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神经症内疚感

    在神经症患者的表现中，内疚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对于一些神经症患者来说，内疚感表现得公开、充分；对于其他神经症患者，则表现得有所隐藏，需要借助行为、态度、思考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我会先总体描述一下表明内疚感的各种表现。

    正如我在上一章提到过的，神经症患者常常把自己的痛苦解释为他觉得自己不值得任何改善。这种感觉非常模糊不清，或者只是关于社会禁忌的想法或行为，如手淫、乱伦的渴望、希望亲人死去等。这类人往往会为最微不足道的情形感到内疚。如果有人要求见他，他第一反应是预感别人会指责他的所作所为。如果朋友一段时间没有到访或写信，他会问自己是否冒犯了他们。如果有任何事出了错，他会假定是他的错。即使是别人明显错了，明白无误地虐待过他，他也仍然会设法怪罪于自己。如果有任何利益或意见的冲突，他会倾向于盲目地认为别人是对的。

    然而，在任何场合中伺机而动的种种潜在的内疚感，与在抑郁状况下尤为明显的那些被解释为无意识内疚感的东西之间只是程度之差。后者采用的形式是自责，这种自责常常具有幻想色彩或至少是夸大其词。同样，神经症患者会不断努力，在自己和别人眼中表现得合情合理，特别是当他还没有明确意识到这种努力所具有的巨大策略性价值时，最能说明他心里存在必须中止的毫无缘由的内疚感。

    神经症患者对被发现和被反对有着挥之不去的恐惧，这也进一步表明弥散的内疚感的存在。在他与分析师的谈话中，他可能表现得好像是犯人和法官的关系，因而对他来说，很难在精神分析中与分析师合作。对于有关他的任何解释，他都会当成是一种责备。例如，如果分析师向他表明，某种防御态度背后隐藏着潜在的焦虑，他就会回答：“我就知道我是个孬种。”如果分析师解释说，他之所以不敢接近他人是因为害怕被拒绝，他就会因此把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并解释说，他这么做是为了使生活更容易。对完美的强迫性追求，在极大程度上也是来源于这种避免任何反对的渴望。

    最终，如果发生了不利的事情，如失去了一个机遇或发生了一场意外，神经症患者可能真的会感到更轻松，甚至某些神经症症状也消失了。对于这种反应的观察，以及他有时好像会安排或激起不幸这一事实，很容易不小心导出这样一个假设：神经症患者的内疚感太过强烈，以至于为了避免内疚感而发展出惩罚的需要。

    因此，似乎有大量证据表明神经症患者心里存在极为强烈的内疚感，并且对其整个人格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尽管证据很明显，但仍然值得提出疑问：神经症患者有意识的内疚感是不是真诚的，带有有意识内疚感的症状性态度是否有其他解释。有好几个因素会引起这样的疑问。

    内疚感，就像自卑感一样，是完全不受欢迎的；神经症患者完全不想摆脱它。事实上，他执着于自己的内疚感，并极力抵抗任何宽免他罪责的努力。单单是这种态度就足以表明，就像自卑感一样，在他对内疚感的执拗背后，必然存在一种具有重要功能的倾向。

    并且，另一个因素也应注意到。感到真心懊悔或耻于某事是令人痛苦的，还要向别人表达这种感受则更令人痛苦；事实上，神经症患者比其他人更克制这么做，因为他害怕遭人反对。然而，他却非常乐意表达我们所谓的内疚感。

    再者，自责经常被用来说明神经症患者具有潜在的内疚感，它具有明显非理性的成分。不管是特定指向的自责，还是弥散性地感觉不值得任何友善、称赞和成功，他都倾向于走向某个非理性的极端，从夸大其词走到纯然的幻想。

    另外，自责表达的不一定是真心实意的内疚感，这说明在无意识中，神经症患者完全不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即便他好像正沉浸在内疚感当中，如果有人把他的自责倾向当真，他可能就会大发雷霆。

    后面这个观察可以导出最后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是弗洛伊德在讨论忧郁症中的自责时曾指出的[1]：明显的内疚感与缺乏应有谦卑的内疚感之间的反差。神经症患者宣告自己没有价值的同时，会极力要求关心和赞美，还会明显地不情愿接受最轻微的批评。这种反差显而易见，例如，一个女人会为每一篇犯罪报道隐隐感觉到罪恶感，甚至会为每个亲人逝世感到自责，但当她的妹妹略微委婉地责备她要求太多关心时，她竟然愤怒到晕厥。但这种反差并不总是那么明显，因而它的发生频率远比表面上更频繁。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误把自己的自责态度当作对自己合理的批评态度。他对于批评的敏感可能被一种信念遮蔽，即他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接受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以一种友善或有益的方式提出来。但这种观念只是一个屏障，并且与事实相悖。即使是明显善意的建议也可能引起愤怒，因为任何建议都意味着批评他不完美。

    因此，如果仔细检查内疚感，并考察它的真挚性，就会明显看到那些看似内疚感的东西所表达的要么是焦虑，要么是一种对抗焦虑的防御性措施。这一点对于正常人也是如此。在我们的文化中，畏惧神比畏惧人更高尚，或用非宗教的语言来说，出于良知而克制好过出于恐惧被逮到。许多丈夫假装出于道德而忠诚，实际上只是因为害怕自己的妻子。因为神经症饱含焦虑，所以神经症患者比正常人更容易掩饰内疚感的焦虑。不像正常人那样，他不仅害怕那些可能发生的后果，还要预计种种与现实完全不相称的后果。这些预期的性质取决于情境。他可能夸大即将来临的惩罚、报复、抛弃，或他的恐惧完全是模糊不清的。但不管其性质是什么，他的恐惧都出于同一点，这一点可以大致描述为害怕被反对，或者如果对反对的恐惧是一种信念，那就是害怕被发现。

    害怕反对在神经症中非常普遍。几乎每一个神经症患者，尽管从表面上看自信满满、漠视他人的意见，但都对被反对、被批评、被谴责、被发现等极度恐惧或高度敏感。正如我已提到过的，这种对反对的恐惧往往被理解为潜在内疚感的指标。换言之，它被认为是这种内疚感的一个结果。批判性的观察结果使我们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在精神分析中，一个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己很难谈论某些经历或想法，例如，关于死的愿望、手淫、乱伦等，因为他对此深感内疚，或更多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感到内疚。当他有充分的信心谈论这些，并发现这些东西并没被反对时，“内疚感”就会荡然无存。他感到内疚是因为，他由于焦虑而比别人更依赖公众舆论，从而天真地把公众舆论当作自己的判断。再者，即使特定的内疚感在他袒露了内疚的经历之后逐渐消失了，他对于反对的一般性敏感在根本上依然是不可改变的。这个观察结果显示，内疚感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反对的结果。

    由于之于反对的恐惧对于内疚感的形成和理解都十分重要，所以在此我要补充讨论一下其含义。

    对反对的过度恐惧可能盲目地延伸到所有人身上，或只是延伸到朋友身上————尽管神经症患者往往无法明确区分朋友和敌人。一开始只是针对外界，并多多少少总是与反对他人有关，但也可能内化。越是如此，外来的反对与自我反对比起来就越发不那么重要。

    害怕反对也可能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它表现为经常害怕惹恼别人。例如，神经症患者可能害怕拒绝邀请、反对一个意见、表达任何渴望、无法达到既有的标准、任何形式的引人注目等。它也可能表现为害怕别人打听他的情况。即使是被人喜欢，为了预防被他人知根知底的事情发生，他也会对此加以避免。它也可能表现为极不情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任何隐私，或者对有关于个人的任何无恶意的提问都感到无比愤怒，因为他觉得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是要窥探他的隐私。

    害怕反对是一个突出的因素，分析过程对分析师来说很困难，对病人来说很痛苦。尽管每个人的分析都有别于他人，然而共同之处在于，病人虽然渴望分析师的帮助，也希望得到理解，但同时又把分析师当作最危险的入侵者而竭力摆脱。正是这种恐惧，使得病人表现得好像站在法官面前的罪犯，而且就像一个犯人一样，他暗中严肃地决心否认和误导对方。

    这种态度可能表现在遭逼供和为此痛苦难当的梦中。曾经有一个病人，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彻底揭露他某些被压抑的倾向，不断地做与此有关的别有意味的白日梦。他想象自己看见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有一个习惯，时常在梦幻岛上寻找庇护。在那里，那个男孩成为一个群体的成员，这个群体为一条法律所管治：禁止暴露小岛的存在以及处死任何入侵者。这个男孩的意中人以某种伪装形式代表了分析师，她找到了去小岛的路。根据法律，她本应被处死。然而，男孩将她救了下来，前提是她保证不再来这个岛上了。这是冲突的一种艺术表现，这个冲突以这样那样的形式贯穿始终，是一种对分析师爱与恨之间的冲突，因为分析师想要侵入他隐藏的想法和感受，同时也是一种想要捍卫秘密与必须放弃之间的冲突。

    如果害怕反对不是源自内疚感，有人可能会问：为何神经症患者非常在意被发现和被反对？

    害怕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神经症患者对世界和自己展现出的假象[2]，与隐藏其后的所有被压抑的倾向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尽管他不能做自己，必须继续伪装并深受其苦————甚至比他意识到的更为痛苦，但他必须竭力保卫这些伪装，因为它们就是保护他免遭潜在焦虑的壁垒。如果我们认识到，他不愿意反对的主要是他必须掩藏的东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这种“内疚感”消失之后他的恐惧还是无法消除。要消除这种恐惧还必须作出更多改变。一言以蔽之，正是他人格中的虚伪————更确切地说，是他神经症人格中的虚伪————造成了他之于反对的恐惧，并且只在他处于这种虚伪的包围之下时他才害怕被发现。

    由于他的秘密的特殊内涵，首先他想要隐瞒的是所有能用“攻击性”这个词来概括的倾向。“攻击性”这个词语不仅适用于他的反应性敌意————诸如愤怒、报复、嫉妒、渴望羞辱等，还适用于他对他人的所有隐秘要求。我已经很详尽地讨论过这些内容，此处只需简单地说：他并不想自力更生，并不想为了得到他所想要的而付出努力；相反，他骨子里坚持依赖他人的生活，不管是以控制、剥削还是爱或顺从的方式。一旦触及他的敌对反应或要求，焦虑就会滋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感到内疚，而是因为他看到他获取所需支援的机会岌岌可危。

    其次，他想要隐藏自己是多么软弱、不安全和无助，他的自我主张是多么微不足道，他是多么焦虑不堪。出于这个原因，他建立起一种充满力量的假象。但是，他越是将追求安全感着眼于控制权，越是使自己的骄傲与力量的观念相关，他就越是彻彻底底地看不起自己。他不仅觉得软弱很危险，还觉得很卑劣，不管软弱的是自己还是他人，而且他把任何无能都归结为软弱，不管是有关于无法独立自主、克服自身障碍还是有关于挥之不去的焦虑。因此，由于他本质上鄙视自己的任何“软弱”，加上他忍不住相信如果别人发现了他的软弱也会鄙视他，所以他竭尽全力地隐藏软弱，并且始终担心自己迟早会被发现，焦虑因而持续不断。

    因此，内疚感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责不是害怕反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还是对抗这种恐惧的防御性手段。它同时可以实现双重目的：请求安慰和模糊现实问题。实现后一个目的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或者故意夸大其词使其看起来不可信。

    以下的两个例子可以说明很多问题。有一天，一个病人深恶痛绝地控诉自己忘恩负义、是分析师的累赘、不知如何感激分析师只收不多的一点儿费用等。但会谈结束之后，他却发现他忘了带原本打算支付的费用。这是他想不劳而获的诸多证据之一。他那内容丰富而范畴广泛的自我控诉在这里如其他地方一样，具有掩盖具体问题的功能。

    一个成熟睿智的女人对自己像小孩一样发脾气感到内疚，尽管在理智上她知道，这些脾气是被父母的无礼行为所激起的，而且她已经放下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人必须认为自己的父母无可厚非。然而，她在这一点上的内疚感仍然过于固执，以至于她倾向于把自己无法与男性发生性接触当作她对父母敌意的惩罚。通过把性接触方面的无能归咎于自己耍小孩子脾气，她掩盖了真正的原因，诸如她自身对男性的敌意，她害怕被拒绝因而已经退缩进壳内。

    自责不仅保护她不惧怕反对，还通过激起相反的安慰性话语而引致积极的安全保障。即使没有局外人牵涉其中，也可以通过加强神经症患者的自尊而带来安全感，因为自责意味着，他有如此敏锐的道德判断，他为了那些别人忽视的错误而责备自己，从而让他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好人。再者，自责带给他慰藉，因为自责很少涉及他对自己不满这一现实问题，因而实际上为他打开了一道暗门，可以让他相信自己终究不是太糟糕。

    在我们进一步讨论自责倾向的功能前，我们必须考虑一下逃避反对的其他方法。与自责殊途同归的一种防御手段是：通过总是表现正确或完美来预防任何批评，因而不给批评留下任何落脚点。这种防御手段的所到之处即使有明显的错误，也会因大量理智的诡辩而显得合情合理，这些诡辩术堪比一个聪明、老练的律师。这种态度甚至可能使他强迫自己在最无关紧要和微不足道的细节上也做到准确无误，例如天气。在这类人看来，任何细节性的失误都可能招致全盘的危险。这类人往往无法忍受哪怕是最轻微的分歧，甚至只是情感重点的不同也无法忍受，因为在他看来，些微的不赞同也等同于批评。这种倾向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所谓的“假性适应”。假性适应见之于某些人，他们尽管患有严重的神经症但还是设法在自己心里————有时也在周围人心里————维持一种“正常”且适应良好的形象。对于这类神经症患者，我们几乎能够毫无偏差地预测，他极度害怕被发现或被反对。

    神经症患者可能用来保护自己不被反对的途径是：在无知、疾病或无助中寻求庇护。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我在德国治疗过的一个法国女孩。我之前提到过这个女孩，她因为被怀疑智力低下而被送到我这里。在精神分析的前几周里，我自己也怀疑她的心理机能。尽管她完全能听懂德语，但她好像听不懂我说的任何内容。我试着用更简单的语言说同样的事情，但也没有一点改善。最终，有两个因素澄清了这个情况。她曾梦到我的办公室像一个监狱，或是像一个检查身体的医生的办公室。这两点泄露了她害怕被发现的焦虑，后面这个梦是因为她惧怕任何身体检查。另一个启示性的因素是她意识到的生活中的一件事。她忘了按法律要求的某个时间递交护照。当她最后去见行政官员时，她假装听不懂德语，希望以这种方式逃避惩罚————她笑着跟我叙述这件事。于是，她意识到自己对我用的也是一样的策略，并且也是出自同样的动机。从这时起，她便证明了自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孩。她在无知和愚蠢之中寻求庇护，以逃避被责备和惩罚的危险。

    原则上，任何一个言谈举止像个不负责任、顽皮不认真的小孩的人，都会采取同样的策略。有些神经症患者会一直采用这种态度。或即使他们没有表现出孩子气，可能也会拒绝认真对待自己的感受。这种态度的功能可见于精神分析中。濒临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攻击倾向的病人会突然感到手足无措，表现得像个小孩，只渴望保护和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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