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基督教在唐朝的传布

    没有说到唐朝基督教以前，先须说到唐朝的政治背景与宗教情形。从南北朝以来，经过了大约二百年（420——620）的纷纭扰攘与政治分裂，至此才告统一。唐高祖开创基业以后，有太宗的英明守成，规复了汉朝承平的旧观，史称为贞观之治，发挥其伟大的政治力量，不但在治内方面臻于全盛，而且四夷宾服，满、蒙、朝鲜、新疆、西藏、安南、北印诸地，尽隶版图，国富民安，实为中国历史上最光明的时代。又与中亚细亚的波斯、米索布达米以及印度等国，有水陆交通，往来贸易，东西各邦外人的来华观光、朝贡、游学者，颇不乏人。由是西方宗教信徒，亦得挟其宗教经典，东渐宣传，如火祆、摩尼、回回等教，在中国创立起不少寺宇，尤其是佛教徒，往来频繁，为中国佛教最发达的时期。那末，在中亚细亚最活动的景教，乘此向东发展，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

    一 景教碑的发现

    说到景教，当时并没有人知道是基督教，在《唐会要》、《唐书》等典籍中，只有波斯僧、大秦穆护祆、弥尸诃教等名称，一般人都看它是佛教一类的东西，而且在唐武宗毁灭佛教以后，与景教碑未发现以前，很少有人知道在九百年前，有过这长时期传布的景教，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显著的记录。及至明朝天启五年（1625年）陕西西安西郊土中无意中掘得了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等字样，方始引起了许多学者及教士们的注意而加以考证。在学者之中，那些研究金石文字的，如清代有钱谦益的《金石文跋尾》（见《潜研堂集》卷七）、王昶的《金石萃编》（卷一○二）等等，他们的考证，往往有许多附会错误的地方。惟有仁和李之藻的《读景教碑书后》一文与葡萄牙教士阳玛诺的《唐景教碑颂正诠》一书，以及后来意大利教士艾儒略所著《西学凡》中附录《大秦寺碑》一篇，比较正确。李之藻得岐阳张赓虞拓寄碑文云：

    迩者长安中掘地所得，名曰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此教未之前闻，其即利氏西泰所传圣教乎？余读之良然。

    才知道这所谓大秦景教，就是现在所盛行的基督教。并且继续在清光绪庚子时，从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世尊布施论》、《序听迷诗所经》（由日本羽田享氏译出共170条）与李盛铎氏所藏《志元安乐经》、《宣天至本经》二种，以及日人所收藏的《一神论》、《一天论》等，更足以证明景教之即基督教无疑。再根据这些材料，考证到前此的《西溪丛话》、《僧史略》、《释门正统斥伪志》、《唐会要》、《册府元龟》、《贞元释教录》、《新旧唐书》一类的古籍，更知道景教在唐朝的流行，确是一桩实事，并没有丝毫的假借。当时有人怀疑到埋没土中七百八十年之久，碑文未尝剥蚀的缘故，认为近代教士所伪造，究竟无法否认其事实。

    这块石碑上刻着“大唐建中二年岁在作噩太簇月七日大耀森文日建立”字样。建中是唐德宗的年号，建立后经六十四年因唐武宗毁灭佛教及大秦教的缘故，或由教士们自动把这石碑埋入土中，直到明朝末叶重行发现。碑的形式是这样的：上端刻着十字架，两旁有莲花云霓；碑高长四尺七寸半，广三尺五寸，除上下款碑题及具名外，文长凡1 695字。碑文之后与左右两旁，具人名及职名，每一人名有叙利亚文汉文并列，并叙利亚文之职务，如大主教、中国教父、长老、乡主教、修士、牧师、博士等分别。人名之上皆题一“僧”字，撰碑文者具名为“大秦寺僧景净述”，后有“时法主僧宁恕知东方之景众也”句（意或宁恕为当时的大主教）。书写碑文的，具名为“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参军吕秀岩书”（有人怀疑到吕秀岩就是吕洞宾，我以为是穿凿的）。

    从碑文中写着“太宗文皇帝光华启运，明圣临人，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占青云而载真经，望风律以驰艰险，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帝使宰臣房公玄龄，总使西郊，宾迎入内，翻经书殿，问道禁闱”等语，知道景教传入中国，乃在唐太宗贞观九年（635），首来中国的教士，名阿罗本。我们从基督教历史中知道431年的时候，在以弗所第三次会议中，聂斯脱里派与亚力山大派起了冲突。聂斯脱里是第5世纪中一个教会领袖，他当过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具有虔敬的信心与办事的热忱的。因为神学上有他自己的主张，注重耶稣为人之道，而与亚派注重耶稣为神之道不同。故亚派领袖西里尔（Cyril）讼聂派于东罗马帝及教皇，结果，判定聂派为异端而开除教籍。聂派便流窜到阿拉伯及埃及，后来他的学说为波斯学者所欢迎，遂得由波斯渐布及印度、中国等处，阿罗本奉其教而来中国，可知此所谓景教者，即聂斯脱里派的基督教。

    二 景教教义与基督教

    现在且把景教教义与基督教互相比较，可以确实承认景教之即基督教，李之藻亦曾从景教碑加以比较，略举如下：

    这些经名或人名，都是译音的，略举几条以概其余，若再从《世尊布施论》加以研究，更为明了。所云：

    “若左手布施，勿令右觉。”与《马太》六章三节同。

    “有财物不须放置地上，……有盗贼将去，财物皆须向天堂上，必竟不坏不失。”与《马太》六章十九节同。

    “唯看飞鸟，亦不种不列，亦无仓窖可守。”与《马太》六章廿六节同。

    “梁柱着自己眼里，倒向余人说言汝眼里有物。”与《马太》七章四节同。

    “汝等于父边索饼，即得，若从索石，恐畏自害，即不得。若索鱼亦可，若索蛇恐螫汝，为此不与。”与《马太》七章九节同。

    从这几条，已可见两种经义完全相同，惟译文稍有分别耳。此可证景教之即基督教毫无疑义。

    三 景教的盛况

    根据碑文所载，我们便可以推测景教在当时的经过情形。碑云：

    贞观十二年秋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圣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这一个诏谕，在《唐会要》中亦有相同记录：

    贞观十二年七月诏曰：道无常名，圣无常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其不同之点，即一称波斯，一称大秦，宋敏求《长安志》卷十有云：

    “义宁坊街东之北波斯胡寺”，其原注“义宁坊本名熙光坊”。波斯胡寺下注云：“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

    阿罗斯当即是阿罗本之误。先是唐韦述《两京新记》中亦有“义宁坊十字街之东北波斯胡寺”的话。起初原皆称波斯寺，后来因为要与火祆教有所分别，乃改称为大秦。《唐会要》卷四十九有诏改寺名之事，云：

    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之者，亦准此。

    碑文又说：

    高宗大帝，克恭缵祖，润色真宗，而于诸州各置景寺，乃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

    可见太宗为建景寺于义宁坊后，高宗又继续建立景寺于各州，乃至有“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唐分全国为十道，故所谓十道即全国之意）碑文又云：“圣历年释子（和尚）用壮（疑即玄奘）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道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东周即洛阳，西镐乃长安，又可见长安、洛阳皆设立景寺，引起佛教与道教的反对，景教处此道佛交攻的情形下，得以继续维持于不堕，当然是因为当时帝王的优遇，而景教教士的继来，声望毅力，其功亦有足多故碑文有云。：“有若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共振玄纲，俱维绝纽。”罗含、及烈，当是继阿罗本之后而来的教士，及烈之名，亦曾两见于《册府元龟》：“开元二十年九月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朝贡。”“开元二十年八月庚戌，波斯王遣首领潘那密与大德僧及烈来朝。”及烈原是武后时景教的领袖，这里所说在玄宗时来华，据近人考证，当时曾经回国而复来的。但在玄宗后期，又有许多教士来华，据碑文云：

    三载（即天宝三年）大秦国有僧佶和瞻星问化，望日期尊，诏僧罗含僧普论等一七人与大德佶和于兴庆宫修功德。

    肃宗时命令景僧伊斯，参郭子仪戎事，碑云：

    伊斯和而好惠，闻道勤行，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中书令汾阳郡王郭公子仪初总戎于朔方也，肃宗俾之从迈，虽亲见于卧内，不自异于行间，为公爪牙，作军耳目。

    亦见教士中，于修德传教之外，竟有参与戎幕的人。西来教士，见于碑文中的，虽仅二十余人，一为推测，必不止此数。从碑末具名之人数计之，有七十六人之多。长安大约为景教教会之总机关，列名于碑上的，当为总机关中的职员。而当时教会已推及全国，所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虽属形容之词，但教会日渐扩展，传道人数，更不止碑文所载十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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