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的道路333

言所表达的意义。但除此之外，他可能还会强调患者在梦中表达出来但在清醒时不敢去感觉的情感或渴望的重要性。而且，他还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就像患者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乐观并不真实一样，这种悲伤感是否也有可能不是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情感呢？

    一段时间之后，其他方法也是可行的了。患者自己可能会开始纳闷他对自己的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竟是如此之少。于是，分析学家会鼓励、支持这样的困惑感。无论他采用什么样的方式，“自然而然”（natural）这个被滥用的词似乎最为恰当。因为人确实会自然而然地————这是其本性————去感受其情感，去了解其愿望或信念。当这些自然能力不发生作用时，我们便有理由感到纳闷了。如果这种纳闷不是主动自愿的，分析学家就会在适当的时候提出这样的疑问。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毫不重要。但在此，不仅“纳闷是智慧的开始”这一普遍真理仍然通行，而且更确切地说，患者意识到他已远离了自己，而不是忽略了这一事实，这一点也十分重要。其效果可与这样的时刻相比：一个在专制氛围中长大的年轻人突然间了解到了民主的生活方式。这一信息可能在立刻之间就会渗透，或者他也可能本着怀疑的态度去接受，因为他本来就不相信什么民主。不过，他还是会逐渐认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一些可取的东西。

    有时，这些偶尔的评论可能就是所需要的东西。只有当患者对“我是谁？”这个问题感兴趣时，分析学家才会更加积极主动地试图让患者知道他对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或信念的了解是多么少，或者是多么不关心。举一个例子：有一位患者，当他看到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即使是极小的冲突时，他也会感到害怕。他害怕自己会分裂，害怕自己会发疯。分析学家从几个角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处理，比如，只有当一切都处于理性的控制之中时，他才会有安全感；或者，351他害怕任何小的冲突都会削弱他的力量，从而使他无法与外在世界对抗（在他看来，这个外在世界充满了敌意）。通过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真实自我上，分析学家便可以指出，冲突之所以让他感到害怕，要么是因为冲突的强度太大，要么是因为在患者身上发生作用的真实自我太少，以致极小的冲突也不能应对。

    又或者，我们说有这么一个患者，他在两个女人之间举棋不定。随着分析的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在任何情境下都难以承担起责任，而不论这个情境是关系到女人、想法、工作还是生活区，都是如此。同样，分析学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这一问题。首先，只要一般性的困难不明显，他就必须找出某个特定的决定中所涉及的东西。当“犹豫不决”的状况变得很明显时，他可能就会揭露患者对于力求拥有一切的自负————得到蛋糕并吃掉它————从而揭露出他觉得必须进行选择是一种可耻的堕落。与此同时，从真实自我的角度出发，分析学家会提出，患者之所以不能负起责任，是因为他太远离自我，以至于不知道他自己的爱好和方向是什么。

    再举一个患者抱怨自己太过顺从的例子。他之所以日复一日地答应或者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他人希望或期望他去做这些事。在这里，我们同样也可以根据某个既定时刻的背景，从多个有利的视角来处理这个问题：他必须回避冲突，他认为自己的时间毫无价值，他自负于自己的无所不能。不过，分析学家也可能只是简单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就从未想过要问问自己想要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对的吗？”除了以这样的间接方式调动真实自我之外，分析学家还会不失时机地明确鼓励患者表现出的这样一些迹象：患者的思想或情感更加独立了，患者能为自己负起责任了，患者对自己的真实样子更感兴趣了，患者自己弄明白了自己的托词、“应该”以及外化过程。这包括鼓励患者在两次分析面询的中间进行自我分析。另外，分析学家还要指出或强调这些步骤对患者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352不那么害怕他人了，不那么依赖于他人了，因此更能对他们产生友好或同情的感觉了。

    有时候，患者几乎不需要任何的鼓励，因为他不管怎样都觉得自己更加自由，也更有活力了。有时候，他会贬低所采取之步骤的重要性。分析学家必须对患者这种轻视这些步骤的倾向加以分析，因为这可能表明患者因为真实自我的出现而产生了恐惧感。此外，分析学家还要问这样一个问题：此刻是什么使得患者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变得更具自发性、更为积极或者做出某个决定？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有助于我们了解与患者勇于做自我相关的因素。

    当患者逐渐有了一些坚实的立足之地之后，他就变得更有能力来应对自己的冲突了。这并不是说他直到此时才看到冲突。分析学家很早就看到了这些冲突，甚至患者也察觉到了一些冲突的迹象。对于其他任何神经症问题来说也是如此：意识到冲突及其所包括的一切步骤的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整个分析始终都将致力于这个过程。但是，如果不减少与自己的疏离程度，患者就无法体验到这些冲突是他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就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许多因素会导致这种对冲突的意识成为一种破坏性的经历。但是，在这些因素中，与自我的疏离是最为显著的。要想了解这一联系，最简单的方式是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想象冲突。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人，他跟两个人的关系都非常密切————父亲和母亲，或者两个女人————但这两个人却试图将他朝相反的方向拉。在这种情况下，他对自己的情感与信念了解得越少，就越容易摇摆不定，而且，他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崩溃。相反，他对自己越坚定，那么，他在受到两种相反力量影响时遭受的痛苦就越少。

    患者逐渐意识到自己冲突的方式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会意识到分裂的情感————如对父母或婚姻伴侣的矛盾情感————或者，353对性行为或学术流派的矛盾态度。例如，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对母亲是又恨又爱。这看起来好像是他意识到了一种冲突，即使这种冲突仅仅针对某一个特定的个体。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他想象冲突的一种方式：一方面，他同情母亲，因为她是一个牺牲型的人，从来都没有快乐过；但另一方面，他又对她非常愤怒，因为她强求他只能对她一个人忠诚，而这让他感到窒息。对于他这种类型的人来说，这两种反应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接着，他所认为的爱与同情变得越来越清晰了。他觉得他应该是一个理想的儿子，应该能够让母亲感到欢乐和满足。而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他会觉得“愧疚”，并对母亲加倍关注以作为补偿。这种“应该”（与接下来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并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情境，无论在何种生活情境中，他都觉得自己应该绝对完美。于是，其冲突的另一种成分便出现了。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当超然度外的人，心怀这样的要求：任何人都不能打扰他，不能对他有所期望；如果有谁这样做，他就会恨他。这里的发展过程是这样的：从将他的矛盾情感归咎于外在环境（母亲这个角色），发展到认识到自己在某一特定关系中的冲突，最后发展到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冲突，因为这是他内心的冲突，因此在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挥作用。

    其他患者一开始可能仅仅只是看到了其主要人生观中的一些矛盾之处。例如，一个自谦型个体可能突然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相当蔑视，或者常常反抗“自己必须对他人友好”的想法。或者，他可能突然认识到自己过分地要求获得某些特权，但这种认识稍纵即逝。虽然一开始他并不认为这些是矛盾（更不要说是冲突了），但慢慢地，他逐渐认识到，这与他的过分谦逊和喜欢每个人的态度确实是相矛盾的。因此，他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到某种冲突，如当他强迫性地帮助他人的举动没有得到“爱”的回报时，他就会因为自己“受了骗”而盲目大怒。他完全惊呆了————这种体验也随之被淹没。接着，他对自负和利益的禁忌也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这种禁忌非常刻板、无理，以至于他开始对其感到纳闷。354由于他对于善良和神圣的自负受到了削弱，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嫉妒，开始看到自己对于私利的斤斤计较与贪婪，或者开始看到自己的吝啬。他身上发生的这个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被描述为对其自身矛盾倾向日益了解的过程。仅仅这一过程，便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因看到这些矛盾倾向而产生的震惊逐渐得以缓和的方式。更为重要的动力是，通过整个分析，他会变得坚强得多，因而能够逐渐面对这些倾向，而不会受到根本的动摇————因此能够解决这些矛盾的倾向。

    同样，有些患者可能会意识到自身的某个冲突，但是其轮廓仍很模糊，其意义也不确定，因此在一开始仍无法理解。他们可能会谈到理智与情感或者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这种形式的冲突很难理解，因为爱情与事业之间并非水火不相容，理智与情感之间也是如此。分析学家以任何方式都无法直接处理这种冲突。他往往只能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领域中肯定存在某种冲突。他将这一点牢记在心，并尽力逐渐地了解这个患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同样，患者一开始可能也没有觉得这是一种个人冲突，而是将它与当前的现实联系了起来。例如，女性可能会把爱情与事业之间的冲突归因于社会文化环境。她们会指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既想拥有事业，又想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其实是很困难的。慢慢地，她们了解到自己在这方面存在个人冲突，而且，这个冲突比现存的外在困难更为重要。简而言之，在爱情生活中，她们可能具有病态依赖的倾向，而在事业上，她们又会表现出神经症野心的所有特征，以及一种对胜利的需要。后面这些倾向往往会受到抑制，但仍相当活跃，足以作为衡量效率的标准————或者，至少是成功的标准。从理论上讲，她们已尽力把其自谦倾向倾注于爱情生活中，而将其扩张驱力集中到了工作上。而事实上，这种截然分明的划分是不可行的。而且，在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追求控制的驱力大体上也会在她们的爱情关系中发生作用，而自谦倾向也会作用于其事业————结果，她们变得越来越不快乐。

    在其生活方式或价值系统中，355患者也会公开地表现出一些在分析学家看来非常明显的矛盾。一开始，他们可能会表现出自己的某个方面：甜美可爱、过分顺从，甚至是卑微下贱。接着，一种追求权力与声望的驱力开始显现（例如，追求社会声望或者征服女人的驱力），这种驱力带有明显的虐待性与冷酷性。有时候，他们会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们无法保持一种怨恨的态度，而在其他时候————此时，他们并没有因为矛盾而感到困扰————他们会爆发出相当野蛮的报复性愤怒。或者，他们一方面想通过分析获得一种不受任何情感干扰的报复能力，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想像隐士那般神圣与超然脱俗。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态度、驱力或信念构成了各种冲突。与那些遵从“美德的狭窄途径”的人相比，他们常常因为自己能够拥有更为广泛的情感或信念而感到自豪。区隔化（compartmentalization）达到了极点。但对此，分析学家无法直接地加以处理，因为维持这种分裂的需要要求在不同寻常的程度上去麻痹对真理和价值的感觉，去抛弃现实的证据，并逃避为自己承担任何的责任。在这里，扩张性驱力与自谦性驱力的意义与力量也会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只有对他的躲避心理与无意识的欺骗行为进行大量的研究，这些才会有所帮助。通常情况下，这包括研究它们广泛而持久的外化作用，研究他们只能在想象中实现其“应该”的现象，研究他们在发现并相信一些站不住脚的借口以防御自责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足智多谋（“我已经尽力了，我生病了，那么多的麻烦快把我烦死了，我不知道，我无能为力，这已经好多了”，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措施让他们获得了一种内心的平静，但随着生活的继续，这些措施往往也会削弱他们的道德品质，从而导致他们更加不能面对自己的自我憎恨与冲突。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但患者也会因此而逐渐变得坚强起来，从而敢于去体验自己的冲突，并与之对抗。

    总而言之，由于冲突本身具有破坏性，因此在分析之初，它们往往显得很模糊。356如果有人看到了这些冲突，那也只能是在具体的情境之中看的————或者只是想象它们模糊、大致的样子。它们也许会如火花闪现，但由于太过短暂而不会获得什么新的意义。它们也会被区隔化。这个方面会朝以下这些方向发生变化：患者更为清晰地意识到这是冲突，而且是他们自己的特定冲突；然后，他们看到了本质，即患者开始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冲突，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些模糊的现象。

    虽然这项分析工作很困难，而且让人心烦，但它同时也具有解放性。现在，分析工作中出现了许多冲突，无法用一种僵化的方法来解决。特定的主要解决方法（其价值在分析过程中逐渐减弱）最后瓦解了。而且，个性中某些不熟悉或者发展不良的方面会被揭示出来，并获得发展的机会。诚然，最早出现的仍是较为严重的神经症驱力。但这也是有用的，因为自谦型个体在有机会坚持自己的正常利益之前，必须先看到他自己追逐私利的自我中心倾向；他必须先体验自己的神经症自负，才能接近真正的自尊。相反，扩张型个体只有先体验到自己的卑微以及对他人的需要，才能产生真正的谦逊与温情。

    这项工作的进展相当顺利，患者现在可以更为直接地处理这种最为广泛的冲突了————他的自负系统与其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使其理想化自我变得完美的驱力与发展他作为一个人的潜能的欲求之间的冲突。慢慢地，各种力量出现了，主要的内心冲突也凸显了出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分析学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确保这一冲突处于关注的焦点，因为患者自己很容易忽视这种冲突。随着这些力量的出现，一个非常有利但也极为混乱的分析时期开始了（这个时期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有所不同）。混乱是内心激战的直接表现。其强度与关键问题的根本重要性相一致。这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患者是想保留其错觉、要求及虚假自负中那些被夸大、美化的东西，还是能够接受自己是一个常人，具有常人的一切局限，357有其特殊的困难，但同时也有发展的可能性？我想，这可能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难以选择的十字路口。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反反复复，而且往往接连不断。有时，患者会向前发展，这可以从多个方面体现出来。他的情感更为活跃了；他能够更具自发性、更为直接了；他能够想到去做一些具有建设性的事情；他觉得自己对他人更为友善，也更同情他人了。他对自我疏离的许多方面更为警惕了，并能靠自己的力量去理解这些疏离。例如，他可以很快认出什么时候他没有“置身于”某种情境，或者什么时候他没有面对自身的问题，而是责怪他人。他可能会认识到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实际上是多么少。他可能会想起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不诚实或残忍的事件，虽然这个判断更让人感到抑郁和遗憾，但却没有压垮人的罪恶感。他开始看到自己有一些好的地方，开始意识到自己具备某些优点。他会因为自己的顽强奋斗而给予自己应有的认可。

    这种对自己的更为实际的评价也会出现在梦里。有一次，有一个患者在梦中以避暑别墅的象征形式出现，因为长期没有人居住，这些别墅已经破旧不堪，但质地依然完好。另一个梦表明，患者试图逃避为自己承担责任，但最终却坦然承认了这一点：患者把自己视为一个大男孩，只是觉得好玩而将另一个男孩关在了一只箱子里。他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对他也没有任何敌意，他只是把他给忘了，结果导致那个男孩死亡。做梦的这个人有点儿想逃跑，但后来有个官员找他谈话，以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告诉了他这些简单的事实和后果。

    紧接这些建设性时期之后的便是反弹期（repercussions），反弹期的基本因素是，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再一次奔涌而出。这些自毁性的情感本身可能会被体验到，也可能通过变得具有报复性而被外化出来————受辱感、虐待或受虐的幻想。或者，患者可能只是模糊地意识到其自我憎恨，但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他对自毁冲动的焦虑反应。或者，最后，即使焦虑本身不出现，358他抵制焦虑的惯用方法————例如，酗酒、性行为、对同伴的强迫性需要、夸大或自大————也会变得活跃起来。

    所有这些烦扰都会引向真正的好转，但为了准确地评价它们，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这些改善的可靠性，以及导致“复发”的因素。

    患者可能会高估自己所取得的进展。他似乎忘了：罗马非一日建成。他继续以我所戏称的“健康狂欢”（binge of health）的方式生活。既然他现在能做许多以前所不能做的事了，那么，他就觉得应该是————在他的想象中是————适应完美的榜样、完全健康的榜样。虽然他一方面更愿意做他自己，但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完全健康这一荣誉的吸引，他也会抓住这种进展作为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最后机会。这一目标的吸引力依然很大，足以让他暂时地失去理智。一种轻度的兴奋感就会让他暂时忘了存在的困难，而且也会让他更加确定现在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但是，由于他总体上认为自己现在比以前优秀多了，因此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他必定会认识到：尽管他确实能够更好地应对许多状况，但大量的老问题依然存在。而且，正因为他相信自己已处于巅峰状态，所以，他对自己的反抗也会更为猛烈。

    有些患者在向自己和分析学家承认自己已经好转时似乎非常冷静、谨慎。确切地说，他们往往以一种非常微妙的方式贬低自己的进展。尽管如此，当他们遇到自己身上或者外部环境中某个无法应对的问题时，类似的“复发”也会发生。这里也会发生同第一类人身上所发生的同样的过程，但没有想象中的美化工作。这两种类型的人都不愿意接受这一点，即自己是一个有困难、有局限，或者没有异常优点的人。他们这种“不愿意”的态度可能会被外化（我准备好了要接受自己，但如果我不完美，他人就会厌恶我。只有在我最为慷慨大方、最有效率时，他们才会喜欢我。）

    迄今为止，导致急性损伤的因素是一种患者还无法应对的困难。在最后一种反弹中，359导致反弹的因素并不是还没有克服的困难，而是相反，是一种明确的朝向建设性方向前进的趋势。这不一定是引人注意的壮观举动。患者可能仅仅只是对自己产生了同情，第一次感觉到自己既不是特别出色，也不可耻，而是一个不断地努力挣扎并经常遭受烦扰的人。他已经认识到，“这种自我憎恶是自负的人为产物”，或者，他并不一定要为了赢得自尊而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英雄或天才。而且，在梦中，态度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有一名患者梦到了一匹纯种赛马，但现在它的腿瘸了，看上去狼狈不堪。但是，患者想：“就算是这样，我也能爱它。”但在这种经历之后，患者开始变得意志消沉，无法工作，整个人感觉无精打采的。结果证明，他的自负进行了反抗，并占据了上风。他因强烈的自我轻视而感到痛苦，并对此产生了憎恨，认为“把自己的目标定得太低”，沉溺于“自我怜悯”之中是可耻的。

    这样的反弹常常出现在患者做了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和为自己做了某件建设性的事情之后。例如，对某个患者来说，能拒绝他人对他时间的要求而不会产生恼怒感或罪恶感是一种进步，因为他认为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更加重要。另一名患者之所以能结束一段恋爱关系，是因为她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自己和恋人的神经症需要，而且，这段关系对她而言已经失去了意义，她看不到未来的希望。她坚决地做出了这一决定，并尽其所能地减少对对方的伤害。在这两个例子中，患者一开始对自己处理特殊情况的能力都感觉良好，但不久之后便恐慌起来。他们害怕自己的独立，害怕自己变得不可爱和“具有攻击性”，他们称自己为“自私的人”，而且————在一段时间内————他们会退缩到一种自暴自弃的过度谦逊的安全范围内中寻求庇护。

    最后这个例子需要更为全面的治疗，因为它涉及一个比其他例子更进一步的积极步骤。在这个例子中，患者与比他年长许多的哥哥一起工作，360经营一项从他们父亲那里接管过来的事业，且经营得相当成功。哥哥很能干，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爱支配他人的人，而且具有许多典型的自大——报复性倾向。我的这名患者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受他胁迫，盲目地崇拜他，并无意识地去讨好他。在分析中，其冲突的相反面涌现了出来。他对哥哥开始变得吹毛求疵，公开与之竞争，有时甚至表现得相当好斗。哥哥以同样的方式做出了回应。一种反应强化了另一种反应，很快，两人就几乎无法交谈了。办公室的气氛紧张了起来，同事和员工有了各自支持的一方。我的患者一开始很高兴，他终于能够通过“坚持”自己的权利来反抗他的哥哥了，但慢慢地，他认识到，自己是在报复哥哥，想让他放下架子。在对他自己的冲突进行了数月富有成效的分析之后，他最终对整个情况有了更为广泛的了解，并认识到还有一些比个人争斗和个人恩怨更为重要的事情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不仅看到这种紧张氛围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愿意主动地承担责任。他决定与哥哥谈一谈，尽管他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随后的谈话中，他既不接受威胁，也不怀报复之心，而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因此，他赢得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比以前更为健康的基础上进行未来的合作。

    他知道自己做得很好，并因此而感到很高兴。但就在当天下午，他突然变得恐慌起来，觉得恶心头晕，以至于不得不回家躺下。虽然他并没有真的自杀，但自杀的念头却不断在他脑海中闪现，他甚至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自杀了。他试图弄清楚这一状况，于是重新审视了自己的谈话动机以及在谈话时的行为举止，但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他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过，他还是能够睡着觉，而且第二天早晨醒来感觉平静多了。但醒来后，他又想起了哥哥对他的各种侮辱，于是再一次对他产生了怨恨。在分析这种混乱状态时，我们看到，他在两个方面受到了打击。

    他要求与哥哥谈话以及与哥哥谈话的勇气，361与他迄今为止所遵循的所有（无意识的）价值观截然相反。从他的扩张性驱力这个角度来说，他应该心怀报复，并获得一种报复性的胜利。在这个方面，他曾言辞激烈地责骂自己是一个姑息者，遇事就躺倒认输。与此同时，从他依然存在的自谦倾向来看，他应该温顺，自甘居下。因此，在这个方面，他以讽刺的口吻攻击自己：“小弟弟竟然想超过大哥哥！”如果他此时的真实表现不是自大就是姑息，那么他在之后也可能会感到不安（尽管这种不安的程度要轻一些），而且这一点也不让人感到困惑。因为任何一个人在努力摆脱这种冲突的过程中，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残留下来的报复倾向或自谦倾向非常敏感。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感觉到了这些倾向，就会感到自责。

    在这里，毫无疑问的一点是，这些自我谴责发生了作用，而他并没有去报复，也没有姑息，而是采取了不同于这两种倾向的果断而积极的步骤。他不仅采取了现实的、富有建设性的行动，而且对自己以及自己生活的“背景”有了真实的了解。也就是说，他终于看到并感觉到自己在这种困难情境中应承担的责任，不再将其视为一种负担或者压力，而是其个人生活模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就是这个样子，情况也就是这个样子————对此，他诚实地加以对待。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以及因这种接受而应该承担的责任。

    此时，他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力量，可以为自我实现而采取实际的措施了，但是，他却还没有开始摆好架势去面对真实自我与自负系统之间的冲突，而这是一个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步骤。正是他突然陷入的这种冲突的严重性，充分说明了之前所发生的强烈反弹。

    当患者被一种反弹控制时，他自然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只是觉得自己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了。他可能会感到绝望：自己的改善或许是一种幻觉？或许自己已经无药可救？他可能会产生退出分析的冲动（当然，这些冲动都是一闪而过）————362这些想法他以前从未有过，即使在烦扰不安的时候也不曾有过。他感到困惑、失望、沮丧。

    实际上，在所有例子中，这些都是患者在自我理想化与自我实现之间进行艰苦抉择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具有建设性的迹象。最能清楚地表明这两种驱力不能相容的，很可能是反弹期间的内心挣扎，以及促成这些反弹的建设性行动的精神。反弹之所以出现，不是因为他能更现实地看待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是一个有局限的人；不是因为他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做出某个决策并做出某件事情，而是因为他愿意去关注自己的真正利益，愿意为自己承担责任；不是因为他能实事求是地坚持自己，而是因为他愿意接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简而言之：它们是成长中的痛苦。

    但是，只有当患者意识到自己的建设性行动的重要意义时，这些反弹的裨益才会充分地发挥出来。因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分析学家不要因为表面上的复发感到困惑，而要认识到这种摇摆不定的情况，并帮助患者认识到这一点。由于这些反弹的发生常常具有一定的可以预测的规律性，因此，在它们发生几次之后，如果患者正在好转，那么分析学家预先告知一下患者似乎是明智之举。这可能无法阻止即将发生的反弹，但如果患者也知道在某个既定时刻起作用的力量所具有的可预测性，那么，他在面对这些反弹时就不会那么无助了。这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看待这些反弹。当患者的自我处于危险之中时，分析学家必须成为患者坚定的同盟者————这一点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如果分析学家观点明确，立场坚定，那么，他就能在这些艰难的时期给予患者急需的支持。这种支持通常情况下并不是泛泛的安慰，而是向患者传达这一事实，即他正处于决战之中，而且还要向他说明所存在的困难以及他的战斗目标。

    每一次，患者理解了反弹的意义之后，他都会变得比以前更为强大。慢慢地，反弹的时间会变得越来越短，强度也变得越来越小。相反，好的时期也无疑会变得更富有建设性。363变化与成长对他来说显然是有可能实现的，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但不管是什么工作，患者都还是可以做的————而且，这样的工作通常有很多————于是，这一时刻就来临了，患者终于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做一些事情了。就像那些恶性循环使他在神经症中越陷越深一样，现在的循环则朝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例如，如果患者降低了他那些绝对完美的标准，那他的自责也会降低。这样一来，他就能更真实地对待自己了。他在审视自己的时候也不再那么害怕。而这反过来又会让他不再那么依赖于分析学家，对自己的优点也有了信心。与此同时，他试图外化其自责的需要也降低了。因此，他觉得他人对他的威胁减少了，或者他对他人的敌意减轻了，于是开始友好地对待他人。

    此外，患者也越来越有勇气和信心觉得自己能够为自身的发展负责。在讨论反弹时，我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因内心冲突而产生的恐惧上。当患者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向时，这种恐惧就会逐渐减弱。仅凭这种方向感，他就会觉得自己更完整、更强大了。不过，他在向前发展时，还存在另一种恐惧，而对于这种恐惧，我们至今还没有充分的认识。这是一种现实的恐惧，害怕没有神经症的支持自己就无法应对生活。毕竟，神经症患者是依靠其魔力为生的魔术师。朝着自我实现前进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要舍弃这些力量，而只能依靠自己的才智生活。但是，当他认识到，事实上，没有这些幻觉自己也能生活，甚至没有它们反而会生活得更好时，他就会对自己有了信心。

    而且，朝着“成为自己”前进的每一步都会让他产生一种成就感，这种感觉与他以前所知道的感觉都不同。虽然一开始，这种体验很短暂，但一段时间之后，它重复出现的频率会越来越多，而且，持续的时间也越来越长。即使是在一开始，相比于他自己所想到的任何东西或者分析学家所说的任何话语，这种体验也更让他坚信：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因为这种体验让他看到了与自己和生活相一致的可能性。364对他来说，这很可能是促使他致力于自身成长，以及为更大程度的自我实现而努力的最大动力。

    治疗过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困难，以至于患者可能达不到上面所描述的阶段。如果进展顺利，这当然可以明显改善他与自己、他人或工作的关系。不过，这些改善并不是结束常规分析工作的标准，因为它们只是更深层次改变的明显表现。而且，只有分析学家和患者自己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改变：这是价值、方向、目标发生改变的开始。患者的神经症自负以及有关控制、臣服、自由之幻想的虚假价值失去了其大部分的吸引力，而且，患者实现其既定潜能的决心也更为坚定了。他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解决各种隐藏的自负、要求、借口以及外化作用等。不过，由于他能够更为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以他能认识到这些东西是什么：它们是他发展中的障碍。因此，他愿意去发现它们，并迟早要克服它们。现在，这种“愿意”不是（至少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狂躁地、急切地想通过魔力来消除不完美。因为他已开始接受自己的本来样子，开始接受自己的困难，因此，他也接受了对自己的分析，认为这是生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以积极的态度完成分析工作，往往涉及自我实现的所有方面。就患者自身来说，这意味着要努力对自己的情感、愿望和信念有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体验；努力去提高开发自身资源的能力，并用于建设性的目的；努力对自己的生活方向有更为清楚的了解，为自己以及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就他人而言，这意味着他要努力做到真诚地与他人相处；努力做到尊重他人，将他人视为拥有其自身权利、特点的个体；努力发展互助精神（而不是把他人当成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就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对患者来说，工作本身比“满足他的自负和虚荣心”更为重要，而且，他将致力于实现和发展自身的特殊才能，并让自己变得更富有成效。

    虽然在这些方面取得了进展，365但他迟早会超越纯属个人的利益。在克服了其神经症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后，他将更多地认识到自己的个人生活以及整个世界所涉及的更为广泛的事情。他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极其重要的例外，现在他逐渐体验到自己只是某个更大整体的一部分。而且，他愿意并能够承担自己在其中的责任，并竭尽所能为之做出积极的贡献。这可能涉及————就像上文提到的年轻商人的例子那样————对其工作群体中的一般问题的意识。这也可能关系到他在家庭、社会以及政治环境中的位置。这一步之所以很重要，不仅是因为它扩大了他的视野，而且还因为他发现或接受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而这让他获得了一种内心的确定感，这种感觉通常来自因积极参与而产生的归属感。

    * * *

    注释：

    [1]这就是我在《自我分析》（Self-Analysis, Chapter 10, Dealing With Resistance, W.W.Norton, 1939）中提出的“阻抗”的定义。

    [2]1947年和1948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3] John Macmurray，Reason and Emotion, Faber and Faber, Ltd., London, 1935, p.151 ff.

    [4]在精神分析史上，智力了解一开始被视为治疗手段。在当时，它指的是童年记忆的浮现。而且，在当时，对智力控制的过高评价还表现在人们的这样一种期望上：他们期望只要认识到某种倾向的不合理性，就能让事情恢复正常。后来又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对某个因素的情感体验成为至关重要的了，而且从那以后，还用各种方式对此进行了强调。事实上，强调重点的这种转变是大多数分析学家经历的过程所特有的。每一位分析学家似乎都需要亲自去重新发现情感体验的重要性。参见Otto Rank and Sandor Ferenczi,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analysis,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Publ.No.40, Washington, 1925; Theodore Reik,Surprise and the Psychoanalyst, Kegan Paul, London, 1936; J.G.Auerbach，“Change of Values through Psychotherapy,”Personality.Vol.Ⅰ, 1950。

    [5]根据《韦氏词典》的解释，“实现是逐渐成为事实的行动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