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理论上的思考366

    本书提出的神经症理论，是从早期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论文中所讨论的概念逐渐发展而来的。在上一章，我们探讨了这种发展对于治疗的影响。我已对神经症的个别概念以及对神经症的整体认识进行了思考，但对于这些思考中所出现的理论上的变化，我们仍需反思。

    与许多摒弃了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人[1]一起，我首先在人际关系中看到了神经症的核心。我指出，一般来说，神经症是由于文化环境而产生的；具体而言，是由于那些阻碍儿童心理顺利发展的环境因素而产生的。儿童没有形成对自己及他人的基本信心，而是产生了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我将基本焦虑定义为：在一个怀有潜在敌意的世界中所感受到的隔离感和无助感）。为了把基本焦虑降至最低程度，他们会自发地趋向、反抗和逃避他人，而且这种自发行为往往具有强迫性。虽然自发行为彼此相容，但强迫性行为却会产生冲突。367这样产生的冲突，我称之为基本冲突（basic conflicts），它们是对于他人的彼此冲突的需要和彼此冲突的态度所导致的结果。最初尝试解决这些冲突的办法基本上都是通过给予其中某些需要和态度充分的控制权，并压制其他的需要与态度，从而实现统一。

    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较为合理的总结，因为内心过程与人际关系中的过程往往非常紧密地相互交织在一起，因此，我无法省略它们。很多方面都涉及它们。我们在此仅提及其中的一些方面：一讨论神经症患者对他人情感的需要或者任何与他人相关的类似需要，我就不得不考虑他为了满足这样一种需要而必须在他自己身上培养的品质与态度。此外，我在《自我分析》中曾列举了许多“神经症倾向”，其中有几种具有内在的意义，例如，通过意志力或理智来进行控制的强迫性需要，或者追求完美的强迫性需要。关于这一点，我在讨论克莱尔（Claire）对她的病态依赖（也参见《自我分析》）的分析时，以简练的形式谈到了与本书相同的背景下所提出的许多内心因素。不过，我关注的焦点毫无疑问主要在于人际因素上。在我看来，神经症从本质上说依然是一种人际关系障碍。

    明确超越这种定义的第一步，是这样一种论点：与他人的冲突可以通过自我理想化来解决。我在《我们的内心冲突》一书中提出“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时，还不了解它的全部意义。那时，我只是简单地视之为解决内心冲突的另一种尝试。而且，正是它的整合功能，解释了人们之所以紧紧抓着它不放的原因。

    不过，在随后的几年，理想化意象这一概念成了核心的问题，并从中产生了一些新的见解。实际上，它是通往本书所提及的所有内心过程的大门。在以科学的方式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概念之后，我意识到了这一领域的存在。但是，由于弗洛伊德对它的解释只给了我点滴的启发，因此，我对这个领域依然感到陌生。

    现在，我逐渐认识到：神经症患者的理想化意象不仅造成了他对自身价值及意义的虚假信念，而且，更确切地说，它就像科学怪人，368早晚会霸占他全部的精力。它最终会取代促使他成长和实现其自身既定潜能的驱力。这意味着他不再对以现实可行的方法解决或克服自己的困难，以及实现自身的潜能感兴趣，而是沉溺于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这不仅会让他产生通过成功、权力和胜利来追求世俗荣誉的强迫性驱力，而且还会产生专制的内心系统，他通过这个系统，试图将自己塑造成神一般的存在；它还会导致神经症要求的出现，以及神经症自负的发展。

    在对理想化意象的原初概念进行详细阐释之后，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在关注人们对其自身的态度时，我发现，他们憎恨、鄙视自己的强度和不合理程度与他们理想化自我的程度是一样的。有一段时间，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情况在我看来是毫不相关的。但最后，我认识到，它们不仅紧密相关，而且实际上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这便成了本书初稿的主要论题：那个像神一样的存在必定会憎恨他的现实自我。认识到这一过程是一个整体后，这两个极端在治疗中就比较容易发现了。于是，神经症的定义也发生了变化。现在，神经症成了一种个体在与其自身及他人的关系中出现的障碍。

    尽管这个论题从某种程度上说仍然是一个主要的争论点，但近年来它已在两个方向上获得了发展。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真实自我的问题也始终令我迷惑不解，它占据了我的思维中最显著的位置，我开始认识到，整个内在心理过程是从自我理想化开始的，它是一个不断疏离自我的过程。更为重要的是，我认识到：自我憎恨最终会指向真实自我。我将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称为主要的内心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这有利于扩大神经症冲突的概念。我曾把它定义为两种互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之间的冲突。虽然保留了这一概念，但我也开始认识到，它并不是唯一的一种神经症冲突。主要的内心冲突是真实自我的建设性力量与自负系统的阻碍性力量之间的冲突，是健康的成长与在现实中证明理想化自我之完美的驱力之间的冲突。因此，治疗有助于自我实现。通过我们全体人员的临床工作，369我们越来越坚信上述内心过程的一般正确性。

    随着我们从研究一般问题到深入具体问题，我们的知识也增长了。我的兴趣开始转移到神经症或神经症人格的不同“种类”上。一开始，我觉得它们之间的不同在于对内心过程某一方面的意识的不同，或者内心过程某个方面之可获得性的不同。但慢慢地，我认识到，它们来源于各种解决内心冲突的假性方法。这些解决方法为神经症人格类型的确立提供了新的————尝试性的————基础。

    当一个人得出了某些理论方面的结论时，他通常会希望将它们与同一领域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做个比较。他们是怎样看这些问题的呢？因为时间和精力都太过有限以至于不能同时进行高效的工作和认真的阅读这样一个简单而又无法回避的原因，因此，我在这里必须限制自己仅指出与弗洛伊德提出的类似观点的某些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即使是这样一项如此有限的工作，事实上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在对个别概念进行比较时，我们几乎不可能公正地评价弗洛伊德在提出某些理论时所做思考的微妙之处。而且，从哲学的视角来看，我们不能把概念从产生它们的背景中隔离出来并加以分析。因此，尽管对细节的分析会让我们看到其间的差异特别惊人，但详加分析却毫无意义。

    在回顾追求荣誉的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因素时，我体验到了与以前在进入一个相对较新的领域时所产生的同样感受：我对弗洛伊德的观察能力钦佩不已。因为他在一个未经任何科学探索的领域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而且还顶着有可能违背许多理论前提的风险，这就让我对他的印象更加深刻了。只有少数几个方面（尽管这几个方面很重要），他要么根本没有看到，要么认为没有什么重要性可言。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所描述的神经症要求。[2]370弗洛伊德当然看到了这一事实：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对他人有大量不合理的期望。他还看到，这些期望可能相当迫切。但是，由于他把这些期望视为口欲（oral libido）的一种表现，因此，他没有认识到它们具有“要求”的具体特征，即个体觉得自己有权利让自己的要求得以实现。[3]所以，他也没有认识到它们在神经症中的重要作用。而且，尽管弗洛伊德在这个或那个背景中也用到了“自负”一词，但他没有认识到神经症自负的具体特点及含义。不过，弗洛伊德确实观察到了患者对神奇力量的信念，对无所不能的幻想，对自己或他人的“理想化自我”的迷恋————自我夸大、对抑制现象的美化等，以及强迫性的竞争心理与野心，还有对权力、完美、被人崇拜、得到认可的需要。

    在弗洛伊德看来，他所观察到的这多方面的因素仍然是不同的、毫无相关的现象。他没能看到它们是一股强流的不同表现。换句话说，他没能看到这种多样性中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性。

    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认识到追求荣誉之驱力的影响以及它对神经症过程的意义，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他没有认识到文化环境对于塑造人类性格的影响————他以及与他同时代的大多数欧洲学者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4]简单来说，我们对这一背景感兴趣的意义在于，弗洛伊德把对声誉和成功的渴求（这是他在周围的人身上看到的）误认为是人类的普遍倾向。因此，对他来说，诸如对优越于他人、控制或胜利的强迫性驱力等都不可能是值得审视的问题，除非当这种野心不符合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正常”的固定模式时，他才会对其加以审视。只有当这种驱力达到了明显令人烦恼的程度，或者当女人身上出现了不符合“女性特征”的既定准则时，弗洛伊德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原因在于，弗洛伊德常常把神经症驱力解释为性欲现象。371因此，自我美化成了对自我之性欲迷恋的一种表现。（一个人常常会像高估另外一个“爱物”一样高估自己，一个充满野心的女人“真的”会因为“阴jing嫉妒”而感到痛苦，一种想要获得他人崇拜的需要其实是对“自恋满足”的需要，等等。）这样一来，理论与治疗方面的探索都指向了过去与现在爱情生活中的特定事件（即与自己及他人的性欲关系），而不是指向自我美化、野心等的具体特点、功能及影响。

    第三个原因是弗洛伊德的进化论——机械论思维。“这意味着现在的表现不仅是以过去为条件，而且只包括过去，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在发展的过程中不会产生什么真正新的东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的过去而已。”[5]在威廉·詹姆斯看来，它“真的不过是以前的且未发生任何改变的物质重新分配的结果”。基于这一哲学前提，如果将其视为没有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或兄弟姐妹之间竞争的一种结果，那么，极度的竞争心理便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了。对无所不能的幻想被视为一种固着或退行————固着或退行到了“原始自恋”的婴儿期水平等。这与下面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只有这些解释才有可能是“深刻的”、令人满意的，它们确立了一种与婴儿期性欲体验的联系。

    在我看来，这些解释即使没有明确阻碍一些重要见解的发展，它们的治疗效果也是有限的。例如，我们假设，有一名患者意识到自己很容易感觉自己受到了分析学家的羞辱；他还认识到，自己在接近女性时也总是害怕受到羞辱。他觉得自己不像其他男人那样富有男子气概或充满魅力。他可能还记得自己被父亲羞辱的场景，这些场景很可能与性活动有关联。基于许多像这样的来自现在、过去以及梦中的细节，于是便产生了下面的解释：对于这名患者来说，分析学家以及其他的权威人物都象征着他的父亲；在因此而感觉到屈辱或恐惧时，372患者依然会根据婴儿期应对某个未解决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模式来做出反应。

    在接受分析工作之后，患者可能会觉得有所缓解，受羞辱的感觉也会减轻。其部分原因在于他确实从这段时间的分析中受益了。他对自己有了些许认识，并认识到自己的受辱感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如果他的自负不解决，他就不可能产生彻底的变化。与之相反，这种表面上的改善也有可能主要是由于这一事实，即他的自负不能容忍他有无理的表现，特别是“幼稚”的表现。可能的情况是：他仅仅只是形成了一套新的“应该”。他觉得他不应该幼稚，而应该成熟。他觉得他不应该感到受辱，因为这样做是幼稚的表现。因此，他便不再有受辱感。这样，表面上的好转实际上可能是患者成长中的一种障碍。他的受辱感被压制了下去，而他直面自己的可能性却大大降低了。因此，治疗只是利用了患者的自负，而并没有解决它。

    因为上面所提到的所有这些理论上的原因，弗洛伊德不可能看到追求荣誉的影响。他在扩张性驱力中所观察到的那些因素其实并不是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它们“实际上”是从婴儿期的性欲驱力衍生而来的。弗洛伊德的思维方式使得他无法把扩张性驱力视为有其自身重要性及结果的力量。

    当我们将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做一比较时，这种说法就更为清楚了。阿德勒的最大贡献是认识到了追求权力与优越性的驱力对于神经症而言的重要性。不过，阿德勒过分专注于如何获得权力、如何维持自身优越感的策略，以至于没有认识到这给患者带来的深切痛苦，因此过于停留在了问题的表面。

    很快，我们便惊讶地发现，我的自我憎恨概念与弗洛伊德关于自毁本能、死亡本能的假设之间有极大的相似性。至少我们在此发现，两者都看到了自毁驱力的强度和意义。此外，二者在细节上也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内心禁忌、自责373以及随之而来的罪恶感所具有的自毁性。不过，在这方面，两者也存在显著的区别。弗洛伊德认为，这些自毁驱力所具有的本能性使它们被打上了终结的标记。如果将其视为本能，它们就不是产生于确定的心理条件，而且也不可能通过改...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