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     碑文中的话，虽近于夸大，但当时取得帝王及大臣的赞助，不是绝对无因的。因为唐朝对各种外来宗教的优容，不独于景教是如此。碑中所举自太宗以至德宗六代帝王，莫不予景教以好感；如太宗命宰臣房玄龄宾迎阿罗本，又把皇帝肖像画在景教寺墙壁之上，碑云：“旋命有司，将帝写真，转模寺壁。”高宗又于诸州各置景寺，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玄宗命宁国五王，亲到景寺中设立坛场，并且把五代祖宗遗像，陈列寺中；碑云：“玄宗至道皇帝，令宁国五王，亲临福宇，建立坛场。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肃宗又重建景寺，碑云：“肃宗文明皇帝于灵武等五郡，重立景寺。”代宗则于耶稣圣诞时送香赐馔，以表庆祝，碑云：“代宗文武皇帝，每于降诞之辰，锡天香以告成功，颂御馔以光景象。”至于德宗登极的第二年，即为立碑纪念之时，其于景教的优容，亦可以见。德宗以后情形如何，我们不得而知，而从此至武宗，尚有六十多年经过，单从武宗毁废佛寺的诏令中，与李德裕的《德音表》观之，亦可以反证当时景教的隆盛，与佛教相伯仲。当时大臣如房玄龄、高力士、郭子仪等皆奉命招待，与景教发生密切关系，后人疑房、郭为景教徒，虽无佐证，也有可能。

    四 景教的传教方法

    景教的传教方法，我们在景教碑里，可以看出有两种：一为翻译经典，一为医治疾病。当唐太宗宾迎阿罗本时，即令为他“翻经书殿”。后来那个撰碑的景净，确是景教中的一个著作家，《诸经目录》中曾说他译经三十部卷，大约当时景教经典，经他翻译的，一定不少。从敦煌石室中所获得的《三威蒙度赞》等等（见上述），是不是这三十部卷中的东西，却不能断定，但他确曾努力译著，是可信的。我们从《贞元释教录》，知道他曾与般若共同翻译佛经，其文如下：

    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球，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浚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南，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乖。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欲使法区分，人无滥涉，正邪异类，泾渭殊流。

    查《六波罗密经》，原有两译本，一为十卷本，一为七卷本，现存藏中，题为唐罽宾沙门般若译，而七卷本今已无存，当即般若、景净合译，德宗评其“理昧词疏”，乃至废弃。然所谓理昧词疏，大约是译文中有许多牵强之处，基督徒而翻译佛经，所用名词，或许多附会，看景教碑与《三威蒙度赞》等文中，有许多佛教名词，如“妙身”、“慈航”、“真寂”、“僧”、“法王”、“寺”、“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世尊”等类，便可以知道了。

    传教之士，往往有精通医术的人，以医药为传教方法，为历来基督教所看重。唐朝景教教士中，亦必有不少医生在内。《旧唐书》记睿宗之子玄宗之弟让皇帝宪有病，经景僧崇一为他医治。《让皇帝宪传》里这样记着：

    开元二十八年冬，宪寝疾，上令中使送医及珍膳，相望于路；僧崇一疗宪稍瘳，上大悦，特赐绯袍鱼袋，以赏异崇一。（见《旧唐书》卷九十五）

    崇一这个名字，含有“崇奉一神”的意思，景教徒中以“一”为名的，如景教碑所列的人名中有“元一”、“守一”、“明一”，以“崇”为名的，也有“敬崇”、“崇德”等类，可知“崇一”是个景教教士，而不是和尚。并且所赐的“绯袍鱼袋”，据《唐书·舆服志》，绯袍是红色的品官服饰：

    四品服深绯色，五品服浅绯色。

    鱼袋也是唐朝一种大官所用的东西，上面刻着官姓名，随身悬佩，都不是和尚所用的，故可以断定这崇一是景教徒之名医的。又杜环《经行记》说：

    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

    足证西医已于此时随景教以输入，而为传教的一种工具了。

    五 景教的灭亡

    景教传到了武宗会昌五年（845年）遭受着很大的打击，因为武宗听信了道士赵归真的话，发出一道严厉的灭佛诏谕。从经济的立场，以为僧尼穆护，都是坐食分利，饬令还俗。在诏谕中有这样的话：

    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为金宝之饰，……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唐书》卷八十）

    当是宰相李德裕十分赞成，所以上一道庆贺武宗毁佛寺《德音表》，也这样说：

    遂使土木兴妖，山林增构，一岩之秀，必极雕镌，一川之腴，已布高刹，耗蠹生灵，侵灭征税。（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资治通鉴》记着：

    会昌五年秋七月，上恶僧民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赵归真复劝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至是敕上都东都两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州各留一寺。分为三等：上等留僧二十人，中等留十人，下等五人，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还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毁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见《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八）

    这里说“道士赵归真复劝之”，究竟他是劝武宗毁灭佛教呢？还是劝武宗存留都城的佛寺呢？很难知道。若以“耗蠹天下”为灭佛理由，当时道教也非常兴盛，何以在这大案中，别的宗教都牵连在内，独不及于道教，难道道教不是耗蠹天下么？那可以知道赵归真之劝与唐武宗之恶，并不单是经济方面的耗蠹天下。我们再看他诏谕中所说：

    是逢季时，传此异俗。……而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一则曰“异俗”，再则曰“西方之教”，便可了然于武宗此举，是出发于排外思想，佛教是印度来的，景教是大秦来的，其余波及的一切宗教，都是外国教，所以他毁灭了一切宗教而独不及道教。究竟当时毁灭的宗教有多少呢？《唐书·食货志》云：

    武宗即位，废浮屠法，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兰若四万，籍僧尼为民二十六万五千人，奴婢十五万人，田数千万顷。（官赐额为寺，私造者为招提兰若，招提梵语，汉译为四方僧物，兰若亦梵语，汉语译为空净闲静之处。）大秦穆护祆二千余人。（即景教回教祆教信徒）

    《唐会要》有相同的记载：

    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四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隶僧尼属主客，明显外国之教，劝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而李德裕《德音表》中所举数目略有不同：

    拆寺兰若共四万六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并奴婢为两税户共约四十一万余人，得良田数千顷，其僧尼令属主客户。大秦穆护祆二十余人，并令还俗者。（见《李卫公文集》卷二十）

    这里所说的二十余人，或为二千余人之误。数目虽有不同，毁灭佛教及一切外来宗教的事实，是可信的。所以在唐朝二百十年传布的景教，遭着这一次空前的教难，是非常不幸的。观会昌五年七月中书门下条奏所云：“其大秦穆护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可独存，其人并勒还俗，递归本贯，充税户。如外国人所送还本处收管。”知道外国教士都被驱逐回国，中国信徒均须纳税为民（当时宗教徒是免纳国税的），景教在中国，似乎告一段落，但却依旧没有绝迹。因为下一年武宗就死了，继他的王位的是宣宗，是武宗的叔父。他即位之始，便贬斥李德裕，一反武宗所为，收回灭教的成命，重建寺院，有“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未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能禁止”这一番敕谕，佛教便恢复起来。景教有没有恢复呢？这却无从知道。不过从此三十多年以后，据一个阿拉伯作家的述说，黄巢作乱时，曾经在广府歼灭了十二万回回、犹太、波斯和信奉景教的人，事在880年左右。广府在何处？有说是广州，有说是杭州，至难考定，不过在武宗以后，景教仍旧在传布，可以想见的。经过黄巢的大屠杀以后，中国又入于纷乱之局，西北土地沦陷于吐蕃，西域来华之路于是被塞，又经八姓十三君的五代大乱，景教便陷于无法继续的情形之下了。一部分教士退入到蒙古境内，待机恢复，裴化行在所著的《天主教16世纪在华传教志》中这样说：

    景教直到一四○五年，在外蒙古一带，还有他们的踪迹。又有一个亲眼见过他们的人记载说：那些聂斯脱里教人，仿佛是从作坊里走出来的铁匠一样。直到现在，还时常在黄河套左近发现些古时崇拜十字架的人们的遗迹，有人曾想在当时那些人们所信奉的或许是景教。（见该书32、33页）

    似乎景教在中国已经灭绝，只活动在蒙古境内；其实不然。我们从马哥孛罗的游记中，看见他跟着他父亲到中国来的时候，经过梁州府、宁夏、归化等处，多遇到景教的人。后来他另一次旅行，经河间府，见该处有景教徒，也有教堂。南行经运河到扬州，记载在该处及镇江有景教教堂，杭州亦有景教堂一所，这可见唐朝以后，景教在中国内地未尝绝迹，惟其势力不若唐时之盛而已。容于下文再为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