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基本冲突

当然，我并不是说神经症的分裂严格按着这个故事的线路走，而只是提供一个基本矛盾态度的生动描写。

    想从遗传学角度着手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追溯到我所说的基本焦虑[2]上，这里所指的是孩子在潜在的敌对世界中的孤立感和无助感。环境中各式各样的敌对因素都会使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冷漠、反复无常的行为、不尊重孩子的个体需求、蔑视态度、称赞过盛或缺失、缺乏真实可靠的温情、必须在父母争吵中选择立场、责任过多或过少、过度保护、与其他孩子隔离、不公平、歧视、不信守诺言、敌对气氛等。

    关于这一点，我唯一特别关注的因素是孩子对于环境中潜在虚伪的感觉：他觉得父母的爱、基督教慈善事业、诚实、慷慨、宽容等可能只是假装的。在这点上，孩子所感觉到某些东西确实是虚伪的，但还有一些可能只是他对于种种矛盾行为的反应，而这些矛盾是他在父母行为中所感觉到的。然而，这些感受往往结合了各种限定因素。而这些因素可能显而易见或深藏不露，所以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只能循序渐进地识别这些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

    在这些干扰条件的烦扰下，这个孩子摸索着生活下去的路，摸索着应对险恶世界的路。尽管，他自身的懦弱与恐惧，无意识地形成了他应对环境中特定势力的策略。通过摸索，他不仅发展出自己特有的策略，还发展出持久的人格倾向，这些倾向成为他人格的一部分，我把它们称为“神经症倾向”。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冲突是如何发展的，我们势必不能一味关注个体倾向，而应纵观这个孩子在这些环境中可行和实际的动向。尽管我们暂时看不见细节，但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观察到他应对环境的基本动向。一开始可能杂乱无序，但最后从中形成了三条主线：他可以亲近他人、对抗他人或远离他人。

    在亲近他人时，他接受自己的无助，尽管怀着隔阂与恐惧，他还是试图赢得他人的爱，试图依赖他们。只有这样，他才能在与别人相处时感到安全。如果家庭中有不同的阵营，他会选择有至高权威的一方。通过顺从他们，得到归属感和支持感，这使他不再感觉那么孤立无援。

    当他对抗他人时，他接受身边的敌意，并有意无意地决定反抗。他完全不信任别人对他的感觉和意图。他以任何力所能及的方式反抗。他想要更强，想要击败别人，部分出于自我保护，部分出于报复。

    当他远离他人时，他既不想有所归属，也不想有所抗争，而是拉开距离。他觉得自己跟别人没什么共同点，别人无论如何也不了解他。他用自己的性格、玩具、书和梦想等建立了一个个人世界。

    对于每一种态度，都有一个涉及基本焦虑的突出因素：第一种态度中是无助，第二种态度中是敌意，第三种态度中是孤立。但事实是，这个孩子不可能真心采取任何一种行动，因为在这些态度赖以发展的环境中，三种态度都一定会出现。我们纵观所见的只是占主导性的动向。

    如果我们现在跳到发展成熟的神经症，这就更显而易见了。我们都知道这样一些成年人，在他们身上，我们刚刚说的某一态度十分明显。但同时我们也能看到，他的其他倾向也没有停止发挥作用。在一种依赖和服从为主导的类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攻击倾向和离群需要。一个敌意占主导的人也有依从性格和离群需要。而一个离群性格的人不会没有敌意，或不会不需要爱。

    然而，主导性态度是最能决定现实行为的态度。它反映了应对他人的途径与手段，他在这些途径与手段中感到舒适自在。因此，一个离群索居的人，通常会使用无意识技术来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只要需要与他人近距离接触，他就茫然不知所措。再者，优势态度并不总是他意识所最能接受的态度。

    这并意味着不显眼就没有威力。例如，我们很难说，在明显依赖和顺从的人身上，控制渴望的强烈程度是否就不如爱的需要；他表达攻击冲动的方式只是更间接而已。很多例子都可以证明隐匿态度的潜力非常巨大，而在这些例子中，占主导的态度是完全颠倒的。我们可以在孩子身上看到这种反转作用，但它也会在后期生活中出现。萨摩赛特·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里中的斯特里克兰德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女性的个案史也常常能揭示这种转变。一个女孩原先顽皮叛逆、野心勃勃，当她坠入爱河后，变成了一个百依百顺、仰人鼻息的女人。或者，在惨痛经历的压力下，一个孤僻的人可能变得病态依赖。

    应该补充一点，诸如这样的转变，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一个常见的疑问，即后期经历是否毫无价值，我们是否永远被童年处境所引导和控制。从冲突角度看待神经症的发展，能使我们更给出一个更充分恰当的答案。有可能是：如果早期处境是颇为自由的自然发展，那后期经历，尤其是青春期，就能对人格塑造产生影响。然而，如果早期经历的影响很大，使这个孩子的行为模式刻板僵硬，那么新的经历不可能有所突破。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刻板使他无法接受新经历：例如，他可能非常孤僻，任何人都无法靠近他，或他的依赖性太根深蒂固了，以至于总是被迫附属他人、被他人剥削。还有部分是因为，他会以自己现有行为模式来解读所有新的经历：例如，一个攻击型的人面对友善，要么视之为愚蠢的表现，要么觉得别人是想剥削他，而新的经历只会强化原来那个行为模式。一旦神经症患者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态度，看起来好像是后期经历给人格带来了改变。然而，这个改变并不如看起来那么彻底。实际上，真正的情况是，内忧外患的压力使他被迫放弃自己的主导性态度，而选择另一种极端，但如果起先没有冲突，就不会发生这个改变。

    从正常人的角度看，这三种态度没有相互排斥的理由。一个人应该既能迁就他人，也能有所抵抗，也能杜门不出。三者能够彼此互补，有助于促成一个和谐的整体。如果有一个占优势，只能表明这个人朝着一个方向过度发展。

    但对于神经症，就有几个原因使得这些态度不可调和。神经症患者不易变通，他被迫服从、反抗和疏远，不管这种行为在具体情形中是否恰当，如果他表现为其他方式就会陷入恐慌。因此，如果三种态度都出现了，不管以何种强度，他势必会落入严重的冲突中。

    另一个因素严重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这些态度并没有限定于人际关系，而是逐渐弥散到整个人格，就像恶性肿瘤扩散到整个机体组织一样。它们不仅涉足到这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还包括他与自己的关系以及与普通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包罗万象的性质，就禁不住会绝对化地思考冲突，比如爱与恨、顺从与反抗、从属与支配等。然而，这种绝对化的看法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让我们根据某个单一的对立特征来区分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诸如它们在宗教信仰或权力统治上的差异。这些固然是差异，但一味强调这种差异只会混淆视听，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来就有天壤之别，代表着两种完全不相容的人生哲学。

    冲突起始于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最后影响到整个人格，这并非偶然。人类关系极其重要，以至于它们必定会塑造我们的品性、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价值观等。这些东西反过来又会影响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因而盘根错节。[3]

    我认为，由不相容态度所导致的冲突是神经症的核心，因而称得上“基本”。补充一句，我用“核心”这个词，不仅是比喻重要性，还强调它是神经症扩散的动力中心。这个观点是一种新神经症理论的核心，这种理论的含义在后面会愈加明显。广义而言，这种理论可以说是完善了我之前的观点，即神经症是人类人际关系紊乱的一种表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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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弗朗茨·亚历山大，《结构冲突与本能冲突的关系》，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6卷，第2期，1933年4月。

    [2]卡伦·霍妮，《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1937年。

    [3]由于对他人的态度和对自己的态度无法分割开来，所以有时候能在精神分析学著作中找到某种观点，认为其中某一个态度是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因素，而这种看法根本站不住脚。

    [4]这个观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并在《精神分析的新方向》和《自我分析》中详细阐释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