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其他特征

衣物的占有欲上，或是在追求抱负和名望上。唯一支持“力比多”假设的地方，只在于欲求不满与性驱动力一样充满热情。然而，除非认为所有充满热情的驱动力都是“力比多”，否则仍有必要证明这种欲求不满是一种性（性前期）的驱力。

    贪欲问题很复杂，至今仍未解决。和强迫性一样，贪欲也肯定是受焦虑推动的。欲求不满是以焦虑为条件的，这一点非常明显，过度手淫或暴饮暴食就是很常见的例子。贪欲与焦虑的关系也可能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一旦这个人通过某些方式感到安心，如感觉被爱、获得成就、做有建设性的工作等，贪欲立马就会缓解或消失。例如，被爱的感觉可能会突然削弱强迫性购买的渴望。一个女孩曾经抱着毫不掩饰的贪欲期盼每一顿饭，而当她开始从事她喜欢的服装设计工作之后，立马就把饥饿感和用餐时间抛到了九霄云外。另外，欲求不满也会随着敌意或焦虑的加剧而加强，一个人受到惊吓后可能会情不自禁地疯狂购物，也可能在遭到拒绝后开始暴饮暴食。

    然而，很多焦虑的人并没有发展出贪欲，这就说明其中还涉及某些其他特殊因素。可以肯定的是，欲求不满的人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而不得不依赖外部世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但他们认为没人乐意给予他们任何东西。那些在爱的需求上贪得无厌的神经症患者，往往在物质上也表现出同样的不知足，诸如在时间或金钱上的牺牲、具体情境中的实际建议、困境中的实际帮助、礼物、资讯、性满足等。在某些案例中，这些渴望明显表露出一种渴求爱的迹象；而在另一些案例中，这种解释无法令人信服。在后一类案例中，人们的印象是：神经症患者仅仅是想获取某些东西，可能是爱，也可能不是爱，而对爱的渴望，即使完全表现出来，也只是榨取某种切实恩惠或利益的幌子。

    这些观察提出了一个问题：物质上的贪欲是否可能通常只是基本现象，而爱的需要才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我们后面会看到，占有欲也是对抗焦虑的基本防御措施之一。但经验同样显示，在某些案例中，爱的需要，尽管是一种压倒性的保护性措施，但也可能被压抑至深，以至于从表面上完全看不出来。于是，对物质的贪欲就可能持续发生，或暂时取代对于爱的渴求。

    根据爱的作用，可以将神经症患者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对于第一种类型的人，无论采取的是什么形式，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渴求爱的。

    第二种类型的人，他们伸手要爱，但若他们在某些关系中没有得到爱————通常他们总是得不到————他们很快就会不再向别人伸手，而是回避所有人。他们强迫性地让自己依附于物质，迫使自己进食、购物、阅读————诸如此类，而不是试图使自己依附某个人。这种变化有时也会表现为古怪的形式，如有些人在失恋后开始极力强迫自己吃东西，以至于短时间内长胖了二三十斤；如果他们开始了一段新恋情，体重就会再次减轻；而如果这段恋情再次以失败告终，他们又会变胖。有时，我们可以在病人那里观察到同样的行为：对分析师极其失望后，他们开始强迫性地进食，胖到几乎认不出他们的地步，但当这段关系得以好转之后，他们又会瘦下来。这种与食物有关的贪欲同样可能被压抑，从而变成明显的缺乏食欲或诸如功能性肠胃不适。对于这种情况，他们的个人关系比第一种人所遭受的困恼更为严重。他们还是渴望爱的，而且敢于向爱伸手，但任何失望都会打消他们与他人交往的念头。

    第三种类型的人曾经遭受过的挫折太严重、太早期了，以至于他们的意识态度已经变成对任何爱的极度怀疑。他们的焦虑太深了，以至于只要没有感受到确凿的伤害，他们就能感觉到满足。他们可能对爱有一种冷嘲热讽、嗤之以鼻的态度，宁愿去实现自己的某种现实的愿望，诸如物质帮助、建议和性。只有当他们的大部分焦虑得以释放之后，他们才会渴望爱、褒扬爱。

    这三种类型的人的不同态度可以总结为：对爱贪得无厌；爱的需要之中夹杂着一般性贪欲；对爱没有显性需要，但有一般性贪欲。对于每一种类型，焦虑和敌意都有所增长。

    回到我们讨论的主要方向上，我们现在必须思考一下爱的贪得无厌的特殊表现方式。其中，主要表现方式是嫉妒和要求无条件的爱。

    神经症嫉妒不像正常人的嫉妒，它可能是对失去某人爱的危险的适当反应，但总的来说，与这种危险并不相称。它缘于害怕失去某人或某人的爱而惶惶不可终日，因而对方的任何兴趣都可能是一种潜在的危险。这种嫉妒可能出现在每一种人类关系中：父母对于想要交朋友或结婚的孩子；孩子对于他们的父母；夫妻之间；任何恋爱关系中。与分析师的关系也不例外，表现为分析师关照其他病人或者只是提到别的病人，他就极度敏感。其座右铭是：“你必须专一地爱我。”病人可能会说：“我知道你待我很好。不过，由于你可能对别人也同样友善，所以你的善意对我来说完全不作数。”任何必须与其他人或其他兴趣分享的爱，都很快被彻底贬值。

    不相称的嫉妒，常常被认为来自童年时期对兄弟姐妹或某一方父母的嫉妒体验。手足之争也会出现在健康儿童身上，例如对新生儿的嫉妒，然而，一旦孩子确认自己没有失去任何他迄今为止所拥有的爱和关注，手足之争就会消失不见且不留下任何伤痕。根据我的经验，发生于童年时期的过度嫉妒之所以没有被克服，往往是因为孩子处于和成年人一样的神经症状态之中，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这个孩子身上已经存在无法弥补的对于爱的渴求，这种需要起源于基本焦虑。在精神分析文献中，婴幼儿和成年人的嫉妒反应关系常常含糊不清，因为成年人嫉妒被认为是婴幼儿嫉妒的“重演”。如果这个词想要暗示的是，一个成年妇女嫉妒自己的丈夫，是因为她曾经同样地嫉妒过自己的母亲，这似乎站不住脚。我们在亲子或手足关系中发现的愈演愈烈的嫉妒并非成年期嫉妒的根本原因，其实两者的本源是一致的。

    也许，之于爱的贪得无厌的需求中，比嫉妒更为强烈的表现方式是要求无条件的爱。这个要求最常出现于有意识的想法中，其形式是：“我希望因为我这个人本身而被爱，而不是因为我的所作所为而被爱。”若只限于此，我们也许认为这种愿望一点也不过分。诚然，希望别人只因为我们本身而爱我们，这个愿望与其他任何人无异。然而，对无条件爱的神经症愿望远比正常人的愿望广泛得多，在最极端的形式中，这种愿望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这是一种对爱的要求：绝对不附加任何条件，不能有任何保留。

    首先，这种要求包括希望别人不计较任何挑衅而爱自己。这个愿望作为一种获得安全感的方式是有必要的，因为神经症患者心底明白这么一个道理：他充满了敌意和过度要求，因而他有着不可理喻、不相协调的恐惧感，害怕自己的这种敌意变得明显时，对方会回避或怀恨在心。这种类型的病人会表达这样一个观念：爱一个和蔼可亲的人本来就很容易，并不能说明什么，爱应该证明它能容忍这个人的一切不良行为。任何批评都会被他们认为是爱的终结。在精神分析过程中，暗示他可能必须在人格上作某些改变也会激起怨恨，因为他把任何此类暗示都视为一种挫折，挫败了他对爱的需要，即便作出某些改变原本就是精神分析的目的。

    其次，对无条件的爱的神经症需要包括希望别人不求回报地爱自己。这个愿望是强制性的，因为神经症患者自觉没有能力感受到任何温情或付出任何爱，也没有这么做的意愿。

    再次，他的要求包括希望别人爱自己而不图任何好处。这个愿望也是强制性的，因为别人从中得到的任何好处或满足都会引起神经症患者的怀疑，认为对方喜欢他只是为了这个好处或得到满足。在性关系中，这种类型的人会不满对方从关系中得到满足，因为他们会觉得对方是为了获得满足而爱自己。在分析中，这些病人对于分析师可能从工作中获得的成就感也十分吝啬：要么贬低分析师给他们的帮助，要么在理智上承认这种帮助却没有任何感激之情。或者，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任何改进归因于分析师以外的其他原因，诸如吃药或朋友的言论。当然，他们还会舍不得给必要的小费。虽然他们理智上很清楚，小费是时间、精力和学识的报酬，但在情感上，他们还是会把小费当作一种证据，证明分析师并不关心他们。这类人也倾向于为送礼而难为情，因为礼物使他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爱。

    最后，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还包括希望别人为爱自己不惜代价。只有当对方为他牺牲一切时，他才能真正确信自己被爱。这些牺牲既可能关于时间或金钱，但也可能关于信念和个人诚信。例如，期望对方哪怕损失惨重也要偏袒他。有些母亲天真地认为，期望小孩盲目奉献以及作出各种牺牲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她们曾经“强忍疼痛生下了他们”。另一些母亲压抑了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期望，愿意给孩子许多积极的帮助和支持。但这样的母亲对这段亲子关系并不满意，就像之前提过的那些例子一样，她们觉得孩子爱她只是因为他们从她那里获益良多，因而无论需要她付出什么，她都暗怀不满。她这种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包含着之于他人的残酷无情的漠视，因而最为明显地揭示了爱的神经症背后隐藏着敌意这么一个事实。

    不妨作这么一个比照：正常的吸血鬼可能是有意识地要将对方剥削到极限，而神经症患者却往往全然不知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作为一种狡黠的心理计谋，他必须把任何与自身要求有关的信息挡在意识之外。谁也不会自言：“我希望你为了我牺牲自我，并且不求回报。”他强迫自己为他的要求找到一些合理的理由，比如他生病了，因而需要别人不求回报的付出。另一个“漠视”自身需求的有力理由是，这种要求一旦形成就很难放弃，而且放弃的第一步就是认清这些要求是无理的。除了之前已经提过的这些理由，这种要求还基于神经症患者的深刻信念，即他不能自力更生，他所需要的一切必须是别人给予的，他的所有生活责任都“应当”仰仗他人而非自己。因此，放弃自己对无条件的爱的要求，就意味着必须改变他的整个生活态度。

    爱的神经症需要的所有特点，都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即神经症患者自身的冲突倾向于将他所需的爱阻挡在外。那么，倘若他的需求获得部分的实现，或者遭遇到了一次彻底的拒绝，他将作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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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这种说法也许在美国并不被认同。在美国，文化因素是其中的原因，即尽可能受欢迎成了竞争目标之一，因此，被他人喜爱就具有其他文化所没有的重要意义。

    [2]卡伦·霍妮：《爱的高估：常见的现代女性类型的研究》，载于《精神分析学季刊》第3期（1934年），第605——638页。

    [3]卡尔·亚伯拉罕：《“力比多”的发展史》，载于《医疗精神分析新工作》第2期（193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