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本冲突

    冲突在神经症中的重要性往往是超乎想象的。然而，要洞察冲突却非易事，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冲突在本质上是无意识的，但更多的是因为神经症患者会施展浑身解数去否认冲突的存在。那么，是什么征兆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潜在冲突的存在？在前一章所举的例子中，有两个因素表明冲突的出现，两个例子都相当明显————第一个例子中是疲乏，第二个例子是偷窃。其实每种神经症症状都指向一种潜在冲突，也即是说，每种症状多多少少都是某个冲突的直接后果。我们会逐渐看到，未消除的冲突会给人们带来什么影响，它们如何产生焦虑、抑郁、优柔寡断、怠惰、孤僻等。弄清楚这里的因果关系，有助于将我们的注意力从显性紊乱导向源头————尽管这并不会揭露这个源头的确切性质。

    表明冲突在起作用的其他征兆则是自相矛盾。第一个例子中，我们看到这个男人相信决策过程有问题，也相信自己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却没有表示任何抗议。第二个例子中，一个珍视友谊的人转而要窃取朋友的钱。有时，他自己也不会意识到这种矛盾，但更多时候，即便在毫无经验的观察者看来都一目了然，他仍然熟视无睹。

    就像体温升高是生理紊乱的明确指标一样，自相矛盾也是存在冲突的指标。举几个常见例子：一个极度渴望结婚的姑娘，却畏惧任何男人的靠近。一位母亲过于关心她的孩子们，却常常忘记他们的生日。一个对别人一贯慷慨大方的人，却对自己紧衣缩食。一个向往离群索居的人却从不独处。一个对大多数人宽宏大量的人，却对自己锱铢必较。

    与症状不同，自相矛盾常常能使我们对潜在冲突的性质做出初步的假设。例如，急性抑郁本来只说明一个人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但如果一个过于奉献的母亲忘记孩子的生日，我们可能会倾向于认为，这个母亲更热衷的是做一个好母亲的理想，而不是孩子本身。我们还可能承认，她的理想可能与挫败孩子的无意识冲动发生冲突。

    有时，冲突也会浮出水面————也即是，有意识地体验到冲突本身。这似乎与我神经症冲突是无意识的主张相矛盾，但其实出现的只是将真实冲突扭曲变形或篡改过后的东西。因此，如果一个人面临着必须做一个重大决定，尽管他有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的技术，但却也派不上用场，那他就可能被一种有意识的冲突所拉扯。现在他完全无法决定是和这个女人还是那个女人结婚，或是否要结婚，是做这份工作还是那份，是继续维持还是解散一项合作关系。于是，他会经受严峻的折磨，从一个极端穿梭到另一个极端，完全无法做出任何决定。他可能忧心忡忡，求助于精神分析师，期望分析师把相关的具体问题弄清楚。而他必然失望不已，因为当前的冲突只能说明内心冲突终而爆发。如果不认识到背后所潜藏的冲突，不踏上这条宛然曲折的漫漫长路，就不可能解决这个令他烦恼痛苦的问题。

    在其他例子中，内心冲突可能被外化，在这个人的意识中表现为自身与环境格格不入。或者，他发现毫无根据的恐惧与抑制干扰了他的渴望，于是可能意识到自己内心这股逆流来自更深的源头。

    我们对这个人了解越多，就越能辨别出引发症状、自相矛盾与表面冲突的冲突要素————而且，我们必须补充，他的情况也借由大量各式各样的矛盾而更令人费解。所以我们不禁会问：是否有一个基本冲突潜藏于所有这些具体冲突的背后，并从根本上造成了这些冲突？我们是否可以根据诸如婚姻来描述冲突的结构，在这段婚姻中，那些毫无干系的争论无止无尽，关于朋友、孩子、财务、进餐时间、用人等，这些是否说明这段关系本身根本不和谐？

    人格中存在基本冲突，这个观念由来已久，并在各种宗教与哲学中具有重要作用。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上帝与魔鬼的力量，善与恶的力量，都是这种观念的某种表达方式。在现代心理学中，弗洛伊德在这方面和在其他方面一样，做了开拓性的研究。他的第一个假设是，基本冲突是本能驱力与禁忌环境之间的冲突，我们的本能驱力盲目地渴望满足，而我们的家庭和社会环境戒律森严。这种环境在早年被内在化，从那时起表现为冷峻的超我。

    这里不太适合认真讨论这个观念，那需要概述所有反对力比多理论的争议。我们还是试着理解这个概念本身的意思吧，尽管我们摒弃了弗洛伊德的前提假设。那么，剩下的争议就在于：原始的自我中心动力与我们的禁忌意识的对立，是我们各式各样冲突的基本来源。正如后面会看到的，我也认为这种对立（或在我的思考方式中类似于对立的东西）在神经症结构中占居显要地位。我所质疑的是它的基本性质。我认为，尽管它是一种重要冲突，但它却是次要的，是神经症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

    这种驳斥的依据稍后会愈加明显。这里只提出这个理由：我并不认为，渴望和恐惧中的任何冲突都能让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分裂到这种程度，也不认为它们引发的后果的危害竟足以毁掉一个人的生活。像弗洛伊德假设的那种心理处境便意味着，神经症患者仍然有能力全心全意地追求某些事物，只是恐惧的阻滞作用挫伤了他的这种努力。在我看来，冲突的源头之所以围绕着神经症患者丧失由衷渴望的能力，是因为他的渴望是分裂开来的，也即是，他的种种渴望是背道而驰的。[1]这样所形成的心理环境，就的确比弗洛伊德想象的更严重、更危急。

    虽然与弗洛伊德相比，我认为基本冲突的破坏性更强，但我所认为最终消除冲突的可能性也更大。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基本冲突具有普遍性，一般不可能消除：所能做的只是更好地妥协或更好地控制。根据我的观点，神经症基本冲突不一定生来就有，如果它产生了，也有消除的可能————只要这个受折磨的人不畏艰难困苦。这个差别不在于乐观或是悲观，而必然来自我们假设上的差异。

    弗洛伊德后来对于基本冲突的解释在哲学上相当具有吸引力。先不管他这个思路的各种内涵，归根结底，他的“生”本能和“死”本能理论是人类建设性动力与破坏性动力之间的冲突。弗洛伊德本身并不是想把这个理论与冲突联系起来，而是防止两种动力混合在一起。譬如，他发现可以将受虐和施虐动力解释为性本能和破坏性本能的融合物。

    要把这个理论运用到冲突研究中，就需要引进道德价值观。然而，他又觉得这些东西是科学世界的非法入侵者。按照他的信念，他力图发展一种与道德价值观无关的心理学。我相信，这种想要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表现“科学化”的努力是强有力的原因之一，解释了为何弗洛伊德理论与疗法被限定在非常狭窄的渠道内。尤其是，这似乎还导致了他没有领会到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做了大量研究。

    荣格也很重视人类的对立倾向。他对于个体中起作用的种种矛盾影响非常深刻，以至于他把它作为一个普遍规律：任何元素的存在必然意味着其对立元素的存在。如，一种外在的女性气质暗示着一种内在的男子气概；一种表面的外倾性，与一种隐藏的内倾性；表面看起来是思维和推理占优势，而内心是情绪感觉占优势，等等。从这点上看，荣格看似是把冲突视为神经症的基本特征。然而，他接下来说，这些对立所具有的不是冲突性，而是互补性————目标是要接受双方面，从而趋近完整。在他看来，神经症患者是一个被困于单面发展之中的人。荣格用互补律来阐释这些观点。现在，我也意识到了对立倾向包含互补的成分，完整的人格离不开任何一方。但我觉得，这些对立倾向已经是神经症冲突的产物了，它们之所以如此顽强，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尝试解决的努力。例如，如果我们把倾向于内省、回避以及关心自己的感受、想法或幻想胜过他人视为一种真实的倾向，也即是说，这些倾向在本质上是由体验所建立和加剧的，那么荣格的推理就是正确的。有效的治疗过程会显现他所隐藏的“外倾”倾向，会指明单面发展的危害，会鼓励他接受和实践这两种倾向。然而，如果我们把内倾性（或我更愿意称之为神经症离群）视为一种手段，用来逃避那些因为与他人近距离接触而产生的冲突，那么治疗的任务就不是鼓励他更外向，而是分析潜在的冲突。只有消除了这些潜在冲突，才可能接近全心全意这个目标。

    现在继续推演我的观点，我还在神经症患者指向他人的基本矛盾态度中看到了基本冲突。在讨论细节之前，请大家注意一下这种矛盾在《化身博士》小说中的戏剧性。我们看到主人公一方面脆弱、敏感、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等，而另一方面又冷酷无情、自私自利。当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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