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神经症内疚感

保护和爱。或者他们可能会梦到发现自己渺小无助，躺在母亲的子宫里或臂弯之中。

    如果无助在某个情境下没有效果或是不适用，疾病可能就派上用场了。众所周知，疾病可用于逃避困难。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为神经症患者竖立了一个屏障，不让他意识到恐惧正使他逃避处理他应处理的问题。例如，一个与上级处不好的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在严重消化不良上寻找庇护；每次像这样诉诸无能所依赖的事实是：这为他的行动提供了一种明显的障碍，可以说是一个托词，从而使他摆脱掉对自己懦弱的意识。[3]

    最后一个对抗这类反对的防御性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被迫害的感觉。神经症患者通过感觉被虐待来躲避由于自己利用他人的倾向而招来的责骂；通过痛苦的感到被忽视，来阻止由于占有倾向所招致的责备；通过觉得别人帮不上忙，来防止他们发现他挫败他们的倾向。这种感觉被迫害的策略运用非常频繁，并且根深蒂固，因为它其实是最有效的防御方式。它不仅能使神经症患者可以躲避谴责，同时还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

    现在回到自责态度上，除了保护他对抗反对恐惧和引起安慰，自责的另一个功能是使神经症患者看不到改变的必要性，它事实上是代替了改变。想要在一个已经成熟的人格上作任何改变，对于每个人来说都非常困难。但是对神经症患者来说，这个任务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是因为他很难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还因为焦虑使他的诸多态度成为必需。因此，他非常害怕必须改变的可能性，并且唯恐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其中一种逃避这些信息的方式是：暗自相信自己可以通过自责来“应付”。这个过程常常能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如果一个人后悔做某事或没有做某事，并由此想要弥补或改变致此后果的态度，那他不会让自己沉浸在内疚感之中。如果他沉浸于内疚感，那说明他畏惧改变这一艰巨任务。悔不当初的确比改变容易太多。

    顺带提一句，使神经症患者对改变的必要性熟视无睹的另一个途径是使他存在的问题理智化。有这种倾向的病人能从获取心理学知识中得到极大的理性满足感，包括有关于他们的信息，但也仅限于如此。于是理智化态度被当作一种保护手段来使用，以阻碍他们一切情感的表达，因而也避免他们意识到他们需要改变。这就好像他们看着自己，然后说：真有趣！

    自责也可能用来躲避指责他人的危险，因为把责任包揽在自己身上显得更保险。批评和指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加强了自责的倾向，并在神经症中极为重要，因而必须花费很长的篇幅来讨论。

    一般来说，这些抑制都有一段发展历史。一个小孩若是成长于一个制造恐惧和憎恨、阻碍他自发性自尊的氛围，就会对他的环境产生强烈的控诉感。然而，他不仅无法表达这些感受，如果他足够害怕，甚至还不敢在意识感觉中察觉到它们。这部分是因为单纯害怕惩罚，部分是因为他害怕失去他想要的爱。这些幼稚反应有一个稳固的现实基础，因为创造这种环境氛围的父母由于自身的神经症敏感，几乎无法接受批评。然而，由于文化因素，这种父母绝对正确的态度无处不在。[4]在我们的文化中，父母的地位是基于某种权威的权力的，这种权力总是依赖于强迫服从。在许多情况下，仁爱统治着家庭关系，于是父母不必强调他们的权威。然而，只要这种文化态度存在，就总会给家庭关系投下一片阴影，即使它已退居幕后。

    如果一段关系是基于权威的，批评往往会被禁止，因为这会破坏权威。它可能明令禁止，并借助惩罚来巩固，或者更有效的是以一种更加隐秘的形式存在并依据相关道德加以强化。于是，来自孩子的批评不仅为父母的个人敏感而制约，还受我们的文化态度的制约————我们的文化普遍认为批评父母是一种罪过，并试图或明或暗地影响孩子，让他们也具备同样的感觉。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不那么受胁迫的孩子可能会表达一些反叛，但反过来又会使自己感到内疚。一个更受威胁的孩子则不敢表现出任何怨恨，甚至逐渐不敢去考虑父母犯错的可能性。不管怎样，他觉得一定有谁错了，由于父母总是正确的，于是就得出一定是自己错了的结论。毫无疑问，这通常并非一个理智的过程，而是一个情感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驱动力不是内疚感，而是恐惧感。

    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开始感到内疚，或更准确地说，他开始倾向于在自己身上找错，而不是冷静地权衡双方和客观地考虑整个情境。他的指责可能使他感到自卑，而不是内疚。二者只是程度上的差异，完全取决于或明或暗地强调他生活背景下的道德。一个女孩总是服从她的姐姐，出于恐惧而甘受不公正的待遇，强忍住她真正感觉到的不满，她可能告诉自己这种不平等的待遇是正当的，因为她比姐姐差（不够漂亮、不够聪明），或者她可能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因为自己是个坏女孩。然而，这两种情况下，她都是怪罪于自己，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受了委屈。

    这种反应并不一定持续下去；若不是太根深蒂固，若孩子的环境改变了，或若他的生活中出现一个赞美他、在情感上支持他的人，那么这种反应就可能改变。如果没有出现这种改变，那么将控诉转为自责的倾向最终会变强而不会变弱。对世界的怨恨逐渐从诸多源头累积的同时，对表达怨恨的恐惧也会成长起来，因为被发现的恐惧在增长，而且他还假设别人也有同样的怨恨。

    但是，认识这个态度的发展历史并不足以解释它。从实践和动态上来考虑，更重要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将这种态度带到现在来的。至于神经症患者很难批评和谴责，在他的成年期人格中也有几个决定性的因素。

    首先，这种无能是他缺乏自主、自发的自我主张的表达方式之一。要理解这个缺陷，只需要比较他的态度与我们文化中的健康人在谴责这方面的表现，或更一般地说，是在攻击与防御这方面的表现。正常人能在争辩中捍卫自己的观点，能驳斥不正当指责、含沙射影或过分的要求，能在内心或公然抗议被忽略或被欺骗，若他不喜欢并且环境允许，他能拒绝一次请求或一项提议。如果需要，他能够感受和表达批评，能够感觉和表达谴责，或若他想，他可以刻意回避或不予理会某个人。进一步说，他能够防御或攻击而不带着不相称的强烈情绪，能够在夸张的自责与夸张的攻击之间保持中庸，而那些夸张的攻击会使他毫无根据地暴力控诉这个世界。因此，有能力采取中庸之道只需要基于一些条件，而神经症患者多多少少缺乏这些条件：相对免于弥散性无意识敌意的自由，相对有把握的自尊。

    缺乏了这种自发性的自我主张，必然的结果就是感到软弱和毫无防备。如果环境使一个人知道————即使并非深思熟虑的结果，他也能够自如地攻击他人或自我防御，这样的人无疑是强大的，并且他自己也能感觉到这一点。一个从来都感觉自己无法这么做的人则是软弱的，他也感觉到了自己软弱。我们能像电子钟一样精确地记录自己到底是出于恐惧还是理智才压制住了争辩的冲动，自己究竟是出于怯懦还是正义感才接受他人的指责，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能成功欺骗我们的意识自我。而对于神经症患者来说，这种软弱的记录一直是恼怒的隐秘源头。许多忧郁症正是源于一个人无法为自己辩护或表达一个批判性的观点。

    批评和控诉的另一个更重要的障碍直接与基本焦虑有关。如果某人感觉外部世界是充满敌意的并因此感觉孤立无助，那冒任何打扰他人的风险似乎都是绝对鲁莽的。在神经症患者看来，这个危险看起来尤为巨大，并且，他的安全感越是基于别人的爱，他就越是害怕失去那份爱。在他看来，打扰他人具有完全不同于正常人的内涵。由于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单薄且脆弱，所以他无法相信别人与他的关系会更好。因此，他觉得打扰他们有引发决裂的危险；他期望被彻底放弃，遭受明确的冷落或憎恨。并且，他有意无意地认为，别人和他一样害怕被发现和被批评，因而他往往会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们，就像他对他们的要求一样。他极度害怕指责别人，甚至是指责别人的想法，这种恐惧将他推入尴尬境地，因为正如我们所见，他满怀积怨。事实上，正如每个了解神经症行为的人所了解的，种种控诉其实都必然有其表达方式，有时是以含糊不明的方式，有时是以公开、极具攻击性的方式。然而，由于我认为他们在表达批评和谴责时本质上依然是温顺的，因而有必要简略探讨一下其发生条件。

    它可能是在绝望的压力下表达出来的，更具体地说，是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再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他觉得无论怎么做都会遭到拒绝的时候。例如，他特别努力地展现友善和体贴，却始终得不到回报甚至遭到了拒绝。他的谴责是否一次性全面爆发，还是要经过一些时日之后才渐次表现出来，取决于他绝望的持续时间。他可能在一次危机中把所有谴责强加于别人身上，也有可能延续更长的时间。他郑重其事并期望别人也予以重视，同时也暗自希望别人能够意识到他的绝望有多深，并因此宽容他。即使没有绝望，如果他的谴责所指向的是他有意识地憎恨的人，并且是他不指望得到任何好处的人，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其他条件————也就是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情况————缺乏诚意。

    如果神经症患者觉得自己被发现、被指责，或面临这种危险，也可能会发出自己的强烈控诉。此种情形之下，相较于被反对的危险，打扰他人的危险就显得不那么可恶了。他觉得自己面临某种紧急状态之中而发起反击，就像一个本性不安并不惜鱼死网破的动物。如果病人特别害怕某些东西被揭露，或者做了什么自感会遭到反对的事情，他们可能把强烈的控诉强加于分析师身上。

    不同于绝望压力下的控诉，这种攻击可能是盲目的。之所以发出强烈的控诉并非因为他们认为这是适当的，纯粹是由于他们感到需要避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不管采用什么方式。然而，它们可能附带着真正的责备，但大体还是夸张且充满幻想的。神经症患者内心深处并不相信它们，也不指望它们能得到重视，并且若有谁重视了————诸如严肃地辩解或表现出受伤的迹象，他们反而会非常震惊。

    如果我们认识到害怕谴责是神经症结构中固有的组分，并进一步地认识到应对这种恐惧的方式，那么我们就能理解，为何从表面上看，这方面的情况总是矛盾重重。有一个神经症患者，他经常无法恰当地表达合理的批评意见，尽管他充满了强烈的指控冲动。每次他丢了东西之后，即使确信是女仆偷了，他也完全不知如何指责她，或甚至是无法抗议她不按时准备晚餐。他所表达出来的控诉，总是显得不怎么真实、不切题、带有谬误的色彩、不正当合理或者完全是异想天开。作为一个病人，他可能有能力合理地抨击分析师毁了他，却无法诚挚地抗议分析师抽烟的不良习惯。

    这些公开的谴责方式往往不足以释放所有累积下来的怨愤。为此，他们可能会采取间接的方式“神不知鬼不觉”地表达怨愤。有些是无意中表现出来，有些是指桑骂槐，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怨恨丈夫的时候呵斥仆人，或一般转移到环境或命运上。这些方式是一种安全阀门，但其本身并非神经症所特有的。神经症所特有的间接且无意识的表达方式是“受苦”。通过受苦，神经症患者可能将自己当作一个活生生的谴责对象。一个妻子因为丈夫回家晚而生病了，这就比当众大吵大闹能更有效地表达她的恨意，并且还能得到好处，使她成为自己眼中的无辜受害者。

    受苦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表达谴责取决于谴责他人的抑制作用。如果恐惧不是太强烈，受苦就可能表现得较为戏剧化，伴随着一般性的公开指责：“看，你让我如此痛苦。”事实上，受苦是谴责得以表达的第三种条件，因为这可以使谴责显得正当合理。这也与得到爱的方式存在密切联系，这些方式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同时，诉诸痛苦还可用于恳求同情和勒索爱以补偿伤害。表达谴责的抑制作用越严重，痛苦就显露得越少。这甚至可能使神经症患者不愿意别人注意到他正在遭受痛苦。总之，我们发现他在表露自己的痛苦这方面的变化最大。

    因为神经症患者方方面面都受到恐惧的困扰，所以他始终徘徊于控诉与自责之间。结果之一就是，他永远没有办法确定自己是否有权批评别人，是否有权考虑自己被冤枉。他的经验让他记得或知道，他的控诉总是得不到现实的担保，而只是出于自身非理性的反应。这一点也使他很难认识到自己是否真的被冤枉，从而妨碍了他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坚定的立场。

    观察者倾向于把所有这些表现解释为强烈内疚感的表达方式。这并不意味着观察者是神经症的，而意味着观察者和神经症患者的思想感受都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要理解决定我们对待内疚感的态度的文化影响，就必须考虑一些历史、文化和哲学问题，而这远远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但即使打算完全跳过这个问题，至少也有考察一下基督教观念的道德影响的必要。

    内疚感相关讨论可以大致总结如下。如果一个神经症患者陷入了自责或内疚的泥淖，第一个疑问不应是“他到底在内疚什么？”而应是“这种自责的态度的功能可能是什么？”我们既已发现的主要功能有：表达之于他人反对的恐惧；防御这种恐惧；禁止自己谴责他人。

    弗洛伊德以及追随他的大多数精神分析师都倾向于把内疚视为一种终极动机，这反映出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弗洛伊德意识到了内疚感来自恐惧，因为他认为恐惧有助于“超我”的产生，而超我负责内疚感；但他倾向于认为，道德要求和内疚感一旦形成，就起着一个基本手段的作用。再者，精神分析表明，即使我们学会了以内疚感应对道德压力，也接受了种种道德标准，这内疚感背后的动机————尽管可能只是微妙且间接的————也不过是之于行为后果的直接恐惧。如果内疚感本身确实不是一种终极动力，那就有必要修订某些精神分析理论，那些理论据以成立的基础是内疚感（尤其是那些弥散性的内疚感，弗洛伊德暂时称之为“无意识内疚感”）对于形成神经症具有巨大的影响。我只提三个最重要的这类理论：“负性治疗反应”，主张病人情愿继续病着，是因为他无意识的内疚感[5]；“超我”作为一种内在结构对自我施以惩罚；道德受虐狂，把自讨苦吃归因于惩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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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弗洛伊德：《哀痛与忧郁症》（《文集》第四卷，第152——170页）；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发展史的分析报告》（精神分析出版）。

    [2]类似于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

    [3]如果这种愿望被解释（就像弗朗茨·亚历山大在《总体人格的精神分析》中所做的那样）为一种受罚的需要，因为他对上级有攻击冲动，那这个病人会欣然接受这种解释，因为这样一来，分析师有效地帮助他避免面对种种事实：他有必要为自己做主，他害怕为自己做主，他为自己的害怕感到恼火。分析师更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么高尚的人，才会为对抗上级的种种恶念而烦恼不已，因而通过给这些恶念赋予高道德标准的荣誉，加剧了他本来就存在的受虐动力。

    [4]这段及其他段落参见埃里希·弗洛姆在《权威与家庭》中的研究，马克思·霍克海默版本（1936年）。

    [5]参见霍妮的《负性治疗反应问题》，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5期（1936年），第29——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