国皇帝进贡，借此取得皇帝许可的根本办法。后来巴来多被调往别处，克卢斯回返葡国，只有公匝勒一人，仍旧留在澳门工作。1563年的时候，在澳门至少有八位耶稣会士，外来人民增至五千上下，内中有九百个是葡萄牙人，在这些葡人中间，有很多人计划进中国传道，像贝勒兹（Perez）上书广东布政司，结果，因不懂得中国话，致被拒绝。像阿乐迦拉（Alcaraz）、拉弥来（Ramirez）在中途遭风死于非命。此外如利培拉（Ribera）、发拉（Volla）虽然屡经险阻，仍请求澳门当局准许他们到广州去，均未成功。利培拉乃有改换中国服装，托一个舟子把他带到广州江岸的计划，同伴皆以为此举太属危险，设法阻止。不久，此三人皆被召回欧洲，他们所有的计划，都成了空虚的幻梦。有人以为中国门户的开放，较前进步，其实在沙勿略死后，所有的情形，更觉令人失望；不论是葡王的公使，不论是英勇的传教士，都不能冲过中国的重围。试用的方法，几乎已经用尽，但一点也不发生什么效力。所以一般激进的人，以为用和平的方法传教既然不行，用武力干涉或外交压迫当可以有了保障，传教士的善意既被拒绝，不如采用武力以克服抵抗。利培拉曾有这样的意见，若是不用战争，不借兵力，是没有使他们归化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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