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自我憎恨与自我轻视110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追溯了神经症的发展过程，它始于自我理想化，然后一步一步地以必然的逻辑性将价值观转变成神经症自负的现象。事实上，这个过程比我迄今为止所呈现的还要复杂一些。同时起作用的另一个过程不但增强了神经症发展过程，而且使其变得复杂了起来————这一过程虽然同样产生于自我理想化，但看起来却好像完全相反。

    简单说来，当一个人将其重心转向他的理想化自我时，他不仅会抬高自己，而且必定会从错误的视角看待他的真实自我————他在某个特定时刻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体和心理、他的健康状况和神经症状况。美化过的自我不但成了他所追求的一个幻影（phantom），而且也成了他衡量自己真实情况的标尺。当他从一个像神一样完美的视角来看，这种真实的自我就会让他觉得非常尴尬，以至于他不得不轻视这种真实的自我。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实际上只是人类中一员的现实会不断地干扰他追求荣誉的努力————这一点意义很重大————因此，他注定会憎恨这种现实，也会憎恨他自己。由于自负和自我憎恨实际上属于同一实体，因此，我建议把所有相关的因素统称为111自负系统（the pride system）。而正是由于这种自我憎恨，我们开始思考这一过程的全新的一面，它会使我们对自我憎恨的看法大为改观。我们有意将这个有关自我憎恨的问题搁置一边，直到现在才提起，是为了先清楚地了解实现理想化自我的直接驱动力。不过，我们接下来必须了解它的全貌了。

    无论我们的皮格马利翁是多么疯狂地试图将他自己塑造成一个辉煌的人物，他的动机都注定会遭遇失败。他至多只能从意识中排除一些干扰性的矛盾，但这些矛盾依然存在。事实上，他依然不得不一个人面对生活。无论他是吃饭、睡觉，还是上洗手间，无论他是工作，还是做爱，他都始终跟自己在一起。他有时候想，如果他能够与妻子离婚、换一份工作、搬到另一所公寓或者去旅行，那么，一切都将变得更好；但事实上，他到哪儿都必须跟自己在一起。即使他像一台加满了油的机器一样功能良好，他也依然存在精力、时间、能力、耐力等方面的局限————这些是人类的局限。

    借助下面这两个人可以对这种情况做最好的描述。一个是独一无二的理想人物；另一个是无处不在的陌生人（即现实自我），这个陌生人总是干扰他、妨碍他，让他尴尬窘迫。用“他和陌生人”来描述理想化自我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看起来很贴切，是因为这种描述与个体的感觉很接近。而且，即使他可以摒弃实际的干扰，认为它们与自己毫不相干或没有关系，他也永远不可能远远地逃离自己，从而不让它们在他身上“留下痕迹”[1]。尽管他或许会成功，或许生活得相当好，或者甚至被独特成就所带来的宏大幻想冲昏了头脑，但他还是感到自卑或者没有安全感。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骗子、怪物，从而感到痛苦————这种感觉他无法言喻。但当他接近自我的现实情况时，他对自己内在的了解往往会准确无误地出现在他的梦中。

    通常情况下，自我的现实会以让人痛苦的方式准确无误地袭来。在想象中，他像神一样，但在社交情境里，他却缩手缩脚。每当他想给某个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时，112他的手就会不由自主地颤抖，说话就会变得结巴，或者面红耳赤。他感觉自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情人，但却可能会突然变得性无能。在想象中，他像一个真正的男人一样跟老板谈话，但在现实中，他却只是一个劲地傻笑。一直要到第二天，他才能想到能够永久性解决争论的精彩话语。她永远都无法让自己变得像理想中的窈窕淑女那般苗条，因为她总是强迫性地吃太多东西。真实的、经验的自我成了唐突的陌生人，而理想化自我碰巧受其束缚，因此理想化自我会以仇恨和鄙视来反对这个陌生人。真实自我成了自负的理想化自我的牺牲品。

    自我憎恨往往会导致人格的明显分裂，而这种分裂开始于一个理想化自我的出现。它意味着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事实上，这正是每一个神经症患者的本质特征：他是自己与自己交战。实际上，这种分裂构成了两种不同冲突的基础。其中一种冲突存在于自负系统本身内部。正如我们将在后面详尽阐述的，它是扩张性驱力和自谦性驱力之间的潜在冲突。另一种更为深层的冲突是整个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真实自我虽然被推到了幕后，受到追求至高无上这种自负的压抑，但它依然具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在有利的条件下，它或许还可以获得充分的发展。在下一章，我们将讨论这种冲突的发展特征和发展阶段。

    这第二种更为深层的冲突在分析开始时往往并不明显。但是，当自负系统摇摇欲坠，个体就会变得与自己更为接近；当他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愿望、赢得自由的选择、做出自己的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承担责任时，反抗的力量便会接踵而来。现在，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战争越来越清晰了。此时，自我憎恨与其说直接指向真实自我的局限和缺点，不如说指向真实自我新出现的建设性力量。与我到目前为止所讨论的任何神经症冲突相比，它都是一种更大的冲突。我建议称它为主要的内心冲突（central inner conflict）[2]。

    我想在此处插入一段理论性的评论，113因为这能帮助我们更为清楚地理解这种冲突。在我以前撰写的其他著作中，我曾使用过“神经症冲突”（neurotic conflict）这个术语，指的是那种因被夹在两种不相容的强迫性驱力之间而产生的冲突。而主要的内心冲突则是一种介于健康冲突和神经症冲突之间的冲突，是一种介于建设性力量和破坏性力量之间的力量。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定义的范围，将神经症冲突界定为一种产生于两种神经症力量之间，或者健康冲突与神经症冲突之间的冲突。这种差别很重要，超越了术语学上的解释。自负系统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冲突之所以比其他冲突具有使我们分裂的更强力量，原因有二。第一个原因在于部分卷入（partial involvement）与全部卷入（total involvement）之间的不同。这二者之间的不同就好比是在一个国家中个别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整个国家都卷入内战之中的差别。第二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的真实自我及其所具有的成长能力，其实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斗争。

    对真实自我（real self）的憎恨远比对现实自我（actual self）之局限的憎恨更不易觉察，但它构成了自我憎恨永不缺席的基础————或者说一直为其提供主要能量的潜流，即使对现实自我之局限的憎恨可能非常显眼，亦是如此。因此，对真实自我的憎恨的表现形式可能较为单一，而对现实自我的憎恨却始终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例如，如果我们的自我憎恨因“自私”————为了自己而做的任何事情————而表现出一种冷酷无情的自我谴责，那么，这或许是且很可能既是一种因为自己没有达到绝对的圣洁而产生的憎恨，也是一种粉碎我们的真实自我的方式。

    德国诗人克里斯蒂安·摩根斯坦在他的《成长的痛苦》（Entwicklungsschmerzen，即“Growing Pains”）[3]中简要地表达出了自我憎恨的性质：

    我将屈从，自我毁灭，

    我生而为二，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

    二者之中，一方终将被另一方歼灭。114

    理想之我就像一匹奔腾的骏马（现实之我束于其尾），

    就像一个车轮（现实之我缚于其上），

    就像复仇女神，伸出她的魔爪，紧紧抓住现实之我的头发不放，

    就像有吸血鬼盘踞在他的心脏，不停地吸着他的血。

    诗人用短短的几行便将这个过程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说，我们可能会以一种让人萎靡、使人痛苦的恨意来憎恨我们自己————这种恨意的破坏性极强，以至于我们无力与其对抗，而且可能会让我们自己受到心理上的伤害。而且，他说，我们之所以憎恨自己，不是因为我们毫无价值，而是因为我们不断被驱使着去超越自我。他还说，这种恨意源自理想之我与现实之我之间的冲突。这不仅是一种分裂，而且是一场残酷无情的战争。

    自我憎恨的力量及固执性（power and tenacity of self-hate）十分惊人，即使在相当熟悉其运作方式的分析学家看来，亦是如此。当我们试图解释其深刻性时，我们必须认识到，骄傲的自我因感觉到屈辱且每一步都会受到现实自我的限制而产生的愤怒感。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种愤怒最终的无能为力。因为虽然神经症患者可能会试图将自己视为脱离肉体的灵魂，但他的生存仍依赖于现实自我，因此他要想获得荣誉，也依赖于现实自我。如果他打算杀掉被憎恨的自我，他必定同时也会杀掉那个荣耀的自我，就像道林·格雷（Dorian Gray）所做的那样，在将剑刺向画像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的堕落。一方面，这种依赖性通常可以阻止自杀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有这种依赖性，自杀将成为自我憎恨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事实上，自杀行为较少发生，它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自我憎恨只是其中之一。另一方面，正是这种依赖性，使得自我憎恨变得更为残酷无情，就像任何无力愤怒中所表现出来的一样。

    此外，自我憎恨不仅是自我美化的结果，而且也是维持自我美化的动力。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驱动力，驱使着个体去实现理想化自我，并通过消除相互冲突的因素，从而在更高的水平上进行充分的整合。正是这种对不完美的谴责，进一步证实了个体所认同的像神一样完美的标准。在分析中，我们可以观察到自我憎恨的这种功能。当我们115揭示出患者的自我憎恨后，我们可能会天真地预期，他将迫切地想要摆脱自我憎恨。有时候，这样一种健康的反应确实会出现。但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反应是分裂的。一方面，他不可避免地认识到自我憎恨所带来的沉重负担和可怕危险；但另一方面，他可能也会觉得反抗这种束缚的危险甚至会更大。他可能会用看似最为合理的说法为他的高标准，以及因为对自我有了更大的容忍性从而导致马虎松懈的危险辩护。或者，他也可能会逐渐地表明他的信念，即他轻视自己是理所应当的。这种信念表明，只要他仍然坚持他的自大标准，他就不可能接受他自己。

    导致自我憎恨变成一种如此残酷无情的力量的第三个因素，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那就是与自我的疏离（alienation from self）。简单地说就是：神经症患者对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神经症患者如果想采取某种建设性的行动，那么，在承认自己失败之前，他必须先对遭受痛苦的自我产生某种同情，并在某种程度上体验这种痛苦。或者，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在他认识到自我挫败（self-frustration）开始让他感到不安，或者甚至对他造成困扰之前，他必须先在某种程度上承认自身愿望的存在。

    对自我憎恨的意识（awareness of self-hate）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不论是在《哈姆雷特》（Hamlet）、《理查三世》（Richard Ⅲ），还是前面所引用的诗歌中，作者所表达的都不仅仅局限于他们对人类灵魂所遭受之痛苦的洞察。虽然间隔时间或长或短，但很多人都常常体验到自我憎恨或自我轻视本身。他们可能会有一闪而过的“我恨我自己”或者“我看不起我自己”的感觉，他们也可能对自己大发雷霆。但是，这种鲜活的自我憎恨体验只有在痛苦的时候才会出现，一旦痛苦消失，这种体验也就被遗忘了。通常情况下，人们不会问：这样的感觉————或想法————是否不仅仅只是一种对“失败”、“愚蠢举动”、做错事的感觉或者对某种心理障碍之认识的暂时性反应？因此，他们并没有察觉到自我憎恨的破坏性及持久性。

    谈到以自责（self-accusations）形式表现出来的自我憎恨，因其差异范围过于广泛，所以没法做一般性的叙述。116那些一直缩在自以为是的壳子里的神经症患者，压抑了所有的自责，以至于他们什么都意识不到。而与此相反的是自谦型神经症患者，他们会坦诚地表达自责和负罪感，或者他们会公然地表现出道歉行为或防御行为，从而暴露了这些情感的存在。实际上，觉察方面存在的这些个体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到后面会讨论它们的意义，以及它们是怎样产生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得出结论说自谦型神经症患者可以意识到自我憎恨。因为即使是那些意识到了自责的神经症患者，往往也意识不到自责的强度以及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此外，他们也意识不到这些自责所固有的徒劳无用性，并常常将自责视为证明其具有高道德敏感性的证据。他们通常不会怀疑自责的正确性，事实上，只要他们从像神一样完美的视角评判自己，他们就不可能质疑其正确性。

    不过，几乎所有的神经症患者都能意识到自我憎恨的结果（results）：感到内疚、自卑、受束缚、痛苦不堪。但是，他们丝毫意识不到，其实是他们自己造成了这些痛苦和自我评价。即使他们意识到了一点点，也会被他们的神经症自负所淹没。他们通常不会因为感觉受到了束缚而痛苦，反而以“不自私……禁欲克己……自我牺牲……做责任的奴隶”————这些词语成了对抗自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为傲。

    从观察到的这些现象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自我憎恨从本质上说是一个无意识过程。归根结底，我们对患者没有意识到其影响的现象仍然感兴趣。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个过程的大部分通常被外在化了，也就是说，个体并不认为这个过程发生在他自身内部，而是发生在他和外在世界之间。我们可以粗略地将自我憎恨的主动外化（active externalization）和被动外化（passive externalization）区分开来。前者力图将自我憎恨指向外在世界，去对抗生活、命运、各种制度及他人。而后者，其憎恨则依然停留在对抗自我的层面，但个体却将其感知或体验为来源于外在世界。通过这两种方式，个体的内心冲突由于转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从而使得其所导致的紧张状态得到了缓解。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个过程可能表现的具体形式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影响。117我之所以在此介绍，只是因为自我憎恨的许多不同种类，可以从其外化形式中得到最为充分的观察和描述。

    自我憎恨的表现形式与人际关系中的憎恨完全相同。我们可以用历史上一个让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例子来说明后一种憎恨，即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憎恨。我们看到，希特勒邪恶地威胁他们，谴责他们，羞辱他们，公开侮辱他们，不择手段地剥夺他们的一切，摧残他们，毁掉他们对未来的希望，最后，折磨他们并杀害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家人之间或者竞争者之间，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这些憎恨会以更为文明或更为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自我憎恨的主要表现（main expressions of self-hate）及其对个人的直接影响。伟大的作家都观察到过所有这些表现。自弗洛伊德开始，精神病学文献中提到的大多数个体资料把自我憎恨描述为自责、自我贬低、自卑感、无力享受生活、直接的自我毁灭行为，以及受虐倾向等。但是，除了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death-instinct）概念以及弗朗兹·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卡尔·门宁格（Karl Menninger）对其所做的详细阐释[4]之外，没有哪种综合理论可以解释所有这些现象。不过，虽然弗洛伊德的理论涉及相似的临床资料，但却基于完全不同的理论前提，以至于对所涉及之问题的理解以及治疗这些问题的方法都完全不同。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这些差异。

    为了不迷失在细节之中，让我们区分一下自我憎恨的六种运作模式（modes of operation），或者说表现形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谨记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交叉重叠的。粗略说来，这六种运作模式或表现形式分别是：对自我的无尽需求、无情的自我谴责、自我轻视、自我挫败、自我折磨和自我毁灭。

    在前一章，我们曾讨论过对自我的需求（demands on self），在我们看来，对自我的需求是神经症患者改变自己以符合其理想化自我的手段。不过，我们也曾提到，118内部指令构成了一种强制性系统、一种专政。人们未能实现它们时，就可能会感到震惊和恐慌。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充分地理解为什么内部指令具有强制性，是什么使得人们如此疯狂地试图遵从内部指令，人们为什么会对“失败”有如此强烈的反应。这些“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负，也在同样程度上取决于自我憎恨。当人们未能实现这些“应该”时，自我憎恨的狂怒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可以把这比作抢劫，抢劫者手拿左轮手枪指着被抢劫者，说：“交出你所有的财物，不然我就一枪毙了你。”相比之下，持枪者的抢劫行为可能是这两种要求中更为人性一些的要求。而遭受恐吓威胁的那个人为了保命，则极有可能做出妥协，但是，“应该”却无法得到满足。此外，从所有人都终将死去这个意义上说，终生遭受自我憎恨的痛苦折磨似乎比被一枪射死还要更为残忍一些。在此引用一名患者的信中的一段话[5]：“神经症最初是科学怪人（Frankenstein monster）设计出来保护自己的，结果却扼杀了他的真实自我。不管你是生活在一个集权国家还是生活在个人的神经症里，其实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你在集中营里总会倾向于用其中一种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在集中营里，所有一切都指向于尽可能痛苦地毁灭自我。”

    事实上，这些“应该”就其本质而言具有自我毁灭性。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看到了它们所具有的破坏性的一个方面：它们给个体套上了层层束缚，并剥夺了他的内在自由。即使他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完美的行为主义者，他也是以牺牲他的自发性、情感与信念的真实性为代价才做到这一点的。事实上，这些“应该”就像所有的政治暴行一样，也旨在于灭绝人的个性。它们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类似于司汤达（Stendhal）在《红与黑》（The Red and the Black）（或者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所描述的学院氛围，在那里，个体的任何思想和感受都会被人怀疑。它们需要的是一种绝对服从，而个体甚至感觉不到这是一种服从。

    除此之外，许多“应该”的内容本身便表现出了它们的自我毁灭性。下面，我想以三种“应该”为例来说明，这三种“应该”都是在病态依赖的条件下产生的，119因此我们将以此为背景加以阐释：我应该强大到丝毫不介意发生在我身上的任何事情；我应该能够让她爱我；我应该为“爱”牺牲一切！这三种“应该”结合到一起，确实必定会让病态依赖所导致的痛苦折磨永久存在。另一种经常出现的“应该”向个体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他应该为他的亲人、朋友、学生、职员等负起全部的责任。他应该能够解决每一个人的问题，让每一个人即刻便能获得满足。这就意味着：不管任何事情，只要出了问题，就都是他的过错。如果某个朋友或亲戚因为某种原因而感到不安，抱怨、指责、不满或想要得到什么东西，那么，这种人就会被迫成为无助的牺牲者，因为他必定会感到内疚，并设法将一切妥善安排好。例如，有一名患者，他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夏日旅馆经理：客人永远都是对的。而这些灾难事实上是否由于他的过错而造成，已经不重要了。

    最近法国出版的一本著作《目击者》（The Witness）[6]把这个过程描写得淋漓尽致。书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弟弟坐船出海：船只漏水，暴风雨来袭，船翻了，他们也掉入了海中。弟弟由于腿部严重受伤，无法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游泳。他注定要被淹死。主人公试图拉着弟弟一起向岸边游去，但他很快意识到他无法带着弟弟一起游到岸边。此时，他面临着这样的选择：要么两个人都被淹死，要么他独自逃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他决定独自逃生。但是，他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凶手，而且，这种念头非常真实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他确信其他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凶手。只要他行事的前提是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负起责任，那么，他的理由就不成立，也不可能有效。诚然，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但是，主人公的情绪反应恰恰说明了当人们被这样一种特殊的“应该”驱使时是怎样的感觉。

    此外，一个人也可能会将对自身生存有害的事情强加到自己身上。在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i）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这种“应该”的一个经典例子。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v）为了证明他拥有让自己感到满意的像拿破仑一样的品质，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杀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清清楚楚地向我们展现的那样，120尽管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有诸多的怨恨，但对于他那敏感的灵魂来说，没有什么比杀人更让人厌恶的了。他必须逼迫自己这样做。而他的真实感受在一个梦中体现了出来。在梦中，他看到一匹瘦骨嶙峋、营养不良的小马正被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农夫逼着去拉满满一车它不可能拉得动的重物。农夫还残忍地用鞭子狠狠地打它，最后，它被打死了。在梦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心里突然涌起深深的同情，他向那匹小马冲了过去。

    做这个梦的那段时间，拉斯柯尔尼科夫正经历激烈的内心冲突。一方面，他觉得自己应该有能力杀人，但另一方面，他又极其厌恶这样做，以至于完全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梦中，他认识到，他正残忍无情地逼迫自己去做一些他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像农夫逼迫那匹小马去拉它不可能拉得动的重物一样。而从他内心深处涌起的是对自己的深深同情，因为他正对自己做着这样残忍的事情。在梦中体验到自己的真实感受之后，他觉得自己更贴近真实的自我，于是决定不杀人了。但是不久之后，他那种拿破仑似的自我又会占据上风，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的真实自我就像瘦弱的小马难以对抗残忍的农夫一样，无法与其对抗。

    导致这些“应该”具有自我毁灭性，且比其他因素更能说明它们所具有之强制性的第三个因素是自我憎恨。当我们违背这些“应该”时，自我憎恨可能就会让我们与自己相对抗。有时候，这种联系相当明确，或者说很容易建立。一个人不可能像他认为自己应该成为的那样一直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就像在《目击者》的故事中就充满了各种不合理的自我谴责。更常见的情况是，他意识不到这样一种违背“应该”的情况，而是好像突然就感觉到情绪低落、心神不安、疲乏无力、焦虑或暴躁。让我们回想一下前面举的一个例子：一个没有爬到山顶的女人突然变得怕起了狗。这个例子的先后顺序是这样的：首先，她明智地决定放弃爬山，而这让她体验到了一种失败感————她之所以觉得这是一种失败，是因为她没有满足其内心指令的要求，她的内心指令告诉她，她应该能够成功地完成每一件事情（当然，这一点依然保持在无意识水平）。然后，她产生了自我轻视，这一点同样仍处于无意识水平。接着，她做出了自责反应，表现为感到无助和恐惧，最初的情绪过程上升到了意识层面。121如果她没有对自我进行分析，那么对狗的恐惧将始终是一件让人困惑的事情，之所以让人感到困惑，是因为它与之前所发生的事情毫无关联。在其他例子中，一个人在其意识层面所体验到的往往仅仅只是一些他自发地用来保护自己免受自我憎恨伤害的特殊方式，例如，他会采取一些特殊的方式来缓解焦虑情绪（狂吃、酗酒或狂买等）、觉得他人要迫害自己的感觉（被动外化）或者对他人的愤怒感（主动外化）。我们将有很多机会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些自我保护的尝试是怎样起作用的。在这里，我还想讨论另一种类似的尝试，因为这种尝试很容易被人忽略，并有可能使治疗陷入僵局。

    当一个人在有意无意之间认识到，他可能无法达到他的某些特定“应该”的要求时，他便往往会做出这种尝试。于是，我们可能就会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理性而又愿意配合的患者突然变得焦躁不安，就好像他觉得自己遭到了所有人、所有事的不公正对待，从而变得疯狂起来一样：他的亲戚利用他，他的老板不公正，牙医把他的牙齿弄得一团糟，精神分析对他没有作用，等等。他可能会把分析学家大骂一顿，或者对家人大发脾气。

    在试图理解他的烦恼与不安时，第一个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因素是：他不断要求获得特殊照顾。依据不同的特殊情境，他可能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在办公室里，他坚持要求获得更多的帮助；在家，他坚持要求他的妻子或母亲让他独处；在分析中，他坚持要求分析学家给他很多的时间；在学校，他坚持要求获得格外优待。因此，他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有各种疯狂的要求，而当这些要求未得到满足时，他就会感觉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但是，当这些要求引起患者的注意时，他就会变得更加疯狂。他可能会变得更为公开地表示他的敌意。如果我们仔细倾听，就会发现他的辱骂声中贯穿着一个主题。就好像他是在说：“你这个该死的笨蛋，难道你不知道我真的需要一些东西吗？”如果我们此时想到要求往往源自神经症需要这一知识点，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要求的突然增多就意味着迫切需要的突然增多。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就有机会理解患者的痛苦所在。因此，结果可能表明，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已经认识到他无法完成自己某些强制性的“应该”。例如，他可能会觉得，122他完全没有能力成功建立或维持某段恋爱关系；或者，他可能觉得他的工作负担过重，即使他竭尽全力，也无法完成；或者，他可能已经认识到，分析过程中提到的一些问题确实会让他感到沮丧，甚至让他无法忍受，或者这些问题会愚弄他，嘲笑他竟然试图完全借助意志力来消除它们。这些认识大多数是无意识的，之所以会让他感到恐慌，是因为他觉得他应该能够克服所有这些障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认识到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另一种是发疯似的要求改变他的生活状况，这样他就不用去面对自己的“失败”了。他兴奋地选择了第二条路，而治疗的任务就是将他引上第一条路。

    对于治疗来说，认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非常重要，即患者在认识到他无法实现各种“应该”后，可能会产生疯狂的要求。这一点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这些要求可能会导致一种非常难以控制的混乱状态。不过，从理论方面来看，它也非常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许多要求所具有的紧迫性。而且，它也有力地说明了个体是多么迫切地想要实现他的各种“应该”。

    最后，即使只是模糊地认识到自己不能实现这些“应该”————或者在实现这些“应该”方面即将面临失败，也可能会产生极度的绝望，因此，个体会产生一种迫切的不让自己认识到这一点的内在需要。我们已经看到，神经症患者用来避免这些认识的方法之一是在想象中实现这些“应该”。（“我应该能够成为某种样子的人，或者我应该能够以某种方式行事————所以，我事实上就能够成为那样的人，或者我事实上就能够以那种方式行事。”）现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神经症患者之所以采用这种看似聪明圆滑的方式来逃避现实，实际上是因为他害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即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内心指令的要求。因此，这就证明了在第一章中提出的一个论点：想象是为神经症需要服务的。

    在许多无意识的自欺方式中，我在此必须论及的只有两种，因为这两种方式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一种方式是降低自我觉察的阈限。一名在观察他人时具有敏锐观察力的神经症患者，123有时候可能会对他自己的情感、思想或行为保持一种顽固的毫无觉察的状态。甚至在分析过程中，当分析学家要求他注意某个问题时，他也会以“我没有意识到”或“我没有感觉到”来阻止更进一步的讨论。在此要提到的另一种无意识方式是大多数神经症患者具有的“怪癖”————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反应性的存在。这比把责任推到他人身上更为严重。它就等于是在无意识中否认了他们自己的各种“应该”的存在。这样一来，生活对他们而言便成了一系列来自外界的“推推拉拉”。换句话说，他们的“应该”本身被外化了。

    我们可以用更具概括性的话来加以总结：任何遭受专制统治的人都将诉诸能够让他避免受其摆布的手段。在外部专制的情况下，他可能会在完全无意识的状态下被迫变得表里不一。而在内心专制的情况下（内心专制本身就是无意识的），随后出现的表里不一可能只具有无意识自欺借口的特性。

    所有这些方式都会阻止自我憎恨的涌现，否则，它就会让个体认识到这种“失败”。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主观价值。但是，这些方式也会导致真实感的大幅削弱。因此，它们事实上既会导致一种与自我的疏离[7]，而且也会赋予自负系统极大的自主性。

    因此，对自我的要求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们是个体为实现其理想化意象而做出的尝试。它们通过两种方式，在加速个体与自我疏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强迫个体歪曲其自发的情感和信念，二是产生一种普遍的无意识不诚实倾向。此外，它们也是由自我憎恨决定的。最后，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无力遵从这些要求时，自我憎恨便会流露出来。从某种程度上说，所有形式的自我憎恨都是对那些未实现之“应该”的惩罚。换一种说法就是，如果他确实可以成为一个超人，那么，他就不会产生自我憎恨的感觉。

    谴责性的自责（condemnatory self-accusations）是自我憎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大多数的谴责性自责伴随着在我们的重要前提之下产生的无情的逻辑。124如果个体没有达到无所畏惧、慷慨大方、沉着冷静、意志力强等绝对标准，他的自负就会宣判他“有罪”。

    有些自责针对的是内心存在的一些困难。因此，它们表面看起来可能具有一种虚假的合理性。但无论如何，这个人自己都觉得它们是完全合理的。毕竟这种自责符合他的高标准，难道这样的严格要求不值得称赞吗？事实上，他没有考虑任何背景便接受了这些困难，并对它们进行了猛烈的道德谴责。患者不管自己是否对这些困难负有责任，都会接受它们。无论他是否以任何方式产生不同的感受、想法、行为，甚至无论他是否意识到它们的存在，通常一点关系都没有。因此，一个被考察与研究的神经症问题就会变成一种可怕的缺陷，往往会给患者打上无可救药的烙印。例如，他可能无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或观点。他注意到，当他本应该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或者保护自己免于被人利用，但事实上却没有这样做时，他却往往相当平静。他能够公正地观察到这一点，不仅真的值得称赞，而且可能是他逐渐认识到那些迫使他让步而不是坚持自我的力量的第一步。要不然，在破坏性自责的控制下，他将因为自己“没有勇气”或者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懦夫而一蹶不振，或者，他将觉得身边的人因为他软弱而看不起他。因此，他的自我观察所带来的整体效果是让他感到自己“有罪”或卑微，结果，他的自尊降低，从而使得他在下一次更加难以开口畅言。

    同样，一个明显表现出害怕蛇或者害怕开车的人可能相当清楚这样的事实，即这种恐惧来源于他无法控制的无意识力量。他的理智告诉他，对“懦弱”进行道德谴责是毫无意义的。他甚至可能会反反复复地与自己辩论到底是“有罪”还是“无罪”。但是，他不可能得出任何的结论，因为这是一场涉及不同存在层次（levels of being）的辩论。作为一个人类个体，他可以允许自己受恐惧支配。但作为一个像神一样的存在，他应该具有绝对无所畏惧的特质，如果自己产生了任何的恐惧，他就只能憎恨和藐视自己。再比如，125有一位作家，因为其内心之中存在的一些因素让他觉得写作是一种折磨，所以无法创作出有创造性的作品。因此，他的写作进展很缓慢。他要么无所事事，虚度光阴，要么做一些毫不相干的事情。他并不会因为自己遭受这样的折磨而同情自己，也不会对这种折磨加以审视，相反，他会称自己是一个懒惰的无用之人，或者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缺乏真正兴趣的骗子。

    谴责自己是一个虚张声势的人或骗子是最为常见的。他们并不总是因为某件具体的事情而直接地攻击自己。更为常见的是，神经症患者在这个方面会因此而感觉到一种模糊的不安————这种怀疑不依附于任何具体的事情，有时候是潜伏的，有时候则会让个体感到痛苦。有时候，个体只能意识到自己因为自责而产生的恐惧，这是一种害怕被人发现的恐惧：如果人们对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就会发现他的不足之处。那么，在下一次的表现中，他的无能就会暴露无遗。而人们也将意识到，他仅仅只是在设法炫耀卖弄，在他的“门面”背后其实没有什么真才实学。同样，通过更为密切的接触或者在任何测试情境中究竟可能会“发现”什么，也依然很模糊。不过，这种自责也并非毫无根据。它涉及无意识中存在的所有借口————爱、公平、兴趣、知识、谦逊的借口。这种特定自责出现的频率与这些借口在每一种神经症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同的。在这里，它所具有的破坏性也体现在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它只能引起内疚感和恐惧，而没有促进对所存在之无意识借口进行一种建设性的探索。

    其他自责针对的大多是做某件事情的动机，而较少针对存在的困难。这些看上去好像会给人一种自觉地进行自我审查的印象。只有审视整个背景，我们才能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想了解自己，是否仅仅只是在故意找碴，或者是否这两种动机都存在。这个过程最具欺骗性，因为我们的动机事实上很少是“纯金”的，它们通常掺杂着某种不甚名贵的金属。然而，如果其主要部分由金构成，我们依然可以称它为金子。如果在给某个朋友提建议时，我们的主要动机是善意的，是想给朋友提供建设性帮助，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很满意。126但爱挑剔找碴的人则不会感到满意。他会说：“是的，我会给他建议，甚至可能是很好的建议。但是，我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高兴。因为有一部分的我痛恨被人打扰。”或者：“我之所以给他建议，可能只是为了享受优越于他的感觉，或者我给他建议，并不是为了让他更好地处理那种特殊的情形。”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可靠，因为这样的推理中往往存在一定的真实性。稍微有点智慧的局外人有时候或许也能够驱散这种想法。聪明一点的人则可能会回答说：“用你提到的所有因素，用足够的时间和兴趣真正地帮助你的朋友，事实上不是更值得称赞吗？”自我憎恨的受害者从来都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待事情。他眼光狭隘地盯着他的错误，只见树木而不见整片森林。此外，即使是牧师、朋友或分析学家从正确的视角向他说明一些事情，他也可能不相信。他可能只是礼貌性地承认一些明显的事实，但其内心却有所保留，认为他们的话只是为了给他鼓励或者让他安心。

    像这样的反应值得人们注意，因为它们表明要想将神经症患者从其自我憎恨中释放出来是多么困难。他对整个形势的判断显然是错误的。他也许会看到，他过分强调了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但他会始终坚持自己的判断。理由是他的逻辑前提与健康个体的逻辑前提不同。由于他给出的建议并非绝对有帮助，而且整个行为在道德上也令人反感，因此，他开始一蹶不振，并拒绝接受他人让他从自责中走出来的劝告。这些观察结果反驳了一些精神病学家有时候做出的假设，即自责仅仅只是一种为了获得安慰或逃避责备和惩罚的聪明的手段。当然，精神病学家假设的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孩子或成年人在面对咄咄逼人的权威人物时，自责或许真的是一种可以采用的策略。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谨慎判断，而且应该审视是否确实需要获得如此多的安慰。对这些例子进行概括总结，我们便可以看到，将自责视为仅仅只是服务于策略性的目的，就意味着在正确评价其破坏性力量方面彻底失败了。

    此外，自责还有可能使个体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其无法控制的那些不幸和灾难上。这一点在精神病患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127例如，有的精神病患者可能会因为他所读到的一起谋杀事件而谴责自己，可能会觉得自己对一千公里外中西部所发生的洪水灾害负有责任。这种看似荒唐的自责却往往是处于抑郁状态的患者的明显症状。而神经症患者的自责虽然不那么荒诞，但也同样不切实际。例如，有一个聪明的母亲，她的孩子有一次在跟邻居家的小孩一起玩耍时不小心从门廊上摔了下来。孩子有点轻微的脑震荡。除此之外，这次事件没有造成其他伤害。但这位母亲在此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因为此事而严厉谴责自己的粗心大意。她认为这全是她的过错。如果她当时在场的话，孩子就不会爬上栏杆，也就不会从上面摔下来。这位母亲承认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明智的。当然，她也知道，即使是一位过度保护孩子的母亲也不可能时时刻刻陪在孩子身边。尽管如此，她还是依然因为此事一直谴责自己。

    同样，一名年轻的演员因为事业上的一时失败而残酷无情地谴责自己。他完全明白他所面临的是一些他无法控制的逆境。在与朋友谈论这种处境时，他会指出这些不利的因素，但他在这样做时却采取了一种防御的方式，就好像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内疚感、保护自己的清白无辜一样。如果朋友问他到底本来可以做哪些不同的事情时，他却不能说出任何具体的做法。没有审视，没有自信，没有鼓励，因此他无法有效地对抗他的自责。

    这种类型的自责很可能会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因为与此相反的现象更常发生。通常情况下，神经症患者会想方设法地利用处境的困难或不幸为自己开脱：他已经竭尽全力。简单地说，他简直太棒了。但是，其他人、整个形势或者意外事故却破坏了这一切。这两种态度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但它们之间的相似性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差异。在这两种情况下，注意力都偏离了主观因素，而集中到了外在因素上。这些因素对幸福和成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二者的作用都在于避开由于没有实现其理想化自我而产生的自我谴责的猛烈攻击。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其他神经症因素也起了干扰作用，从而使得那位母亲不能成为一位理想母亲，或者使得那名演员不能在事业上取得辉煌成就。在那个时候，这位母亲过于沉溺于她自己的问题，以至于128不能成为一个始终如一的好母亲；那名演员身上则存在一些抑制现象，从而使得他无法进行某些必要的交往和工作上的竞争。这两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这些困难，但他们只是偶尔提到这些困难，甚至忘了这些困难的存在，或者对它们加以巧妙的修饰。在一个为自己的走运而感到高兴的人身上，如果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但在上面两个例子中————这两个例子在这个方面相当典型————却存在惊人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缺点，另一方面却为一些自己无法控制的外界事件而残忍无情地、毫无理智地谴责自己。但只要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些矛盾的重要性，就不容易观察到这些矛盾。事实上，它们为理解自责的动力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它们表明，个体因为自身的缺点而如此严厉地谴责自己，以至于他必须求助于一些自我保护的手段。而且，他通常会采用两种这样的手段：一是小心谨慎地对待自己，二是将责任推给外界环境。有关后一种手段，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采用了这种手段，为什么他们还不能成功地摆脱自责，为什么不能至少将自责驱逐出其意识领域？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并不觉得这些外在因素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因素不应该超出他们的控制。因此，任何事情，只要出错，他们都要自我反省，而这也暴露了他们有失体面的局限性。

    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所提到的自责都聚焦于某件具体的事情————内心存在的困难、动机，以及一些外在的因素————但其他的却依然模糊不清，难以理解。一个人如果不能够将自责归咎于某一明确的事物，那么，他的心头就总会萦绕着内疚感。于是，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寻找原因，最终，他可能会诉诸这样一种观点，即它们可能与某个前世所犯下的罪过有关。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种更为具体的自责，而个体会认为，他此时已经找到了他憎恨自己的原因。例如，我们假设，他已经认识到他对别人不感兴趣，也没有为他人提供足够的帮助。于是，他会努力改变这种态度，并希望通过这样做可以摆脱自我憎恨。但如果他真的转而对付自己，那么，这种努力————尽管值得称赞————也不会让他摆脱敌人，因为他已经本末倒置。129他并不是因为他的自责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当合理而憎恨自己，相反，他是因为憎恨自己，从而谴责自己。于是，自责接踵而至。他通常不会报复，因此他是一个软弱的人；他具有报复心，因此他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愿意帮助他人，因此他是一个容易上当受骗的傻瓜；他不愿意帮助别人，因此他是一个很自私的人；如此等等。

    如果他将自责外化，那么，他可能就会觉得每个人都在把那些不可告人的动机归咎于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这对他来说非常真实，以至于他会怨恨他人的不公平。为了防御，他可能会戴上一副坚固的面具，这样就没有人能从他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身体姿势猜测出他的内心想法了。或者，他可能甚至都意识不到这样的外化。因此，在他的意识心理中，他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善良的。而且，只有在分析过程中，他才会意识到他确实感觉到一直受人怀疑。就像达摩克利斯（Damocles）一样，他可能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唯恐那把带有某种谴责意味的锋利长剑随时会向他刺来。

    我认为，没有哪本精神病学著作比卡夫卡（Kafka）在《审判》（The Trial）[8]中对这些让人难以理解的自责的阐释更为深入透彻。就像K先生一样，神经症患者可能也会竭尽全力展开一场无效的防御斗争，以对抗那些有失公正的不知名法官，并在这个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失去希望。在这里，自责也是K先生失败的真正根源。就像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在他对《审判》的分析[9]中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加以说明的那样，K先生之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他整个生活枯燥乏味，漫无目的，缺乏自主性和成长力————弗洛姆用一个词很好地概括了所有这一切，那就是：“徒然的生活”（unproductive living）。弗洛姆指出，任何这样生活的人都必定会产生内疚感，而且他产生这种感觉有充分的理由：他觉得自己是有罪的。他总是指望别人为他解决问题，而不是靠自己以及自己所拥有的资源来解决问题。这种分析体现了深邃的智慧，我当然赞同其中所运用的概念。但我认为它还不够全面。它没有考虑到自责的无用性，即自责所具有的纯粹的谴责特性。换句话说，它遗漏了一点，那就是，K先生对自己罪行的态度转变没有任何的建设意义，130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是本着自我憎恨的精神来对待自己的罪行的。而且，这也是无意识的，他往往感觉不到他是在残忍地谴责自己。整个过程都被外化了。

    最后，一个人可能会因为一些从客观上看似乎无害、合理或者甚至是合乎心意的行为或态度而谴责自己。他可能会将适当地照顾自己视为娇生惯养，将享受美食视为暴饮暴食，将考虑到自己的愿望而不盲目服从视为无情的自私，将接受分析治疗————这是他所需要的，也是能够负担得起的————视为自我放纵，将坚持自己的某个观点视为自以为是。在这里，我们也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一种这样的“追求”到底触犯了哪一种内心指令或者哪一种自负？只有为坚持禁欲主义而感到自豪的人，才会因为“暴饮暴食”而谴责自己；只有以自谦为傲的人，才会将一个坚持自我的举动视为自私自利。但是，有关这种自责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它们常常会反对正在显现的真实自我。它们大多在分析治疗的后期发生————或者更确切地说，变得更为明显，并试图让个体怀疑朝健康成长方向发展的动力，并对此感到沮丧灰心。

    自责的邪恶性（就像任何形式的自我憎恨的邪恶性一样）使得个体有必要采取自我保护的手段。在分析情境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观察到这些自我保护手段。患者一旦碰到困难，可能马上就会采取防御姿态。他可能会做出这样的反应：义愤填膺，感觉不被人理解，或者变得好与人争辩。他常常指出，这种情况在过去真实存在，但现在已经好多了；如果他的妻子不以那种方式行事的话，就不会有麻烦了；如果他的父母换一种方式的话，事情从一开始就不会这样发展。他可能还经常以一种威胁的方式反击分析学家，并找他的茬儿————或者相反，他会变得异常平静，对分析学家讨好逢迎。换句话说，他的反应就好像是我们严厉地责备过他，而他太过惊吓以至于不能平静地弄清楚是怎么回事一样。他可能会用他所能支配的手段盲目地攻击：设法逃避，将罪责推到他人身上，承认罪责，或者继续攻击。我们在这里把它当成精神分析治疗中主要的阻碍因素之一。但除了分析之外，131它也是阻碍人们客观地看待自身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觉得有必要避开任何自责的态度，常常使得人们不能建设性地进行自我批评，因此也就不可能从错误中学习。

    我想将神经症自责与健康良知（healthy conscience）做一比较，从而对这些有关神经症自责的评论加以总结。健康良知常常警惕地守卫着我们真实自我的最大利益。用埃里希·弗洛姆的一句经典术语来说，它代表了“人类自我的复苏”（man's recall to himself）。它是我们的真实自我对自身整个人格的正常机能或失常机能的反应。与此同时，自责常常来源于神经症自负，表达了那个骄傲自负的自我对个体未能达到其要求的不满。它们并不是为了个体的真实自我，而是对抗真实自我，并意欲摧毁它。

    来自我们良知的不安或懊悔可能具有明显的建设性，因为它能够触发一种建设性的审视：某个特定的行为或反应，或者甚至是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当我们的良知感到不安时，所发生的事情从一开始便与神经症过程不同。我们试图公正地面对引起我们注意的错误行为或态度，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我们试图从自己身上找到这种错误的原因，并竭尽所能试图最终克服这种错误。相反，自责则是通过宣称整个人格不健全，从而出具处罚的判决。拿到这个判决后，他们就不再自责了。在某个时刻，当个体开始积极行动，这种自责的终止便体现了其内在的无用性。用最具概括性的话来讲，我们的良知是一种道德动因，服务于我们的成长；而自责从根源上讲不属于道德的范畴，实际上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们使得个体不能冷静地审视自己身上存在的困难，从而阻碍他的个人成长。

    弗洛姆把健康良知和“权威主义”良知（“authoritarian” conscience）放在一起做了比较，他把“权威主义”良知界定为“对权威的内在恐惧”。事实上，“良知”一词的惯常用法通常包含三种完全不同的含义：132由于害怕被人发现和遭受惩罚，所以内心之中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对外界权威的屈从；惩罚性的自我谴责；对自我的具有建设性的不满。在我看来，“良知”这个名称应该专门留给第三种含义，即专门指“对自我的具有建设性的不满”，而我接下来提到“良知”时，也仅指这种含义。

    第三，自我憎恨也会表现为自我轻视（self-contempt）。我所用的“自我轻视”这种表达是一个综合的术语，指的是各种逐渐削弱自信的方式：自我贬低、自我轻蔑、自我怀疑、自我羞辱、自我嘲讽。自我轻视与自责之间的区别很细微。当然，我们不可能总是肯定地说，一个人感到内疚是自责的结果，他感到自卑是他觉得自己毫无价值的结果，或者他觉得自己卑下是自我轻蔑的结果。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只能肯定地说，这些是击垮我们的不同方式。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两种自我憎恨的运作方式之间存在可辨的差异。自我轻视主要针对的是任何为取得进展或成就而做出的努力。但对它的认识程度往往存在很大的差异，其原因我们后面会了解到。它可能会隐藏在自负傲慢、沉着冷静的表面背后。不过，个体也可能会感觉到它，并直接地将它表现出来。例如，一个迷人的女孩想在公众场合给自己上点妆，却发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说：“真可笑！丑小鸭竟然也想变白天鹅！”再比如，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对某个心理学主题产生了兴趣，他考虑把它写出来，但内心却有声音在说：“你这自负又愚蠢的笨蛋，你凭什么认为你能写出文章！”即便如此，如果我们认为那些公开讽刺自我的人通常能够意识到它们的全部意义，那也大错特错了。其他一些看似坦率的评论可能较少具有公然的邪恶性————但它们可能真的是一种机智、幽默。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这些更加难以评价。它们可能是为摆脱徒劳无用的自负以获得更大自由的表现，但也可能仅仅只是一种无意识的想要保全面子的方法。更明确地说：它们可以保护自负，以免个体屈从于他的自我轻视。

    自我羞辱（self-d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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