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与天主教在中国工作上关系最大的人，莫如那个约翰·蒙高维诺（Giovanni da Montecorvino）了。他是方济各派的意籍教士，在1294年奉教皇派遣，来到中国的京都北平，得着新皇帝元成宗铁木耳的欢迎，他就开始在中国做传教工作。第一件事，就是他劝化了一个景教徒高唐王阔里吉思信教，这位高唐王为了纪念教士的缘故，替他自己的儿子题名叫约翰。他在景教徒的反对情形之下，创建三座教堂于北平——从1298至1318年间——当1305那一年，替六百人施洗。又曾招收了一百五十个外教人家的男孩——7岁至11岁——给他们施洗，教他们学习拉丁文和教会礼节，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唱经班和歌咏队，用蒙古文译出许多经文和歌词，一部分学习成功的，便在礼拜时帮助崇拜的仪式，每逢礼拜，甚至在皇帝宫里也听到他们的歌唱声音。那个高唐王，也在教堂里担任些职务。高唐王阔里吉思更领导了他的人民信奉天主教。他死之后，他的兄弟把这些人民带回到绥远东南部自己的封地，所以约翰常常去看他们，因此对于那地方的语言文字都很熟悉了，把《新约》与《诗篇》翻译成这种文字，他的工作范围便日愈扩大了。

    约翰虽只是有58岁的人，但他的形状却已经很老了。因为有十二年之久，没有得到一些教皇的消息。十年以来，只有他独个儿主持这样的繁剧，到1303年方有一位德国教士阿诺尔德（ArnoldofCologne）来和他同工，但也只有大约两年工夫。

    他在1306年所建造的第二座教堂，离开皇宫很近，皇宫里的人，早晚都能听见歌唱。这个教堂的地基，是一个名叫彼得的送他的，建造的经费，是向各慈善家捐来的。礼堂可容二百人，另外有办公室，规模虽不甚大也可见得他独力经营的不易了。他鉴于事业一天天的扩大，自己觉得孤立无援，曾经写信给同会的弟兄，又托一位在亚洲多年传道的教士叫多伦底诺（Tolentino）带信给教皇，结果，约翰被委为北平总主教，管理东方全境教会，并且又派来七个副主教，从1307年启程，其中有三位，都在印度死了，又有一位做了得利斯带（Trieste）主教，只有三位于1313年到了中国，一名安德肋贝鲁日亚（Andrea da Perugia），一名日辣多阿布意尼（Gerado Albuini），一名贝来格理诺加斯歹劳（Peregrino da Castello）。那个日辣多做了新教区泉州的第一任主教，在泉州建造起一座教堂。其余的二位，留在北平帮助总主教办事。除了在泉州新教区以外，并且分派修士们到浙江的杭州、江苏的扬州去开教。

    1322年，有一位意籍方济各派教士名和德里（Friar Odorac ofPordenone）到了中国，在泉州登陆，后来取道福州、杭州、南京、扬州、临津、济宁，沿着黄河，到了北平，一路上考察各该地教会情形，在北平耽搁大约有三年之久——1325至1328——劝化了许多人信奉天主教。1328年才由西北经陕西、四川、西藏、巴大格山、波斯、亚美尼亚，回到意大利，原期请求教皇派遣五十个教士，同来中国传教，不意在到达意大利的次年——1331年——即逝世了。

    1318年泉州主教日辣多逝世，由贝来格理诺继任，五年后又逝世了；再由安德肋继任。在他的任内，又建造起一座教堂与一座较大的修道院，建筑刚完成，他也在1326年病故，便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1328年北平总主教也去世了。他在中国做了三十年工作，在中国的首都建立起天主教的事业，他那种勇敢有毅力的精神，实在给予当时的影响不少，可以算得元朝天主教中的伟人，可是从他死了以后，得不到一个相当继任的人。教皇曾派遣了巴黎大学神学教授尼哥拉司（Nicholas），不幸中途死了，没有到任，所以蒙古皇帝派了大使和十五个教会代表，去请求教皇派遣继任的人。信里面写着这样恳切的话：

    自约翰死后，中国教会缺少了一个精神上的领袖，需要派一个继续的人。

    结果，教皇派来了一个名叫马利诺利（John ofMarignolli）于1342年来到中国北平，他穿着很庄严的祭服，在盛大的仪式中朝觐中国皇帝元顺帝，并且把教皇所赠送的战马和礼物书信献上，颇得皇帝的欢喜。但他鉴于中国那时的政潮险恶，逆料元朝的命运不久，大乱即将发生，于1345年决计回欧，虽经元帝恳切挽留，亦置之不顾。他取道马剌甲、锡兰、耶路撒冷等地，于1352年到达亚味浓（Avignon）向教皇陈说有继续派遣教士至中国的必要。虽然后来曾经先后派过三个人：——一名多默（Tomasso）1362年，一名伯拉多（Prato）1370年，一名加布阿（Capua）

    1426年，都没有到任，所以天主教在中国便无形地停顿了。

    三 元朝基督教的灭亡

    元朝借武力所造成的国家，不到一百年，便被中国人把他们驱回蒙古去。同时，在中亚细亚等地也被回教所占领，一般西方的商人和教士，都受着阻碍。不但元朝的国运从此告终，即将近百年惨淡经营的基督教，也受了致命的打击。

    原来罗马教皇很想把中国天主教的工作继续地保存下去，他在1370年以后派了许多主教，像考斯米萨来亚（Cosme Sarai）没有到任；威廉伯拉多（William of Prato）带着许多同伴，也不知下落；佛兰西斯波多（Francis of Pedio）带了十二个同伴，也失了踪。还有十个北京主教的名字，最后一个，在1475年被土耳其人捉去，监禁了七年，释出后不久就死了。其他有北京主教的头衔的，大都是有名而无实，因为那些人根本没有到中国任职。所以天主教在这时候，便无法继续。关于这一代天主教在中国的成绩，也难加以考证。根据一部分不很确实的报告，说归化天主教的有三万人，不过这些人不都是汉族人，以阿兰人及蒙古人居多。可见得当时民众，对于天主教，没有受到重大影响。穆尔氏（A．C．Moule）在《1550年前的中国耶稣信友》一书中这样说：

    古代和中古时代中国信徒的故事，并不是天主教的教会在中国开始成立的故事，却多少在名义上或是在实际上，是信奉耶稣的外国人，在中国久居，或是暂居的记载。

    他又根据古经上题着的文字，都是拉丁波斯及回文而没有中国字，断定德主教约翰所施洗的外教人，都是中亚细亚民族的人民，而不是真正的汉人。那些方济各派的教士，他们留下来的遗迹，可以做我们考证的却是很少，只有现在保存在意大利弗劳伦斯老楞佐图书馆中的一本拉丁文《圣经》，这本《圣经》，是由于耶稣会修士柏应理（Couplet）在江苏常州地方一个外教人家里得着的，据说这是他家的祖先从元朝传下来的。最近德礼贤氏寻获一只14世纪的天主教圣爵。

    在景教方面，我们从元朝文告中，见到一件重大的故事，就是也里可温同佛道的争端。《至元辨伪录》所记：

    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见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卷八十七所引）

    “弥失诃”指景教，“达失蛮”指回教，这一番话，出于佛教徒排斥他教的口吻，也可以见得当时各教互争地位的情形。我们又从《元典章》里见有一道咨文，大致是说：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理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箓先生诱化，侵夺管领，及于祝圣处祈祷去处，必欲班立于先生之上，动致争竞，将先生人等殴打，深为不便，申讫转呈上司禁约事。得此，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呈乞照验。得此，奉都堂钧旨，送礼部照拟，议得即日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拟合依例照会外，据擅自招收户计，并搀管法箓先生事理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相应具呈照详。得此，都省咨请照验，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箓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见《元典章》卷三十三）

    这道教呈控里的重要理由，一为也里可温将法箓先生诱化，所谓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认为是侵夺管领之权。一为祝圣祈祷时的班次，列在佛道之前，甚至将法箓先生殴打。这可以想见当时也里可温的兴盛，乃引起佛道二教的排挤。实际上当时景教徒的行为，的确也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在来德理（K．S．Latourette）著《中国基督教史》里这样说：

    景教徒是不是可以称为基督徒的，是很难说。有一个名威廉罗伯莱克（William of Rubruck）的，在中国边境遇到几个景教徒，他们念起经来，果然同欧洲的僧侣一样，但是他们大都是醉汉，多妻的，盘剥重利的人。

    这未始不可以说是景教内部的腐化，足以招致外来的排挤。再看镇江的十字寺被佛教没收改作金山寺院的一次交涉，也里可温实遭受一次很大的打击。原来这寺本来是由佛教金山寺改建的。金山寺是晋朝建武时建立的，初名泽心，后来梁天监在这寺内举行水陆道场，宋大中祥符时改名龙游，到元朝至元十六年，马薛里吉思做镇江副达鲁花赤，始改建为十字寺，到二十八年，复被收为金山寺院，归佛教所有。这是根据赵孟的按语的；赵孟曾为该寺撰碑，其碑文有云：

    也里可温擅作十字寺于金山地，……特奉玉旨，金山寺地，外道也里可温，倚势修盖十字寺，既除拆所塑，其重作佛像，绘画寺壁，永以为金山寺院，命臣赵孟为文，立碑金山，传示无极云云。（见《至顺镇江志》卷十）

    同时，潘昂霄也奉旨撰碑，有大旨相同的话。镇江景教受此打击以后，其势力日就衰微，而渐至灭亡。所以总景教灭亡之原因，除了受着异教的压迫以外，还有自身内部的问题，在《四大危急时期》中说：

    中国景教徒为数颇众，大半系蒙古人，非中国人，威廉伯罗鲁克来华，即在中亚传道，与中亚景教接触，评其缺乏知识。……设此两派耶教，均以基督为法，互相敬爱，则耶教在华在亚之发展，必无限量也。总主教约翰初居北京宁夏时，景教徒极力反对，是以两方互仇，不能协力同心。

    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两派互相倾轧，使佛道二教坐收渔人之利，是不足为怪的。

    末了，我们要问为什么元朝基督教会和唐朝景教一样的失败？为什么他们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会这样小？实在的原因如何？我们不能知道。但是元朝比唐朝的情形更觉得困难，是无可否认的。元朝是挟带了蒙古民族习惯来统治中国，处处与汉人显得异样，也许汉族人民的民族思想，对于蒙古民族有些歧视，所以蒙古皇帝与长官所热烈提倡的基督教，汉人对之，格外冷淡。尤其在唐朝与元朝的两时期中，基督教的活动都在君王与贵族之间，与普通的平民阶级没有发生什么关系，君王的势力一倒，基督教也随着消灭。等到汉族人起来推翻蒙古人的统治，把他们驱逐出长城以外，盛极一时的基督教也就没有站足之处了。本来与基督教站在对立地位的儒释道三教，仿佛得了一个报复的机会，也在这种变动之中发展其排挤的一部分力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