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议会开会————奥尔良公爵夫人————临时政府］

    我回到议会，议会根本没有开会。议员们像一群失魂落魄的人在走廊里走来走去，交谈着谣言，没有可靠的消息。这哪像议会，倒像群众赶集，因为没有人领导它了。

    多数派和反对派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来。旧的大臣们已经躲避起来。新的大臣还没有产生。有人大声喊着要求开会，这不是出于预先安排的计划，而是出于盲目的行动需要。议长拒绝了这项要求。他已养成没有命令就什么也不做的习惯，从早晨之后没有人下达命令，他只能叫大家散会。有人叫我去找议长，让他决定主持会议开会。我去找了议长。如果是不太重要的小问题，他一般会马上行动起来；但像现在这样的问题，可以想象他会无动于衷。我找到这位优秀的人物（尽管他经常玩些小花招 【109】 ，说些没有恶意的谎言，犯些无伤大雅的错误，具有被心细的人和性格坚定的人一般认为一个善人不应该有的一切小毛病，但他还是优秀的人物），见到他一个人在自宅的大房间里踱来踱去，情绪十分激动。大家知道，这位索泽先生形貌富态，像神殿卫士那样严肃，身材高大而且肥胖，但双臂短小。他在不安和慌乱的时候（他几乎经常如此），就疯狂地挥动双臂，像一个溺水求救的人在头上摇晃。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坐立不安得出奇，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把一只脚垫在大屁股下坐下，这是他在情绪十分激动时候的习惯。过一会儿，又起来，又坐下，但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出来。由这样一个笨蛋在如此危机的日子在议会里坐镇，对奥尔良家族来说真是一大不幸：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即将发挥他的最坏作用 【110】 。

    索泽先生向我说了很多不能开会的理由。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说服我，但他没有说。我看他没有方针，甚至连一个方针也提不出来，于是我断定，由他来领导议员只能助长议员们混乱。因此我告别他，认为设法保卫议会比召集议员开会更为必要，而最后决定去找内政部求援。

    我刚要穿过波旁宫广场，看到两个大声欢呼的人领着一大帮乱糟糟的群众，并很快就认出这两个人是巴罗和博蒙。他们二人把帽子戴得低低的，压到了眼眉，上衣沾满尘土，面色憔悴，目光无神，真像是前所未闻的把胜利者押往断头台的样子。我跑到博蒙跟前，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靠近我的耳边说：国王在他们面前宣布退位了，这位君主已经逃亡；根据各种情况来判断，拉莫里西埃 【111】 在去向叛乱者报告国王退位的消息时可能被杀害（一位副官回来说，他确实从远处看到拉莫里西埃从马上掉下来）；大家都乱套了 【112】 ，不知所措；而他————博蒙和巴罗要去内政部，想把那里作为活动的基地，并设法在什么地方设立一个处于国家权力和抵抗力量之间的中心。我说：“那么，议会呢！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来保卫议会？”博蒙觉得我的意见可笑，好像我在向他要求保卫自家的房屋。他粗暴地回答我说：“谁还考虑议会？它或许还有用处，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去损害它？”我认为他这样想是错误的，他也确实错了。不错，议会这时处于一种奇特的无力状态，议会的多数派被人蔑视，少数派被当时的舆论抬高。但是，博蒙先生忘记了，特别是在革命时期，少数的权力机关，此外还有外部事件本身，是可以在人心中唤起法律观念的，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主要是在这种无政府状态和这种全面动荡当中，人们才感到必须暂时借助传统仅存的空架子或权威的残破部分 【113】 来拯救已被破坏一半的宪法的残余，或把宪法废除。如果议员们可以宣布实行摄政期，尽管他们的做法不得人心，摄政期也许会受到欢迎；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在人民代表长期活动的议会议事堂里制造出一个临时政府，并不一定是意外。

    我跟随我的朋友奔赴内政部，群众也跟着去了。跟着我们的一群人也进了内政部。不，应该说他们吵吵嚷嚷地挤进了内政部，跟着我们一直走到刚把迪沙泰尔先生撵走的狭窄的大臣办公室。巴罗立即想把这帮乱糟糟的人撵走以便脱身，但他未能成功。

    当时我发现，这些人持有两种互相严重对立的意见，他们一部分是共和派，另一部分是立宪派。他们同我们或他们之间，就应当采取的方针进行激烈的讨论。由于大家都挤在这个很小的空间里，所以闷热、灰尘、吵嚷和混乱很快就变得令人难忍。巴罗一向在最危急的时候都能照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在最滑稽的场面也能保持严肃的和几乎是神秘莫测的态度，依然高谈阔论。他的话虽然能暂时镇住吵嚷，但未能停止吵嚷。我对如此混乱和如此可笑的情景十分失望和反感，于是离开这个几乎可以随时改变讨论的题目和可能动手打起来的地方，而返回议会。

    在我看到一群人一边跑，一边高喊奥尔良公爵夫人、巴黎伯爵和内穆尔公爵来了 【114】 ，在还以为里面出了什么事的时候，已经来到议会的大门口。看到这种情景，我三步变作两步登上门前的台阶，急急忙忙走进会场。

    我清楚地看到，在讲坛下面有三个人背对着讲坛，他们正是我方才听到人们喊的那三位王子。奥尔良公爵夫人坐在那里，身着丧服，脸色苍白 【115】 而平静。我看到她很兴奋，但我觉得这种激情是一种能使勇气转变为英雄主义而不能转变为恐惧的激情 【116】 。

    巴黎伯爵年龄太小，还不像王子的样子。在他们两人旁边站着的内穆尔公爵，穿着他的制服，给人以直率生硬、冷漠寡言的印象，少将的架式十足。在我看来，这一天真正有危险的只有他一个人。在我观察他的整个时间里，总觉得他有一种顽固的、不爱显示的、不会产生好效果的和不能生辉的勇气，这是一种与其说能使敌人丧胆，不如说可使自己与朋友泄气和衰弱，即使情况来临 【117】 ，也只能使他体面地死去。

    在这些可怜的王子的周围，聚集着同他们一起进来的国民自卫军士兵，以及议员和少数的群众。主席台上没有人，台下除新闻记者外，还挤进来一帮虽然没有手持武器但已在吵闹的群众。我从这个场面得到的最深刻印象，是这帮群众不断发出的叫喊声。

    这是50年来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场面。从国民公会时代以来，旁听席上一直是鸦雀无声的，这种安静已成为我国议会的常态。目前，大家感到议会的活动受到压抑，但还没有把议会压死；聚来的议员相当多，但各派的主要领导人照例缺席。我听到会场到处在问：梯也尔先生和巴罗先生在哪里。我不知道梯也尔先生什么态度，但知道巴罗先生会采取行动。我出去找我的一个朋友急速去见他，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他便匆匆忙忙赶来，由此我可以向大家宣布，我的朋友没有任何害怕的表现。

    我环顾了一下这次非常会议的会场之后，急速回到设在高处中部左侧我的惯用席位坐下。我一直把在危机的时候不仅要出席我应当参加的会议，而且要坐在一贯所坐的地方，作为守则。

    一场混乱而喧闹的讨论开始了。后来成为我在内阁的同僚的拉克罗斯先生 【118】 ，在吵吵嚷嚷之中喊叫：“请迪潘先生 【119】 发言！”迪潘立即反驳：“不！不！我不想发言。”各处又在高喊：“没关系，说！说！”在这样的鼓励之下，迪潘先生登上讲台，直截了当地要求回到1842年的法律上去，宣布奥尔良公爵夫人为摄政。于是，会场上一片掌声，旁听席上欢叫起来，走廊里吵吵嚷嚷。走廊里原来没有多少人，现在开始涌进许多人，使人产生不安的感觉。群众至此还没有大量地涌入会场，而现在已经开始少量地、一个接着一个进来了，而且还不断地出现新的面孔。真像越涨越高的潮水。新进来的人，大部分属于下层阶级，其中有些人手执武器。

    我从远处看到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感到随之而来的危险迅速增加。我环顾整个会场，想找出一个能够马上挡住狂潮的人。我认为，拥有能够阻止这一狂潮的正确立场和必要能力的，只有拉马丁先生。我想起，1842年时只有他一个人提议奥尔良公爵夫人担任摄政 【120】 。另一方面，他最近的演说，尤其是他最近的文章，博得了人心。他的工作能力也受到人民的赞赏 【121】 。我向他的座位处望了望。然后离开座位，拨开挡路的人，走到他跟前，急急忙忙低声对他说：“我们都不行。在这最重要的时刻，只有你的话有说服力，请上台发言。”我在写这几句话的时候，好像又看到他就在我的身旁，想起他那深深地打动我的形象：他那瘦长的身体直立在那里，他的眼睛盯着半圆形的阶梯式议席台，他那呆滞的但全神贯注的目光，与其说是在看周围发生的一切，不如说是在凝思内心的冥想。听到我让他发言后，他并没有把头转向我，而只是手指王子们坐立的地方，以表示他的思想而不是回答提问的样子说：“只要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在那里，我什么也不说。”我再没有请他发言，我已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回到我的席位 【122】 ，在我经过也坐在议席中央右侧的朗瑞内和比约 【123】 身旁时，对他们说：“你们没有考虑过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吗？”他们以忧伤的样子表示没有。我接着往自己的座位走去。

    在这期间，一大帮群众拥上阶梯式议席台，把王子们都要挤碎和喘不过气来了。

    议长想叫群众退出大厅，但是没有用。没有办法，他只好恳求奥尔良公爵夫人离开，但这位勇敢的公爵夫人拒绝他的请求。于是，议长的朋友们费了很大劲儿才把公爵夫人从围着她的人群中拉出来，把她扶到议席中央左侧的最上端的座位上，同她的两个孩子和内穆尔公爵坐在一起。

    在玛丽和克勒米厄 【124】 于持反对意见的议员的沉默和群众的欢呼声中站起来提议成立临时政府时，巴罗终于出现了。他气喘吁吁，但没有吃惊的样子。他急忙登上讲台宣布说：“我们应当做的工作已经确定下来，七月王朝的王冠交给一位男孩和一位妇女。”议员们好像又恢复了勇气，表示欢迎和不断高呼。而群众则保持沉默。公爵夫人从席位上站起来，好像要发言，但在听到不要发言的劝告后，又很快坐下。她的最后亮相的幸运也就由此结束。巴罗的讲话不再有开始讲话时的效果 【125】 ，于是终止他的讲话。但议会却稍微安定下来，而群众却骚动起来。

    这时，挤满在半圆形阶梯式议席台上的群众，被从门外涌进来的一批群众挤向已经没有多少人的议席中央，在这里挤来挤去，人数越来越多。还坐在自己席位上的议员们，有的躲开溜出大厅，有的从这一席位移到另一席位逐渐后退，就像被涨上来的潮水涌起来的溺水者随着潮落从这一块岩石打到另一块岩石上后退。这一骚动是由两伙人掀起的，他们大部分携带武器，各由一名国民自卫军军官带头，举着旗帜闯进走廊。在持旗的两名军官中，一名面目凶恶的，后来有人告诉我，是退役上校迪穆兰 【126】 。他像演员登台演戏似地登上讲坛，在台上摇晃着手中的军旗，一蹦一跳地以演情节剧的夸张动作 【127】 说一些我没有听懂的革命言辞。议长宣布休会，并照例想尽快离开会场。他像有在最狼狈的状况下制造笑料的才能似的，慌慌忙忙地将一位秘书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把帽檐儿拉得低低的，靠近了眼眉。

    可以想象，这样的休会并未产生休会的效果，议长的这个办法反而扩大了混乱。

    从此以后，除了有几次短暂的安静之外，骚乱一直在继续；发言人只能成伙地一起往讲坛上挤。克勒米厄、赖德律——洛兰 【128】 和拉马丁最后不得不同时冲上讲坛。赖德律——洛兰把克勒米厄推下讲坛，用两只大手摁住讲桌，而拉马丁既没有从讲坛上下来，又没有同赖德律——洛兰争抢，就等待这位同僚发言。赖德律——洛兰开始发言。他东拉西扯，说不到点子上，时时被其不耐烦的好友打断。贝里耶 【129】 向他高喊：“说结论！说结论！”贝里耶非常老练，他对王政的仇恨和对共和政体的热爱，是任何人也比不上的。赖德律——洛兰最后要求直接任命临时政府，随后走下讲坛。

    现在轮到拉马丁。他使会场安静下来，开始以华丽的言辞称赞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勇敢，而对空洞的大话里隐藏的温情并非没有感觉的群众，也拍起手来表示欢迎。议员们感到了宽慰。我对相邻的人说：“你等着瞧吧，这只是序曲。”拉马丁也真就立即转换方向，直接向赖德律——洛兰刚刚指出的目标前进。

    一直到这个时候，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除新闻记者占据的旁听席外，其余的旁听席都空着无人，并被封锁起来；但在拉马丁发言的时候，旁听席的一个入口处有一大群人在吵嚷，随后门被用力推开，敞开了进入议席的道路。旁听席很快就被一伙手执武器的吵吵嚷嚷的群众占据，其余的议席也坐满了群众。其中一个人登上侧厢，把枪口对着议长和正在发言的人。另一些人好像要把枪对准大厅。一些好心的人把奥尔良公爵夫人和他的孩子带出大厅。进入里面的走廊。议长嘟哝了几句，好像在宣布散会。他走下或者不如说飘下他的席位所在的台子，他从我眼前经过时好像一个无形的物体飘过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恐怖会制造出这样的速度，或者不如说能突然把一个巨大的固体变成一种流体 【130】 。一直留在会场的保守派议员也四散了。原来站立的群众，现在干脆躺在席位上 【131】 ，口里喊着：“占据无耻者们的席位！”

    在我方才叙述的会场大混乱中，我坐在席位上一直未动，仔细地观察眼前的一切，但不太感动。现在，要问我为什么面对必然对法国和我自己的命运发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没有在感情上非常激动，我认为是这个重大事件所表现的形式大大减弱它对我应当产生的效果。

    我在二月革命当中还亲眼看见过两三次也很壮观的场面（将来有机会叙述它们），但它们的壮观远远不如现在，因为它们没有反映真实情况 【132】 。我们法国人，特别是在巴黎，总是喜欢以极其严肃认真的语言，把自己的回忆掺进文学和戏剧当中。结果，往往使人觉得这种语言所表达的感情是虚伪的，只是经过笨拙的修饰而已。在这里，模仿得真是惟妙惟肖，把事实掩盖起来 【133】 。在这个想象力被涂上五颜六色的时代，拉马丁正在他的《吉伦特派史》中发挥其想象力。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的人物还活在人们的心中，他们的言行仍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我今天目睹的一切，就带来这种记忆的鲜明烙印。我总觉得现在人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在继续进行法国大革命，而是另起炉灶重新进行这一革命。

    尽管看到刀出鞘，枪上了刺刀，我也没有感到不仅我，还有其他人在这一时刻面临死的危险。我的真实感觉是，谁也觉得不会真有这种危险。造成流血的仇恨，只在很久以后才表面化，现在还不是表面化的时候。可以使二月革命具有特色的独特精神还没有出现。人们在寻找，在等待，在重温我们父辈的激情，但没有找到这种精神。他们模仿在戏剧中看到的父辈的行为举止，但模仿不了他们的激情或体验不到他们的狂热。由此形成后来的暴力行为的传统，但由于寒心而对这种暴力行为并未十分了解。尽管我看清这一幕的结尾将是可怕的，但我未能十分认真地研究演员们的行动。我感到这一切就像乡间的江湖艺人演出的粗劣的悲剧。

    我承认，这一天只有一件事确实打动了我。那就是看到这位妇女和她的孩子们负担起他们没有犯的错误的责任的样子。我一直怀着同情心在捉摸这位出生在外国而卷进我们的国内纠纷的公爵夫人；在她从议会逃出去的时候，想起她在这很长的议会会议期间 【134】 那种移来移去的忧郁的、柔和的但又坚定的目光，又活跃起我的回忆；我产生怜悯心，觉得她出去后会遇到危险。于是，我立即离开席位，去找我根据自己熟悉的建筑物布置而断定她和她的孩子们可能去藏身的地方。我立即挤过挡路的人群，穿过会议大厅，到更衣室换了衣服，登上从勃艮第大街边门通往议会大厦屋顶的暗梯。我在行进中遇到的一个门卫告诉我，我走的路线正是王族成员方才走过的，实际上我听到他说有几个人慌慌忙忙地走向暗梯的上方。我又继续往前走，来到暗梯的一个平台，前面走的人的脚步声刚刚消失。我走到一扇关着的门前，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我停在那里，没有感到羞耻，但惊异自己怎么会来到这里，因为我毕竟没有任何理由来如此关心这一家人的命运。我没有受过她的恩惠，甚至连信赖的表示也没有见到过。我遗憾地看着她领着孩子来就王位；即使我诚心帮助她保住王位，也是出于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因为爱护她。我对她的好感，只是因为怜悯她的巨大不幸而产生的。如果他们能像神那样明白我的心意，并把我的心意作为行动来接受，他们就应该对我今天所做的一切表示满意。但他们将不会如此，因为谁也没有看见我来，我也没有向任何人说过此事。

    我又回到议会大厅，在自己的席位坐下。几乎所有的议员都离开了，空着的席位都被群众占据。拉马丁一直站在两面旗帜之间的讲桌后面对群众发表演说。不，应该说是与群众交谈，因为我看到在场的人都能站起来演说。会场极为混乱，在稍微安静的片刻，拉马丁宣读一份名单，其中列有不知道要怎样宣告成立的临时政府安排的不知道谁提出的各界人士的名字。这些名字的大部分受到热烈欢迎，有一些遭到怨声的拒绝，另一些以开玩笑的形式被接受，因为群众在这种场合下，很像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样，喜欢把滑稽可笑的动作与恐惧和嘲讽结合在一起，因而也有时混进革命的狂热。名单中提到加尼耶——帕热斯 【135】 的名字时，我听到有人叫喊：“拉马丁，你搞错了，那是已死的好加尼耶——帕热斯。”大家知道，加尼耶——帕热斯有一个有名的弟兄。我认为，拉马丁先生已开始为自己搞错而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在混乱当中也像在小说里一样，最难的是如何构想结尾。于是，在有人提议说：“去市政厅大厦”的时候，拉马丁便回答说：“对，去市政厅大厦。”然后，几乎是在答完话的同时，便率领一半群众出发了。赖德律——洛兰和另一半群众留下来，我推测，他要担任第一角色，认为自己也应当再演一次选举的闹剧。在演完闹剧之后，他也去市政厅大厦了。在这里，又演出同样的选举闹剧。关于这次演出，我不能不介绍一下数个月以后马拉斯特 【136】 先生给我讲的一段趣闻。这当然要中断一下我的叙述，但它可以浮雕出在这时扮演重要角色的两名奇才男人的形象，显示出他们的情感差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至少也可显示出他们的教养和品行的不同。据马拉斯特说，人们急急忙忙提出临时政府成员候选人名单，但由谁向民众宣布名单成了问题。马拉斯特把名单交给拉马丁，请他站在台阶的最高处大声宣读名单。拉马丁回答说：“我已知道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所以我不能遵命。”于是，马拉斯特又把名单交给克勒米厄，叫他宣读。克勒米厄看完名单后说：“你在耍弄我，让我向民众宣读上面没有我的名字的名单！”

    我看到赖德律——洛兰走出大厅，大厅里除了参加起义的纯下层居民以外再无其他人时，觉得留在这里再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了，于是也走出大厅。但我不愿意混在吵吵嚷嚷的人群里走向市政厅大厦，所以走了一条与这群人的走向相反的道路。沿着一条好像是地下室的阶梯似的又直又陡的、通往议会大厦内院的楼梯下去。这时，遇到一队国民自卫军沿着楼梯上来。他们的枪都上了刺刀，由两个便装的男人领着，声嘶力竭地喊着“奥尔良公爵夫人和女摄政万岁！”在这些军人中我认识两个人，一个是乌迪诺 【137】 将军，另一个是安德烈安纳 【138】 。后者曾在施皮尔堡蹲过监狱，并仿效西尔维奥·佩利科 【139】 的回忆录写了一部回忆录。我在这里再也没有见到其他人，而且也没有人作证。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也难以叫人相信在革命的动乱中发生的各种事件是真实的。我知道比若元帅写过一篇文章，说他集合了第10国民自卫军团的几个连，鼓励他们支持奥尔良公爵夫人，领着他们跑步从波旁宫的后院来到已经空无一人的议会大厅的门前。他写的确有其事，但其中没有这位元帅。如果他真在其中，我肯定会看到他。我再说一遍，我只见到乌迪诺将军和安德烈安纳先生。安德烈安纳看见我站在那里不动和一言不发，便走上前来十分激动地握住我的手，大声说：“先生，你应该同我们合在一起去救出奥尔良公爵夫人和挽救王政。”我回答他说：“先生，你的意图是好的，但为时已晚：公爵夫人已经走了，议会也四散了。”在这样的黑夜，哪里有这样狂热的王政拥护者！比起革命的历史中常见的那种朝三暮四的可鄙行为，他的这种行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他后来在赖德律一洛兰的办公室以内政部秘书长的身份为共和国工作。

    再来谈他率领的部队。尽管我对这个部队的努力不抱任何希望，我还是同它合在一起了。一直机械地服从被人强加于身上的运动的这支部队，走到议会的大门前。在这里，部队的士兵们开始考虑眼前发生的一切；他们踌躇了一会儿，然后就四散了。这一小队国民自卫军如果在半小时以前到来，也许能像在后来的5月15日那样，改变法兰西的命运。我目送这些新的群众离去，一个人心情沉重地踏上回家的道路，并未忘了对现已空无一人和鸦雀无声的议会大厅作了最后一瞥，因为我毕竟在这里工作了9年，发表过那么多动听但没有生效的言论。

    在我之前不久通过勃艮第大街的边门离开议会的比约先生，后来告诉我他在这条大街上遇见巴罗先生。他对我说：“他没有发觉自己头上忘了戴帽子，慌慌忙忙地往前走。他那通常两鬓梳得整整齐齐的斑白头发耷拉在头的两侧，乱糟糟地飞舞在肩头。他的样子失去常态。”这个人在这一天的全天，都以其英雄般的努力，在一个斜坡上维护王政。这个斜坡是他自己制造的 【140】 ，但最后随着王政的垮台，他滚下斜坡而摔伤。据这一天始终没有离开巴罗的博蒙说，这一天早晨，巴罗先生前往20多个街垒逐个进行说服。他没有携带武器，有时受到侮辱，常常冒着枪击的危险，但终于苦口婆心地说服守护街垒的人而掌握了街垒。

    他的苦口婆心的话，真对许多人发生强大的影响。他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煽动人心所需要的东西：响亮的嗓门，口若悬河的辩才，大无畏的精神。

    就在巴罗先生慌慌张张离开议会的时候，感到一切都完了的梯也尔先生还游荡在巴黎的周围，而没有敢回自己的家里。在奥尔良公爵夫人来到议会之前，还有人看到他出现在议会里片刻，不久以后他见到其他人有离开会场的样子，便立即从会场上消失了。第二天，我从帮助他出逃的塔拉博 【141】 先生处，听到他出逃的详情。我与塔拉博先生结识，是因为我们在党派的关系上相当亲密，而我了解梯也尔先生，是因为我们以前在事务上经常往来。塔拉博先生是一位精力充沛而有判断力的人，最适于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人。现在，把他对我讲的写在下面，我对此既没有一点儿遗漏，又没有添枝加叶。他对我说：“梯也尔先生在穿过路易十五广场时遭到一些群众的辱骂和威胁；在我看到他来到议会大厅时，表情十分恐惧和特别紧张。他走到我跟前，握着我的手 【142】 对我说，如果你不帮助我逃走，我就要被流氓杀死；我立即挽上他的胳臂，叫他不要害怕跟着我走。梯也尔先生不愿意从路易十六桥走，害怕遇上大批群众。于是，我们向老残军人疗养院桥走去，但到达桥头后，他认为会在河的对岸遇到一群民众，所以又没有过桥。我们来到无人看守的耶拿桥，顺利地过了桥。到达对岸后，梯也尔先生看到预定改建为罗马王宫半圆形剧场的台阶上有几个流浪汉在大声喊叫，便立即转入奥蒂伊街，钻进布洛涅树林。在这里，我们有幸遇见一辆有篷马车，车夫同意由外环路把我们送到克里西门附近。从这里，绕过几条偏僻的小街，我们便到了他的家。（塔拉博先生补充说）在这一整个行程中，尤其是在最初阶段，我看梯也尔先生几乎丧失理性；他搓手顿足，痛哭流涕，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谈论他亲眼看到的大动乱、国家的未来和他自身遇到的危险，说了一大套胡言乱语，在这套胡言乱语中，看到他的思想在这一期间的活动和错乱。”

    这样，对引发2月24日事变有巨大影响的4个人：路易·菲力浦、基佐、梯也尔和巴罗先生中，前两人在这一天终了时被流放，而后两人则几乎成为半个疯子。

    注　释

    【1】 　第一部分共分五章，各章的提要（放在括号内的）不是托克维尔自己写的。参看《编者导言》（见本书第25页）。

    【2】 　动荡不定的、骚乱不已的

    【3】 　栏外旁注：这样的回忆不可能是不反映缺点的镜子。

    我在回忆中对某些人的缺点没有原谅（？），我也向他们坦诚地暴露了我的缺点。但愿这些人不要阅读我的这些回忆，可他们能够如此吗？

    凡是当朋友的面对他所作的描述或当众为自己所作的描述都是虚伪的。

    只有不是为让他人观看而自制的肖像才是真实的。

    【4】 　独立地、以真实的色调描述自己和他们的写作自由。

    【5】 　探索

    【6】 　不同的

    【7】 　我在写作时为自己规定的唯一目的，是让自己独享写作时产生的快乐。这种快乐来自深入了解人的所作所为的真实情况，来自观察人在现实中的善恶和人性，来自理解和判断人。写这段异文的初衷是：叫人在实现愿望时感到痛苦。

    【8】 　内阁的总辞职实际上是在10月31日。

    【9】 　栏外旁注：我承认，我的正直是出于坚持真理，而不是来自天性。但我一向认为天性是非常有益的，它总是使我觉得，当我要无聊地生活下去的时候，新发现这样生活下去是非常困难的。

    【10】 　不要以为这是形象的比喻

    【11】 　这个唯一的阶级

    【12】 　中产阶级掌握政府以后，就把政府看成自己的私产。它埋头于保护它的权力，不久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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