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精神分析治疗的道路333

    虽然神经症可能会引起严重的障碍，有时也可能相当平静，但这两种情形都不是它的本质所在。它是一个凭自身动力不断发展的过程（process），在这个过程中，它以无情的逻辑影响越来越多的人格领域。它是一个会产生各种冲突，并需要找到解决这些冲突的方法的过程。但由于个体找到的解决方法都是人为的，因此新的冲突会产生，这些新的冲突又需要新的解决方法————这可能会让这个人生活得相当顺利。这个过程会驱使他越来越远离真实自我，从而危及他的个人成长。

    为了避免虚假的乐观，误认为可以找到快速而简单的治愈方法，我们必须清楚这个复杂过程的严重性。事实上，只有当我们想到一些症状（如恐惧、失眠等）的缓解时，“治愈”（cure）一词才是适用的，而我们都知道，“治愈”可能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无法“治愈”一个人所走的错误发展道路。我们只能帮助他逐渐克服困难，使他走上更具建设性的发展道路。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确定精神分析治疗目标的诸多方法。334自然，任何一位分析学家的目标都是根据他的信念、他对神经症之本质的认识提出的。例如，只要我们认为人际关系障碍是神经症中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们的治疗目标就是帮助患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认识到了内心过程的性质和重要性之后，现在，我们倾向于以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方式提出治疗目标。我们希望帮助患者发现自我，使他有可能朝着自身的自我实现而努力。他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是他自我实现的重要部分，但自我实现还涉及创造力和自我负责的能力。分析学家自始至终必须一直牢记自己的工作目标，因为这个目标决定着接下来要做哪些工作，以及工作时所秉持的精神。

    要想粗略估计治疗过程中会出现哪些困难，我们必须思考一下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简单说来，他必须克服所有阻碍其发展的需要、驱力或态度：只有当他开始舍弃对自己的错觉及其虚幻的目标时，他才有机会发现自己的真正潜能并加以发展。只有当他放弃自己的虚假自负时，他对自己的敌意才会减少，他才能产生坚定的自信心。只有当他的“应该”失去其强制力时，他才能发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愿望、信念以及理想。只有当他面对自己身上存在的冲突时，他才有机会获得一种真正的统一————如此等等。

    尽管在分析学家看来这是不可否认、清晰明了的事实，但患者并不这样认为。他坚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正确的，而且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他才能找到安宁和满足。他觉得自负给了他内在的坚忍与价值，如果没有这些“应该”，他的生活将一团糟，等等。客观的旁观者很容易就可以说出所有这些价值都是虚假的。但只要患者觉得它们是他唯一拥有的价值，那他必定就会紧紧抓着它们不放。

    此外，患者之所以必须坚持他的主观价值，是因为不这样做就会危及他的整个心理存在。他为解决自己的内心冲突而找到的解决方法，其特点可以简单用“控制”“爱”或“自由”这样几个词来表示，335他不仅认为这些方法正确、明智、可取，而且还认为这是唯一安全的方法。它们给了他一种统一感。在他看来，直接面对自己的冲突就有可能出现被分裂的可怕前景。他的自负不仅给了他一种价值感或意义感，而且还保护他免于陷入自我憎恨和自我轻视这种同样可怕的危险之中。

    患者在分析中为避免认识到冲突或自我憎恨而采取的特殊方法，往往都是他根据自己整个结构选取的，这些方法对他来说是可以获得的。扩张型个体通常避免认识到自己有任何的恐惧和无助感，避免任何对情感、关心、帮助或同情的需要。自谦型个体则极为迫切地避免看见其自身的自负以及对其个人利益的追求。放弃型个体为了防止其冲突被激发，可能会表现出一副礼貌但冷漠、缺乏活力的样子。在所有患者身上，“回避冲突”都具有双重结构：他们一方面不让冲突的倾向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不会试图去了解这些冲突。有些患者会试图通过理智化（intellectualizing）或区隔化（compartmentalizing）来逃避对冲突的了解。另一些患者的防御甚至更为扩散，具体表现为在无意识之中对于认真思考任何事情的阻抗，或者在无意识里坚守一种犬儒主义（这是从否定价值的意义上说的）。在这些情况下，混乱思维与犬儒态度把冲突问题弄得非常模糊，以至于这些冲突竟然无法让人看清。

    在患者为了避免体验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而做的努力中，最为重要的问题是避免认识到任何尚未实现的“应该”。因此，在分析中，他必须竭力摆脱对那些缺点的真正洞察（根据他的内心指令，那些缺点都是不可宽恕的罪过）。所以，任何对这些缺点的暗示，在他听来都是一种不公正的谴责，从而让他采取防御的姿态。不管他采取的是攻击性的防御姿态还是妥协性的防御姿态，结果都一样：都是为了阻止他清醒地审视真相。

    患者所有这些保护其主观价值、避免危险的迫切需要————或者避免焦虑、恐惧等主观感觉的需要————说明：336尽管有良好的有意识意图，但也会损害与分析学家合作的能力。这些需要也说明了患者采取防御姿态的必要性。

    迄今为止，患者的防御姿态都旨在维持现状。[1]在大部分的分析工作过程中，这是它的显著特征。例如，在分析工作的开始阶段，放弃型的患者往往需要让他的超然态度、他的“自由”，以及他无欲无求的政策丝毫无损，这些需要完全决定了他对分析的态度。但在扩张型个体和自谦型个体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阻碍了分析过程，尤其是在分析工作刚开始的时候，更是如此。就像他们在生活中努力追求获得绝对控制、胜利、爱等积极目标一样，他们在整个分析的过程中也会力求实现这些目标。分析应该消除一切阻碍他们获得彻底胜利或永不失败，阻碍他们获得神奇意志力、不可抵挡的吸引力和沉静、圣洁等的因素。因此，这里不仅仅是患者采取防御姿态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且还有患者和分析学家积极地往相反方向努力的问题。尽管双方都有可能谈到演进、成长、发展，但他们所指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分析学家心里所想的是真实自我的成长，而患者却只想着如何让他的理想化自我变得更加完美。

    在患者寻求分析帮助的动机中，所有这些阻碍力量都已经发生作用。人们通常因为某种障碍而希望接受精神分析，如恐惧、抑郁、头痛、工作中的抑制现象、性方面的问题，以及某种反复出现的失败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是因为他们无法应对某些令人苦恼的生活处境，如伴侣不忠或离家出走等。他们之所以前来接受分析，还可能因为他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自己的整个发展受到了阻碍。所有这些障碍似乎足以构成考虑接受精神分析的理由，而且似乎不需要做更进一步的检查。但鉴于马上就要提及的原因，我们最好还是问一句：谁有障碍？是患者本身————以及他对幸福和成长的真正渴求————还是他的自负？

    当然，我们不可能区分得非常清楚，337但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负在某种痛苦变得让个体无法忍受的过程中所起的压倒性作用。例如，某个人可能无法忍受街道恐惧症（street phobia），因为这伤害了他对于掌控一切环境的自负。如果一名神经症患者对于得到公正对待的要求没有获得满足，那么，被丈夫抛弃就是一个灾难。（“我是一个这么好的妻子，因此我有权利要求他永远忠诚。”）一个并不会让其他人感到不安的性问题，对于一个要求自己必须完全正常的人来说却是难以忍受。个人的发展受阻可能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因为他对于无须努力便可以优越于他人的要求似乎失灵了。自负的作用还常常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即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个伤害了他自负的小障碍————如脸红、害怕当众发言、手颤抖————而寻求帮助，但对严重得多的障碍却轻易忽略。事实上，这些严重得多的障碍在他下定决心去接受分析的过程中也只起了模糊的作用。

    与此同时，自负也可能阻止人们去求助分析学家————这些人通常需要帮助，而且分析学家也能够帮到他们。他们对自足、“独立”的自负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考虑寻求帮助是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一来，他们便不会允许“纵容”自己，他们觉得自己应该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障碍。或者，他们对于自我控制的自负甚至可能不允许他们承认自己有任何的神经症问题。他们至多为了讨论某个朋友或亲属的神经症问题才会前来咨询。在这些情况下，分析学家必须留意这样一种可能性：这是他们间接谈论自身问题的唯一方式。因此，自负可能会阻止他们对自身问题做现实的评估，也不允许他们寻求帮助。当然，阻止他们考虑接受分析的并不一定是某种特殊的自负。任何源自其解决内心冲突之方法的因素都有可能阻碍他们。例如，他们的放弃倾向可能非常强烈，以至于他们宁愿与其障碍和平共处（“我就得这样做”）。又或者，他们的自谦倾向可能会阻止他们“自私地”为自己做任何事情。

    在患者对分析学家的私下期望中，阻碍力量也会发生作用————我在讨论分析工作的一般困难时已提到过这一点。再重复一遍：338他在某种程度上期望分析应该消除一些障碍因素而不会让他的神经症结构有任何改变，在某种程度上他又期望分析应该实现其理想化自我的无限权力。此外，这些期望不仅关系到分析目标，而且还关系到实现目标的方式。他很少（如果有的话）清醒地评价将要去完成的工作。这里涉及几个因素。如果一个人只通过阅读，或者偶尔尝试分析他人或自己来了解精神分析，那当然任何人都很难评价这项工作。但是，就像其他任何新工作一样，患者总有一天会了解到如果没有自负的干涉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扩张型个体往往会低估自己的问题，并高估自己克服这些问题的能力。他认为，凭借他那聪明的头脑或者无所不能的意志力，他应该马上就能解决这些问题。而放弃型个体因囿于缺乏主动性和活力，往往期望分析学家能提供神奇的线索，而他自己则做一个兴致勃勃的旁观者耐心地等候一旁。在一名患者身上，自谦的成分越占上风，他就越期望分析学家会因为他所受的痛苦以及对帮助的乞求而挥舞魔杖。当然，所有这些信念和希望都隐藏在合理期望的外表之下。

    这些期望的阻碍作用相当明显。不管患者是期望分析学家还是他自己的神奇力量能够带来他所希望的结果，他自己积聚分析工作所需能量的动机都会被削弱，而分析会成为一个相当神秘的过程。毋庸置疑，合理化的解释都是无效的，因为它们远不能触及那些决定“应该”及隐藏于“应该”背后之要求的内在需要。只要这些倾向发生作用，短期治疗对他们来说就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患者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有关这些疗法的出版物所指的仅仅只是症状的改变，而他们误以为这些疗法是获得健康与完美的一蹴而就的方法，并因此深受其吸引。

    在分析工作中，这些阻碍力量的表现形式千变万化。虽然为了快速辨认出这些表现形式，分析学家对它们有所了解非常重要，但我在此只会提到其中几种形式。而且，我也不打算详加讨论，339因为我们在此处关注的不是分析技巧，而是治疗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患者可能变得好争论、爱嘲讽、喜欢动武；他可能表面上装出礼貌顺从的样子，并以此来保护自己；他可能会逃避、偏离主题，或者忘掉某件事情；他可能会以一种毫无结果的智慧来谈论某件事情，就好像这件事情与他毫无关系一样；他可能交替出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的反应，以此警告分析学家不要再继续下去了；等等。所有这些困难都有可能出现在直接处理患者问题的过程中，也可能出现在他与分析学家的关系中。与其他人际关系相比，分析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讲是患者觉得更为轻松的一种关系。因为分析学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了理解患者的问题上，因此他对患者的反应相对较少。而在其他方面，分析关系则更加困难，因为它激起了患者的冲突和焦虑。无论如何，分析关系都是一种人际关系，患者在其他人际关系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在分析关系中也会发生作用。我们在此仅提及几个显著的困难：他追求控制、爱或自由的强迫性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关系的进程，并使他对指导、拒绝或威胁极为敏感。因为他的自负在这个过程中必定会受到伤害，他常常很容易就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他常常因为自己的期望和要求而感到受挫和受虐。或者，当受到一种自我破坏性愤怒的影响时，他马上就会跳起来责骂、辱骂分析学家。

    最后，患者常常会高估分析学家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分析学家不仅仅是一个凭借其所接受的训练和所拥有的知识帮助他们的人。无论患者是多么精通世故，他们私下都会把分析学家视为一个具有超人的行善或作恶能力的术士。他们的恐惧与期望结合到一起，便产生了这种态度。分析学家有能力伤害他们，碾碎他们的自负，激发他们的自我轻视————但同时也能进行神奇的治疗！简言之，分析学家是一个能够把他们打入地狱或升入天堂的魔术师。

    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评价这些防御的意义。在对患者进行治疗时，340这些防御对分析过程产生的阻碍作用常常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它们使得患者很难————有时候是不可能————去审视自己、理解自己并做出改变。与此同时————就像弗洛伊德在谈到“阻抗”（resistance）时所认识到的————它们也是指引我们的路标。当我们逐渐理解患者需要保护或加强的主观价值，以及他所要避开的危险时，我们就能了解在他身上起作用的重要力量。

    此外，虽然这些防御造成了治疗中的种种困惑，而且————天真地说————分析学家有时候希望防御能少一些，但这些防御也会使得治疗过程比没有防御的情况下要稳定一些。分析学家通常极力避免不成熟的解释，但因为他不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所以他也无力避免这样的事实，即患者身上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因素会被激起，而分析学家却没有能力处理。分析学家可能会发表某个他认为无害的评论，但患者却惊慌地以另一种方式解释。或者，即使没有这样的评论，患者通过自己的联想或梦境也可能想到一些令人害怕但至今都没有任何益处的东西。因此，无论这些防御起了多大的阻碍作用，它们都包含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因为它们是直觉性自我保护过程的一种表现，而这一过程因为自负系统所产生的不稳定的内心情况而必须进行。

    分析治疗过程中所产生的任何焦虑通常都会让患者感到害怕，因为他倾向于将其视为受损的迹象。但很多时候情况并非如此。只有把它放到它所出现的环境中，我们才能评价它的重要性。这可能意味着：患者已经比较接近他的冲突或自我憎恨了，而在某个既定时刻他是无法忍受这些的。在这种情况下，他用来缓解焦虑的惯用方法通常会帮助他应对这种状况。似乎正要打通的道路又被堵上了，他未能从经验中获益。与此同时，突然产生的焦虑也具有不寻常的积极意义。因为它可能表明患者现在觉得自己足够强大，可以冒险去直面自己的问题了。

    分析治疗之路是一条古老的道路，341在人类历史上曾多次得到提倡。用苏格拉底和印度哲学家的话来说，这是一条通过自我认识来进行重新定位的道路。其中具体的新东西是获得自我认知的方法，这一点我们要归功于弗洛伊德这位天才。分析学家通常会帮助患者意识到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所有力量（包括阻碍性力量和建设性力量）。他会帮助患者战胜那些阻碍性力量，并调动起建设性力量。虽然阻碍性力量的破坏作用与建设性力量的诱导作用同时发生，但我们还是要分别加以讨论。

    关于本书中所谈到的这些主题，我曾做过一系列讲座[2]，当讲完第九讲，有人问我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谈到治疗。我的回答是：我所讲的一切都与治疗有关。精神方面可能涉及的一切信息都让每个人有机会去发现自己的问题。同样，当我们在此处询问，患者必须意识到些什么才能根除其自负系统及其后果时，我们也只能简单地说他必须意识到本书所论及的每一个方面：他对荣誉的追求、他的要求、他的“应该”、他的自负、他的自我憎恨、他与自我的疏离、他的冲突、他特定的解决方法————以及所有这些因素对他的人际关系及创造力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患者不仅必须要意识到这些单个因素，而且还要意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和相互作用。这个方面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要认识到自我憎恨与自负是不可分割的，他不可能只有其中一个而没有另一个。每一个因素都必须放到整个结构的背景中加以审视。例如，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应该”往往取决于他的自负种类，而这些“应该”如果没有实现，就会引起他的自责，而这些自责反过来又解释了他想保护自己不受其攻击的需要。

    意识到这些所有因素并非仅仅指要知道它们，而是要了解它们。就像麦克默里所说：

    “将注意力集中于事物而对有关的人漠不关心，342这是‘知道’态度的特点，这种特点常常被称为客观性。它实际上与个体无关。……‘知道’始终都是知道有关某物的信息，而不是对它的了解。科学不能教你去了解你的狗，它只能告诉你关于狗的一般情况。只有通过在它得大瘟热的时候耐心地照顾它、教它在屋里如何行动、同它一起玩球，你才能了解它。当然，你可以利用科学提供的关于狗的一般信息去更好地了解你的狗，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科学关注的是一般性，关注的是事物一般情况下或多或少的普遍特征，而不是特定的事物。任何真实的事物始终都是特定的事物。至于以某种奇特方式来了解事物，则往往取决于我们对它们的个人兴趣。”[3]

    但是，这样一种对自我的了解意味着两件事。患者大致知道自己有许多虚假的自负，知道自己对批评和失败极为敏感，知道自己有自我谴责倾向，或者知道自己有一些冲突，但这毫无帮助。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这些因素作用于他的具体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在他过去与现在的独特生活中具体且详细地表现出来的。例如，了解一般性的“应该”，或者甚至知道这样一个一般性的事实，即这些“应该”会作用于他，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没有帮助。这一点似乎不言而喻。相反，他必须认识到这些“应该”的特定内容，认识到他身上那些使它们成为必要的特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他的个人生活所产生的特定影响。但是，对具体事物和特定事物的强调之所以十分必要，是因为患者出于许多不同的原因（与自我的疏离、想掩饰无意识中的托词的需要）倾向于要么态度模棱两可，要么不牵涉个人感情。

    而且，患者对自己的了解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智力了解的水平上，尽管它是以这种方式开始的，但它必定会成为一种情感体验（emotional experience）。这两种因素通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为举例来说，没有人能体验到一般的自负：343只有在某一特定的事物中，他才能体验到他特定的自负。[4]

    那么，为什么说患者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力量，而且还要感觉到它们这一点非常重要呢？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仅仅只是智力上的实现其实就是根本没有“实现”（realization）[5]：这种实现对他来说并不真实，它没有成为他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在他身上扎根。他用智力看到的特定东西可能正确；但是，就像镜子不能吸收光线而只能反射光线一样，他也可能只把这种“洞见”应用于别人，而不用到自己身上。或者，他对智力的自负可能会在某些方面以闪电般的速度接管一切：他自豪于自己发现了他人所躲避的东西，于是开始操纵某一特定的问题，并加以改变和歪曲，这样一来，他的报复心理或者他的受辱感便立刻成了一种完全合理的反应。或者，到了最后，在他看来，仅仅用他的智力似乎就足以消除问题：看见就是解决。

    此外，只有体验到了无意识或半意识中一种迄今不合理的感觉或者驱力的全部影响，我们才能逐渐了解在我们自己身上起作用的无意识力量的强度及强迫性。对患者来说，仅仅只是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是远远不够的，即他对单恋的绝望实际上可能是一种羞辱感，因为他对于自己让人无法抗拒之魅力或者占有对方身心的自负受到了伤害。他必定会感到羞辱，而且，到后来还必定会感觉到自负对他的控制。344模糊地意识到自己的愤怒或自责对于当时的情况而言可能有些过分是不够的。他必须感觉到自己的愤怒的全部影响，或者自责的深度。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某个无意识过程的力量（及其不合理性）才会清晰地展现在他面前。只有到了那时，他才会有动力去发现越来越多有关自我的东西。

    另外，在适当的情境中去感觉情感，并尽力去体验那些还只是看到但并未感觉到的情感或驱力，也非常重要。例如，我们可以回头看一下这个例子：一位女士在没能够爬到山顶时，一条狗让她感觉到了恐惧————她所感觉到的这种恐惧本身非常强烈。帮助她克服这种特定恐惧的，是她认识到了这种恐惧是因自卑而产生的。尽管后者几乎不会被体验到，但她的发现仍然意味着她在适当的情境中感觉到了恐惧。但是，只要她没有感觉到其自卑的深度，其他类型的恐惧就会不断出现。只有当她在自己对自己有控制一切困难的不合理要求这种情境中感觉到自卑时，自卑的体验才会有所帮助。

    对迄今为止的某种无意识的情感或驱力的体验可能会突然出现，然后会给我们留下天启般的深刻印象。但更多的时候，这种体验是在认真解决某一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出现的。例如，患者可能先认识到一种含有报复成分的恼怒。他可能会看出这种情况与受伤的自负之间的联系。但在某个时刻，他必定会体验到他受伤之情感的全部强度以及报复心理的情感影响。同样，他也可能先认识到自己的愤怒感或受虐感的强烈程度超出了当时的情况。他会认识到，这些情感是他因某个期望未能实现而产生的反应。他会认识到，分析学家是在暗示这些情感可能没有道理，但他自己却认为其完全正当。慢慢地，他会注意到那些甚至连他自己也觉得无理的期望。随后，他会认识到，这些不是无害的愿望，而是苛刻的要求。一段时间之后，他会发现这些情感的范畴及其幻想性。然后，他将体验到，345当这些情感遭受挫折时，他就会被完全压垮或者狂怒不已。最后，他开始明白这些情感所固有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一切与他宁死也不愿放弃这些情感的感觉仍有很大的差别。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他可能知道自己认为“得过且过”最为可取，或者知道自己有时候喜欢愚弄或欺骗他人。当他在这一点上有了更为广泛的觉察时，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妒忌那些比他更好地“混过”一些事情的人，或者当受到愚弄或欺骗的那个人是他自己时，他会怎样暴跳如雷。他会逐渐地认识到，自己实际上是多么骄傲于自己的欺骗或诈骗能力。他也必定在某个时刻从骨子里觉得这实际上是一种吸引人的激情。

    不过，如果患者就是感觉不到某些情感、冲动、渴望————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那又会怎样呢？毕竟，我们无法人为地引出情感。不过，如果患者和分析学家都坚信让情感发泄出来————不管是涉及什么的情感————并让它们以其既定的强度发泄是可取的，那就会有所帮助了。这会让患者与分析学家双方都注意到纯粹的脑力劳动与情感参与之间的差异。此外，这还会激起他们的兴趣去分析那些干扰情感体验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程度、强度以及种类上可能会有所不同。对分析学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确定这些因素是阻碍了对所有情感的体验还是只阻碍了对某些特定情感的体验。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是：患者没有能力或只有极小的能力去体验任何事情，且只能得出悬而未决的判断（suspended judgment）。如果一名相信自己最为体贴周到的患者逐渐认识到自己也会专横跋扈、令人生厌，那么，他很快就会产生一种价值判断，认为这种态度是错误的，必须立刻停止。

    这样一种反应看起来像是立场鲜明地反对神经症倾向，并且想要改变这一倾向。但实际上，在这样的例子中，患者是卡在了自负和对自责的恐惧这两个车轮之间，因此在还没有时间去认识并体验这些倾向的强度时，他们便匆匆忙忙地试图要抹去这些特定的倾向。还有一名患者对于接受他人帮助或者占他人便宜有禁忌。他发现，在自己的过度谦逊之下隐藏的是一种寻求私利的需要；他发现，事实上，如果自己没有从某一环境中得到什么东西便会暴怒不已，而且，346每一次当自己与那些在某些他认为很重要的方面比他强的人在一起时便会感到不舒服。于是，他会又一次以闪电般的速度妄下结论，认为自己令人讨厌至极————从而把可能产生的体验以及对于各种被抑制之攻击性倾向的理解都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此外，通往认识一种强迫性“无私”与一种具有同样强迫性的贪欲之间冲突的大门也关闭了。

    那些思考过自己并觉察到了相当多内心冲突与问题的人经常会说：“我对自己相当（或者甚至完全）了解，这帮我更好地控制了自己；但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很不安或痛苦。”在这种情况下，结果往往证明是他们的认识太过片面或者太过肤浅。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种像刚才所说的那样深刻而全面的意识。但是，假定有人真的体验到了在他身上起作用的某些重要力量，并且看到了这些力量对其生活的影响，那么，这些认识本身又会以何种方式并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他解放自己呢？当然，这些认识有时候可能会让他心烦意乱，有时候又会让他感到宽慰，但它们到底让人格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如果不做深思熟虑，这个问题可能就会显得太过宽泛而不会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是，我怀疑我们所有人都会倾向于高估这些认识的治疗效果。而且，因为我们想确切地弄清楚治疗的动因到底是什么，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试图分析一下这些认识————其可能性和局限性————所带来的变化。

    如果不对他内心所发生的一切进行某种重新定位，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了解他的自负系统及解决方法。他开始认识到，他对自己的某些想法其实是幻想。他开始怀疑，他对自己的要求对任何人来说是否都有可能实现，他对他人的要求（除了基于不稳定根基的之外）是否可以实现。

    他开始看到，他过去会因为自己并不具备的某些品质————或者至少没有到他自己相信的程度————而感到非常骄傲。例如，他曾以自己的独立为傲，但这种独立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内心自由，而只是对高压威胁的敏感而已；他看到，自己实际上并没有自认为的那样诚实、完美，347因为他内心充满了各种无意识的伪装；他看到，尽管他自负于自己的支配地位，但实际上，他甚至都不能不受他人干涉地处理自己的事情；他还看到，自己对他人的大量的爱（这让他感觉良好）其实源自一种想要被人喜爱或被人崇拜的强迫性需要。

    最后，他开始质疑自己的价值体系及目标的正确性。难道说他的自责很可能不仅仅是其道德敏感性的一个标志？难道说他的愤世嫉俗很可能并不表明他超越了一般的成见，而只是一种避免直面其信念的权宜之计？难道把其他人都视为骗子很可能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世俗智慧？难道他很可能因为所持的超然态度而失去了很多？难道控制或爱很可能并不是一切事情的最终答案？

    我们可以将所有这些变化都描述为一项循序渐进的现实检验（reality-testing）和价值检验（value-testing）的工作。通过这些步骤，自负系统日益瓦解。而且，这些步骤是重新定位（重新定位是治疗的目标）的必要条件。但到目前为止，它们都只是打破幻想的过程（disillusioning processes）。如果不同时做出富有建设性的举动，那么，单靠这些步骤是不可能也不会产生彻底而持久的解放性作用的。

    在精神分析史的早期，当精神病学家开始把分析视为一种可能的心理治疗形式时，有人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即分析之后应该进行综合。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认为有必要对某些东西加以剖析。但是，在这之后，治疗者必须给予患者某种积极的东西————患者可以凭之生活，信仰它，或者为之努力。虽然这些建议很可能产生于对分析的误解，并且有许多错误之处，但它们都是由良好的直觉情感而引起的。事实上，相比于弗洛伊德的流派，这些建议对我们这一派的分析思考来说更为中肯，因为他们并未像我们一样看待治疗过程：将治疗过程视为为了给予某种建设性事物发展的可能而必须将其舍弃的阻碍性事物。以前的建议中，主要的错误在于它们赋予治疗者的作用。348他们不信任患者自身的建设性力量，而是觉得治疗者应该像解围之神（deus ex machina）一样，以一种人为的方式提供更为积极的生活方式。

    我们已经回到了古代医学的智慧，它认为，治愈力不仅是肉体所固有，而且也为心灵所固有，如果肉体或心灵出现障碍，医生只需伸出支援之手，消除损害力，支持治愈力即可。打破幻想的过程的治疗价值在于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随着各种阻碍力量的削弱，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便有了发展的机会。

    在支持这一过程时，分析学家的工作与分析自负系统完全不同。除了专门的技术训练之外，后者还要求对无意识中可能存在的复杂事物有广泛的了解，以及个体在发现、理解、联系方面具有独创性。为了帮助患者发现自我，分析学家还需要从经验中获得有关真实自我出现方式的了解————通过梦境以及其他渠道。这种了解之所以极为可取，是因为这些方式根本就不明显。他还必须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争取患者有意识地参与这一过程。但是，比这些因素都更为重要的是，分析学家本人必须是一个建设性的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是帮助患者发现自我。

    患者身上的治愈力从一开始就发生了作用。但在分析之初，这些力量往往缺乏活力，必须将其调动起来，它们才能在反抗自负系统的斗争中提供真正的帮助。因此，在分析开始的时候，分析学家必须带着最大可能的善意或者对分析的积极兴趣去工作。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患者都会对消除某些障碍感兴趣。通常情况下（同样也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都确实想改善这个或改善那个：婚姻、与孩子的关系、性功能、阅读、集中精神的能力、社交时的无拘无束、挣钱能力等等。他可能对分析或者甚至对他自己都有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他可能想用自己心理的创造性或者获得洞察力的快速性给分析学家留下深刻的印象，349他可能想去取悦他人或者做个完美的患者。此外，患者可能一开始就愿意甚至迫切地希望在分析工作中进行合作，因为他期望自己或分析学家能够神奇地治愈他。例如，他可能认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太过顺从了，或者太过感激他人给予他的关注————然后，这个毛病马上便“治愈”了。这些动机虽然不能帮助他度过分析过程中那些令人心烦意乱的阶段，但却足以让他应付初期的分析工作（不管怎么说，初期的分析工作大多不太困难）。在此期间，他对自己有了一些了解，而且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产生了兴趣。分析学家不仅有必要运用这些动机，而且还要清楚其本质————还有必要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把这些不可靠的动机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

    在分析工作之初便开始动员真实自我，这好像是最为可取的。但就像其他所有事情一样，这样的尝试是否可行、是否有意义，也依赖于患者的兴趣。只要患者把精力集中于巩固其自我理想化，并因此而压制其真实自我，那么，这些尝试便很可能会毫无效果。不过，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少，因此可能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想到的可行之路。在分析开始时（在后面的分析中也一样），最大的帮助往往来自患者的梦境。在此，我无法展开讨论我们有关梦的理论。简单提一下基本信条便足够了：我们在梦中往往更接近自己的真实情况；梦境代表了各种以神经症方式或健康方式努力解决冲突的尝试；在梦中，建设性力量可能会起作用，甚至当它们在其他情况下几乎无法发觉时也会起作用。

    即使在分析的初始阶段，患者从具有建设性因素的梦中，也能捕捉到一个在他内心之中起作用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个人所独有的，而且比他的幻想世界更符合其真实情感。在有些梦中，患者用象征的形式表达了他对自己的同情（因为他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有些梦显示出了一种深深的悲伤、怀旧之情及渴望；在有的梦中，患者努力让自己振作起来；在有的梦中，他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想逃出去；而在有的梦中，他精心培育了一株正在茁壮成长的植物，350或者在屋里发现了一间他以前不知道的房间。当然，分析学家将帮助他理解这些象征语言所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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