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元代基督教的传布

    当13世纪的时候，在东方崛起了一个民族，凭着他们举世闻名的武功，东征西讨，建立成横跨欧、亚两洲的大帝国，这便是中国的元朝。元朝开始于1206年的成吉思汗铁木真，他带领了蒙古军队，从中国的西北部出发，平定了西辽及花剌子模，灭西夏，雄震亚洲。他的儿子窝阔台，就是元太宗，继承遗志，联宋灭金，并吞了中国北部及高丽，复侵入欧洲，进军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此后历定宗、宪宗而至世祖忽必烈，他在1260年即位，至1278年灭宋而一统中国，定都燕京，又东征日本，南征缅甸、安南、占城、爪哇等国，其领土之广，包括东欧及亚洲大部，实为前此所未有。

    蒙古帝国既凭借其武力，统治了中国，他的国际贸易，不但推行到中亚细亚，更及到了欧洲，海道陆路的交通，远至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听到“中国”这个名字，亦相率东来。蒙古的长官，对于外来的商人和教士，具着极优容的态度，处处予他们各方面的便利。在宗教方面，允许人民有信仰的自由。蒙古人所崇奉的宗教，本来是多神的，所以朝廷在那时候，对于各种宗教是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天主教也好，景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什么都欢迎，什么都附和。凡属教徒，都可以不纳租赋，不完捐税，并免除其他任何国民的义务。借着这漫无限制的机会，于是潜伏在蒙古与内地的景教，既可以卷土重来，即流行于罗马的天主教，亦得乘时东渐，这两派基督教，使沉寂已历四百年之久的基督教，从新复活起来。现在且分说之。

    一 元代的景教

    聂斯脱里派景教在唐朝以后，不但在美索不达米亚、中亚细亚及蒙古境内没有绝迹，甚至连中国疆域以内的景教团体还有存在，已见上述。最近宓亨利中国基督教四大危急时期的演说中，在叙述景教之后，又说：

    基督教在中国本部，未及推广，其在中亚，则继续传布，在十三世纪中叶元世祖时，东方基督教日渐来华，重整旗鼓。

    相传成吉思汗为他儿子娶了开尔脱（Kerart）部的公主为妻，这公主是个景教徒，所以在他的营内也有个景教寺。开尔脱的景教徒，都占有相当的权势，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在黄河北面河套的地方，所以随忽必烈入主中国复兴起来，并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景教这个名称，在元朝的历史中，却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也里可温”“”。也里可温是蒙古语的译音，意思就是福分人，或有缘人，或即“”奉福音人。多桑谓蒙古人呼基督徒为Arcoun，唐朝传景教之大德阿罗本，或即“”也里可温的古音。多桑译著《旭烈兀传》：

    有蒙古人称天主教为“阿勒可温”一语，始不解所谓，继知阿剌伯文回纥文“也”“阿”二音，往往相混，“阿勒可温”即“也里可温”。

    但也里可温究竟是那一派的基督教呢？是聂斯脱里派的景教呢，还是佛兰西斯派的天主教呢？清洪钧《元史译文证补》中《元世各教名考》曾经这样说：

    也里可温之为天主教，有镇江北固山下残碑可证；自唐时景教入中国，支裔流传，历久未绝，也里可温，当即景教之遗绪。

    洪钧之分不清楚也里可温是天主教，抑是景教，是很难怪的，因为那时候所称的也里可温，正像现在人称基督教一样普通，变为任何派别不同的总名称。其实在镇江等地的也里可温，还是景教一派。从《至顺镇江志》考证，知道有一位也里可温教徒叫马薛里吉思，他做了镇江的副达鲁花赤，在1278至1282年间，在城内外兴建了景教寺院六所，又在杭州建寺一所，其热心宗教的情形，可以从《梁相记》中见之：

    薛迷思贤，在中原西北十万余里，乃也里可温行教之地。愚闻其所谓教者，……今马薛里吉思，是其徒也，教以礼东方为主，与天竺寂灭之教不同。……十字者，取像人身，揭于屋，绘于殿，冠于首，侣于胸，四方上下，以是为准。……十四年钦受宣命虎符怀远大将军、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虽极荣显，持教尤谨，常有志于推广教法。一夕，梦中天门开七重，二神人告云：汝当兴寺七所，赠以白物为记。觉而有感，遂休官，务建寺：首于铁瓮门舍宅建八世忽木剌大兴国寺，次得西津竖土山并建答石忽木剌云山寺、都打吾儿忽木剌聚明寺，二寺之下创为也里可温义阡。又于丹徒开沙建打雷忽木剌四渎安寺，登云门外黄山建的廉海牙忽木剌高安寺，大兴国寺侧又建马里吉瓦里吉思忽木剌甘泉寺，杭州荐桥门建样宜忽木剌大普兴寺；此七寺实起于公之心，公忠君爱国，无以自见，而见之于寺耳。完泽丞相谓公以好心建七寺奏闻，玺书护持，仍拨赐江南官田三十顷，又益置浙西民田三十四顷，为七寺常住。公在镇江五年，连兴土木之役，秋毫无扰于民；家之人口受戒者，悉为也里可温。（见《大兴国寺记》）

    我们在这一段文中，不但可以知道镇江也里可温的创始，与马薛里吉思的舍宅建寺情形，而且知道当时的也里可温就是唐朝的景教。在马氏兴建七寺的时候，正元世祖入主中国之始，仅仅镇江一地，已有那样伟大的建设，其他亦可想而知。关于镇江一隅的事实，后来在马哥孛罗的游记中，亦曾提到：

    镇江府有景教礼拜堂二所，千二百七十八年，大可汗命景教徒名马薛里吉思者为其地长官。寺即其所建。

    这明明说镇江的教堂，乃是景教寺院，清朝俞曲园序《杨文杰东城记余》说道：

    余读其中大普兴寺一条，称其奉也里可温之教，有十字者，乃其祖师麻也里牙之灵迹，上下四方以是为准，与《景教流行中国碑》所云“判十字以定四方”者，其说相同。（见《春在堂杂文》）

    当时景教在中国的复兴，不下于唐朝，几乎弥漫到各地，固不独在镇江、杭州之有景教寺院；一般人所以只提到镇江、杭州，乃因镇江大兴国寺碑文独得保存在《至顺镇江志》中的缘故。假若我们看一看元朝的官制，根据《元通制条格僧道词讼门》的一条记载：

    至大四年十月十四日，省台官同奏，昨前宣政院为和尚也里可温先生等，开读了圣旨的上头，奉圣旨教俺与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官人每，一同商量者么道，圣旨有来，御史台集贤院崇福司来省里一处商量来，崇福司官说：杨暗普奏也里可温教崇福司管时分，我听得道来，这勾当是大勾当，不会与省台一处商量，省台必回奏，如今四海之大，也里可温犯的勾当多有，便有一百个官人，也管不得，这事断难行。

    宣政院是管释教的，集贤院是管道教的，崇福司乃是管也里可温的。当时杨暗普做江南释教总统，崇福司就根据他的奏章提出这番意见，以为也里可温所犯的勾当既这样多，就是有一百个官员，也管不了许多，可见也里可温人数之多了。再从《至顺镇江志》户口调查：寓户3 845之中，有也里可温23户；10 555人口之中，有也里可温106人；2 948单身人之中，有也里可温109人。从镇江一区而论，平均167户中，有一户是也里可温；63人中，有一个也里可温人。无怪这个崇福司官要着急了。若再从《元史》职官、列传去看，有许多职官写着也里可温字样的。北方如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南方如广东、云南、浙江等地，皆有也里可温散居着。有也里可温驻居的地方，当然有礼拜寺及崇福司官在管理。《元史·顺帝纪》，说到别吉太后之丧，有下列的话：

    后至元元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母别吉太后云云。

    甘州有十字寺，马哥孛罗也提及过：

    甘州者……其地基督教徒，于城中建大礼拜寺二所。

    别吉太后是个基督徒，所以奉安在甘州十字寺中，《文苑记》也有“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的话。这不独可以知道别吉太后是基督徒，更足以证明也里可温教的普遍全国了。在《元史》中所称为也里可温人者，有不少是达官，是孝子，是良医，是学者，是义士；而且他们的名氏，又多与古基督徒相同。当时著名的文学家马祖常（见《元史》卷一四三本传），是聂斯脱里望族，他的祖宗都是历代的达官，他曾为他的曾祖月合乃做《神道碑》（见《元史》卷一三四），可以看出他们是元代大族，并且都是信也里可温的。黄溍曾著《马氏世谱》、余阙《合肥修城记》记马氏政绩，都有也里可温字样。

    后来更有从地下掘出许多景教的遗迹，如在福建泉州及附近地方，掘得了五块有十字的石碑，都是这时的遗物。泉州是中国中古时代的通商海口，等于后来的厦门，是唐朝以来一切阿剌伯人及其他外国商人教士们进出的地方，到现在还有许多关于佛教、回教、基督教的遗迹。又在蒙古石柱子梁找得了好几个有十字的墓石，大约也是十二、十三世纪的遗物。1919年在北平西南四十里地方的十字寺里，又发现了两块刻花的石碑，碑头上都有十字，与泉州出土的石碑相似。此外在新疆、蒙古等处，有几个义冢里有十字形的墓碑，大都刻着十三、十四世纪的年代。凡此皆足证明元代景教的发达了。

    二 元代的天主教

    当蒙古侵入中国的时候，也正是欧洲发生大变动的时候。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伟大的新时代产生了，文化的改进，商业的繁荣，影响及于东方，于是商人们欢喜到中国来，引起了罗马教徒传教东方的热忱，便在西亚细亚设立了传教的分所。当时有二个新兴的宗派：一名方济各派（Franciscus），一名多明尼派（Dominicus）。圣方济各是死在1226年的，他曾经传道给埃及的回教徒，并且到过圣地。多明尼很想联合全世界传教工作，使罗马各教派都隶属于正宗天主教。当蒙古军队快速度发展的时候，欧洲人很受到他的威胁，教皇依诺增德四世（Innocent IV）派遣专使，赴蒙古探访，这个专使，就是方济各派的修士，名叫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他是意大利人，是方济各的弟子，在1245年由里昂（Lyons）出发，次年7月才到蒙古都城喀拉库伦（Karakorum），朝见新君定宗贵由，呈递教皇文书，二月间得了定宗回书回欧，于1247年到了法国，报告教皇。

    1248年因法王得到蒙古长官阿尔及吉台（Aljigidai）所差来两个景教徒的报告，知道定宗皇帝和他的母亲，都信了天主教。就派遣多明尼派的法国人，名叫龙如美（Andre dē Longjumean），带了另外两个多明尼派修士，于1249年从塞浦路斯（Cyprus）动身，次年到了蒙古，可惜定宗已于上一年去世了，仅取得皇后兀立海迷失（Ogul-Gaimish）的回书。此后教廷与蒙古间的使节往还，固非一次，而从这些使者的报告中，得知有许多聂派的景教徒改信了天主教，并且知道天主教在东方一天发达一天。元世祖忽必烈派遣马哥孛罗的父亲和叔父回去向教皇要求派科学家和宗教师一百人来中国，结果，因着战争的阻碍，那将来中国的多明尼派教士，中途折回，只剩马哥孛罗父子二人回到中国。马哥孛罗在中国住了多年，帮助了忽必烈许多事体，他也曾游历过中国许多地方，著成世界闻名的一部游记（已经译成中文），引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兴趣。

    在这个时期里，与天主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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