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获得爱的途径和对于拒绝的敏感

    仔细想想神经症患者多么需要爱，又多么难接受爱，我们可能会认为他们在适宜的感情氛围中或许会成长得很好。但另外一个难题是：他们同时又对任何拒绝都很敏感，不管这种拒绝是多么轻微。一个适宜的氛围，尽管令人安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拒绝。

    很难形容他们对拒绝的敏感到了什么程度。约会中的变化、等待、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任何不合意的事情……只要他们自己感觉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他们都视其为一种拒绝。而且，拒绝不仅使他们重温基本焦虑，他们还将其等同于羞辱。后面我会解释为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羞辱。拒绝本身确实含有羞辱的成分，因而会激起他们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很可能公开化。例如，一个姑娘因为她的猫没有回应她的爱抚变得异常愤怒，把猫扔向墙壁。如果他们被迫等待，他们就会将此解读为“自己太无关紧要了”，所以别人没有必要对他们守时；而且还可能触发敌意，或导致他彻底回避所有感受，变得冷漠且没有回应，就算他们几分钟前还曾热切地期待着这次见面。

    感觉被拒绝和感觉被激怒之间的联系更常是无意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更容易发生，是由于拒绝可能太过于轻微，以至于逃脱于意识的觉察。于是，一个人感到恼怒，或变得心怀恶意，或是感到疲乏、抑郁或头疼，却丝毫不会怀疑这是为什么。再者，产生敌意反应不仅是因为拒绝，或被视为拒绝的事物，还可能是因为预感自己被拒绝。例如，一个人可能怒气冲冲地提问，因为在他心中，他预感自己会被拒绝。他可能不给自己女朋友送花，因为他预感她会觉得这份礼物别有用心。他可能出于同一原因，极其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感受、深情、感激、欣赏，因此在他自己和别人看来，他比实际中更冷酷、更无情。或者，他可能蔑视女性，因而采取报复的手段来回馈他所预期的拒绝。

    如果对拒绝的恐惧急剧发展，可能会使一个人避免将自己暴露于任何被否定的可能性中。这种躲避，可能从买香烟不索要火柴延伸到不申请工作。一个人若是害怕任何被拒绝的可能，那他也会避免与自己喜欢的人有任何进展，只要他无法绝对确信自己不会遭到拒绝。这种类型的男性往往对必须邀请姑娘跳舞而恼怒不已，因为他们害怕这个姑娘只是出于礼貌而同意他们的请求，而且他们认为女性在这方面好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言之，害怕被拒绝可能导致一系列严重的抑制，使他陷入胆怯之中。胆怯被当作一种防御手段，以免自己被拒绝。不讨人爱的信念也被当作这种防御来使用。这类人好像告诉自己：“人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待在角落里，这样才能保护自己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因此，害怕被拒绝严重阻碍了对爱的渴望，因为它阻碍了一个人让别人感觉到或知道他想得到一些关注。再者，因为预感到会被拒绝而激起的敌意，非常容易使他意识到焦虑，甚至加剧他的焦虑。这是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得以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这个恶性循环由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各种内涵所组成，可以大致概括为：焦虑；对爱的过度需要，包括要求专一和无条件的爱；当要求没有被满足时感觉被拒绝；对拒绝的强烈敌意反应；因为害怕失去爱而需要压抑敌意；对愤怒扩散感到紧张；焦虑增加；安全感的需要增加……因此，正是这种用于安全感以对抗焦虑的手段，反过来引发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的讨论范畴内具有典型性，总的来说，它是神经症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任何保护性措施，除了具有借以获得安全感的属性，还具有引发新焦虑的属性。一个人可能为了减缓焦虑而酗酒，同时又害怕酗酒会害了他。或者，他可能为了释放焦虑而手淫，然后害怕手淫会使他生病。或者，他可能针对焦虑接受了一些治疗，然后很快开始忧虑不安，唯恐这种治疗会对他有所损害。恶性循环的形成也是重度神经症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便外部环境并没有发生改变。揭露恶性循环及其所有的内涵都是精神分析工作的重要任务。神经症患者自身无法领悟这些东西。他只注意到这些后果，只觉得自己陷入无助的境地之中。这种被困感是他对自己陷入无法挣脱的铁网中的反应。任何看似可以带他走出来的途径，都再次把他拖入新的危险中。

    问题出现了，尽管内心障碍重重，但到底有哪些道路向神经症患者敞开，使他能获取他决意想要的爱。这里需要解决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如何得到所需要的爱；第二，如何向自己和他人交代这个要求。我们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获得爱的各种手段：贿赂；诉诸怜悯；诉诸公正；威胁。当然，就像列举心理学因素一样，这个分类并不严格，只是表示一个大体的趋势。这些手段并不相互排斥。某几个手段可能同时或交替起作用，这取决于环境和整个性格结构，也取决于敌意的程度。事实上，这四种获取爱的手段的排序表明了敌意的增长程度。

    当神经症患者尝试通过贿赂得到爱时，他的座右铭可以描述为：“我深爱着你；因此作为回报，你也应该爱我，并为了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这个策略，这主要是由于女性所生活的环境。千百年来，爱不仅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事实上还是她们满足需要的唯一或主要途径。男性在成长过程中相信，如果他们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在生活中有所收获，而女性认为通过爱，并且只能通过爱，她们才能得到幸福、安全感和名誉。这个文化态度的差异对男女的心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在这里讨论这个影响不太合时宜，但这种影响的后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常把爱作为一种策略。并且同时，爱的主观信念被作为提出要求的正当理由。

    这种类型的人处于一种特定的危险之中，即在恋爱关系里陷入痛苦的依赖中。例如，试想一个对爱有神经症需要的女人，她依附于一个同样类型的男人，然而她只要一接近他，他就会躲开；这个女人对于这种拒绝充满敌意，而她又害怕失去他，因而要压抑这份敌意。如果她试图让自己退出，他又会再度开始索取她的爱。那么她不仅要压抑自己的敌意，还要用更炽热的爱来掩饰。她会再次被拒绝，再次如此反应，最终不断加深爱。因此，她会逐渐相信，自己被一种无法克制的“热恋”所控制。

    另一种可能被视为贿赂的手段是：通过试图理解对方、在精神上或事业发展上帮助他、改善他的困境等来赢得爱。这是男性和女性都经常使用的手段。

    第二种获得爱的手段是诉诸怜悯。神经症患者会使他人注意到自己的痛苦和无助，其座右铭是：“你应该爱我，因为我痛苦无助。”同时，痛苦被当作有权过度要求的正当理由。

    有时，这种申述非常公开化。一个病人会表示他病得最严重，因而最应该受到分析师的关注。他可能会鄙视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更健康的病人。并且，他会怨恨比他更善于使用这种策略的人。

    诉诸怜悯多多少少掺杂着敌意。神经症患者可能会单纯诉求我们的善良品质，或是以一种激进的手段勒索爱，比如使自己置身于灾难性的情境中，以此强迫我们给予援助。任何一个在社会或医护工作中与神经症患者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这个策略的重要性。有些神经症患者会实事求是地解释自己的困境，他们与那些试图夸大其词地诉苦以引起同情的患者极为不同。我们在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身上也会发现同样的倾向，他们所采取的形式也相同：小孩要么因为委屈而想要被安慰，要么无意识地发展出某种令父母害怕的情境，如不能进食或不能小便，试图以此强求关注。

    使用诉诸怜悯的手段的前提是这样一种信念：无法通过其他方式得到爱。这个信念可能被理性化为对爱的普遍不信任，或是采取另一种形式，认为在某种特定情境中，其他任何方式都无法得到爱。

    第三种得到爱的手段是诉诸公正，其座右铭可描述为：“这是我为你做的；而你要为我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经常会指出，她们为孩子付出太多太多，因而她们有权要求孩子不断奉献。在恋爱关系中，答应求爱也可能被作为这些要求的资本。这类人常常过于想要为对方付出，并偷偷期望自己能得到任何想要的回报，如果对方没有同样地想要为他们付出，他们就会感到极度失望。我在这里并不是指那些斤斤计较的人，而是那些全然不知自己在有意识期待某种可能性回报的人。他们强迫性的慷慨，也许更为准确地说，是一种魔术手法。他们为别人所做的，正是他们想要别人为他们所做的。失望所带来的剧烈痛苦表明，这种对回报的期望确实在起作用。有时，他们会有一本心理账簿，给自己的牺牲一个无限额的信贷，而这些牺牲其实是不起作用的，诸如彻夜未眠，然后把别人为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小化，甚至是视而不见，从而严重歪曲事实，以至于他们觉得自己有资格要求特别的关注。这种态度会反弹到神经症患者自己身上，他可能变得极度害怕承担责任。他本能地以己度人，害怕自己若是接受了别人的爱就会被剥削。

    诉诸公正还可能依据：神经症患者只要有机会就乐意为别人付出。他会指出，如果他站在对方的位置上，会多么爱对方，或多么牺牲自己，并且他认为他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要求对方做的都是他自己也会做的。实际上，这种正当性的心理比神经症患者自己意识到的更为复杂。他对自身品质的描述主要是：他无意识中僭取了他本来要求别人的那种行为方式。然而，这也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的确有这种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出于缺乏自我主张、失败者的自我认同、强迫自己像要求别人宽容他那样宽容别人。

    当要求是出自补偿所谓的伤害时，表现在诉诸公正之中的敌意就最为明显。座右铭是：“你让我痛苦或伤害了我，因此你有义务帮助我、照顾我、支援我。”这种策略类似于创伤性神经症中的策略。我对创伤性神经症并没有个人经验，但我在想，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是否属于这个类别，他们是否把受伤作为一种依据，倾向于在任何事情上以此提出要求。

    我将举一些例子，这些例子表明，为了使自己的要求看起来正当合理，神经症患者是如何唤起内疚感或义务感的。一位妻子病了，因为她的丈夫不忠。她完全没有表达出任何责备之意，也许甚至在意识中完全没有这样觉得，但她的病无疑是一种活生生的责备，企图唤醒丈夫的内疚感，使他自愿全身心地投入在她身上。

    另一个这种神经症患者，是一个有强迫和癔病症状的妇女，她有时会坚持要求帮她的妹妹做家务。一两天后，她又会无意识地感到深恶痛绝，因为她们接受了她的帮助，而且还躺下休息。随着症状的加深，她不仅强迫妹妹自己做家务，还迫使她们多了一个照顾她的任务。同样，她状态的损伤表达出一种谴责，并要求别人给予补偿。也是这位妇女，当其中一个妹妹批评她时，她曾一度昏厥，从而证明了她的愤恨，也证明了她强求她们同情自己。

    我有一个病人，在精神分析的某个阶段每况愈下，并且开始幻想分析师除了抢走她的全部资金外，还使她疲惫不堪，因此未来我应该全心全意地照顾她。这种反应在每种治疗中都很常见，并常常伴随着对医生的公然恐吓。对于程度比较轻微的情况，下面这种事情也很普遍：若分析师度假去了，病人的状况就会表现出明显的损伤；他会暗示或坦言，他的状况恶化都是分析师的错，因此他特别要求分析师的注意。这个例子可能很容易转化为日常生活的经历。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这类神经症患者甘愿付出痛苦的代价，即使是极度痛苦，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表达谴责，并在浑然不知的状态下提出要求，从而可以继续维持他们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利用威胁的策略去获得爱，不是威胁要伤害自己，就是威胁要伤害别人。他会用某种铤而走险的行为施加威胁，如败坏名声、对他人或自己施以暴行。自杀威胁，或企图自杀，就是种常见的例子。我有一个病人，通过这种威胁得到了两任丈夫。第一个男人略有避而不见的迹象，她就在最拥挤、最引人注目的地方跳下河去；第二个男人看起来不愿意和她结婚，她就在确定能被发现的时间打开了瓦斯。她的明显意图是表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活不下去。

    由于神经症患者发出威胁的目的是让他的要求得到默许，所以一旦他有希望达到目的，就不会继续威胁下去。如果他失去了这个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驱动之下继续发出威胁。

    第九章　性在爱的神经症需要中的作用

    爱的神经症需要常常也会采取性迷恋的形式，或是对性满足欲求不满。有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问题，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全部表现是否受性生活不满所促进，对爱、交流、欣赏和支持的渴望是否更多是受不满足的“力比多”所驱使，而非安全感的需要。

    弗洛伊德可能倾向于那样看待这个问题。他曾经注意到，许多神经症患者渴望依附于他人，并且很容易依附于他人；他把这种态度描述为起源于不满足的“力比多”。然而，这个观念是基于某种前提的。它预先假定，所有不带性色彩的行为表现————如希望得到建议、赞同或支持，都是被衰减或“升华”的性需要的表达方式。它还预先假定衷情是性驱力的一种被压抑或“升华”的表达方式。

    这些前提都未经证实。对爱的感觉和衷情的表达与性之间的关联，有时并没有我们以为的那么紧密。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个体的爱是文化的产物。布里福特[1]提出，性与残暴的联系比衷情更紧密，虽然他的说法并不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然而，通过我们文化中的观察可以知道，性的存在离不开爱或衷情，并且这种爱或衷情也离不开性的感觉。例如，并没有证据表明，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衷情是性的本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性元素可能出现了，这也是弗洛伊德的发现。我们可以观察到衷情与性之间的许多联系：衷情也许是性感觉的先行者；一个只意识到衷情的人也可能有性渴望；性渴望可能激发或逐渐变成衷情。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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