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讲 耶稣会（终）

没有必要再去读某些法国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人一心想的就是把柔情蜜意弄成自己剧作中的核心内容。再没有比这类读物更像是魔鬼作祟了。”事实上，文学中，尤其是诗歌和戏剧中，爱情享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只是晚近才出现的现象，是我们现代文学的特征。古代的诗人们还赞颂许多其他的激情。我们的礼貌而优雅的社会仿佛是孕育我们文学生活的子宫，这种社会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条件下发展起来的，正是这些背景条件，导致了爱情所享有的这种优厚地位。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社会以女性为中心，因此，在我们的作家眼里，妇女对她们的目标的情感自然也就有了前所未见的重要性。这样，在我们的文学里，也就有了一种实实在在的独特之处。不仅如此，由于在教会的眼里，爱慕之情在一定程度上沾染了某种与生俱来的不道德性，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同样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为何会推展到赞美和颂扬着同一种情感的那些文学作品中去。

    这种说明只能说部分让人满意。这是因为，即使人们对法国的诗人们还特别保持着一定的距离，那么散文的作家们所得到的好感也不见得多多少。封禁想必还该有某种更一般的理由。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某种原则的逻辑后果。这项原则长久以来一直是我们教育的根本，不仅如此，如果明智而审慎地解释它，也有某些正当的理据，尽管就其通常显现的那些形式而言，尤其是在目前情势下显现的形式而言，它是有悖情理的。我这里指的就是这样一条原则，它规定学术环境必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外在于时代精神，不紧趋时代的主流观念，不与挑动人们种种激情的时代主流观念站到一起。甚至到了晚近，19世纪的文学，以及某种程度上的18世纪文学，在我们的中学里都是一项禁忌，就好像耶稣会学院对待17世纪文学的态度一样。一种文明，除非它与当世保持一定的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种古朴的性格，否则将不会产生任何具有教育价值的东西。这已经成了某种自明之理。人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现在，教育者竭力要把孩子们的眼光从现在转移开。人们含蓄地承认，现在的现实只因为它是现在，所以更加丑陋，更加平庸，更加肮脏。人类将自身理想化的程度是与它复归过去的程度成正比的。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种原则是如何在耶稣会士中有效地确立起来，会看到它如何从耶稣会士教育理论的最本质特征之一中演化出来。

    正因如此，古典文学几乎彻底排斥了民族文学，成为耶稣会教育的全部素材。但是，对于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研习也可以有许多相当不同的角度。我们在上一讲里约略提到，可以把古人的著作当成一种手段，用来引领孩子进入古典文明的殿堂。所有教育的首要目标之一，其实都是要给予孩子一种关于人之本性的观念。如果说我们必须知道一些关于自然世界的东西，那么无疑还有一点重要得多，就是我们与人的世界之间的维系要密切得多，我们不能对其一无所知。如果说各门关于人的学问更为发达，我们就该从这些学问那里寻求关于人性的说明，就好像我们从物理科学（从狭义的物理学到生物学）那里寻求关于事物本性的说明一样。不幸的是，即便到了今天，关于人的科学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也依然处在相当初级的阶段。因此，我们了解人性之所在，只能是通过直接的经验，也就是说，通过与其他人相接触，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保持相互之间的交往。要想让这种经验真正起到指导作用，关键是要尽可能接触多种类型的人。这是因为，处在某一特定时间或地点上的人，只表现了人类的某一个方面，只体现了人性中的某些特性。为了对整体上的人有一个理解，哪怕离彻底的理解还相距甚远，我们也必须熟悉纷繁多样的人的样本，相互之间要尽可能不同。从这一点来看，古典文明尤其具有价值。这是因为，由于它们在时间上远离我们，所以它们与我们自身文化之间的差异清晰可辨。因此，作为这些文明的成果的人，在其中养育出来的人，通过它们表现出来的人，我们在它们当中看到的生活着、行动着、思考着的人，是与我们之所是或我们在自己周围看到的这些人大为不同的。因此，这些古典文明可能有助于向我们揭示人性的一些特定方面和特性，是我们不通过它甚至想都不曾想到的。它们以难以估量的程度，大大拓展了我们关于人的知识。耶稣会向自己的学生教授古典文学，是否就出于这种思维框架？

    如果以此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首先致力追求的，就是大大增多学生与希望学生熟悉的文明之间的接触点。从这个角度来看，重要的就是他应当读许多不同类型的古典作者的作品，让他能够为引领自己进去的这个观念和情感的世界绘出一幅尽可能完整的图画。因为这种阅读讲解即便不说比书面作业更具价值，至少也是不相上下。它们应当构成学术练习的根本基础。但是，耶稣会士们的行事方式却相当不同。

    不错，讲解在学人们的生活当中也还有它的一席之地，但并算不上举足轻重。一般来讲，课堂时间中会有一块用来讲解，但讲解是由教师进行的。学生只限于鹦鹉学舌。没人训练学生自己深入古典作者们的头脑。要求他完成的主动练习除了温习课，便是书面作业。书面的练习在经院哲学时期闻所未闻，到了耶稣会士手里倒是狠狠补偿了一把。就是在耶稣会士手里诞生了这样一种教育体系，使指定的书面作业成为学术练习的标准格式。大学继承了这种体系，并且一直延续到晚近。甚至在年级最低的班上，也要求学生至少完成两篇以拉丁文写成的作业，更不用说在希腊文方面还要布置什么功课了。但是，随着年级的升迁，书面作业的数量和重要性还会一步步地增长。到了“修辞”班，至少每天得写一篇作文，不管是散文还是韵文。不仅如此，院长还会时不时地布置这样的课业，写一篇长论文或一首长诗，学生们会花上一两个礼拜才能完成。

    在课堂上，当别人在进行背诵时，那些还没轮到听背的学生也不能无所事事。他们得做指定的作业。做矫正练习时也是如此。所谓矫正练习，就是老师把学生叫到“讲席”跟前，低声对话。按照《教育规章》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其他学生“将练习摹拟一位诗人或演说家的名篇，自己描写一座花园、一栋庙宇、一场风暴以及其他类似的景物。他们要用好几种不同的方式来写一个句子。他们要把一段话从希腊语译成拉丁语，或者从拉丁语译成希腊语。他们还要把希腊语或拉丁语的韵文转写成散文。他们还要写一些短章，或精析事理，或代拟碑铭，或忆往悼亡。他们还要做概述，……他们还要练习根据特定的主题运用某些辞格”。还不只是这些。任何场合，只要有可能激励学生做练习，就会利用这种机会：和约告订，战事报捷，圣徒追授，长官新任，如此等等。当我们谈到纪律时，我们会看到，耶稣会士是如何成功地从他们的学生那里榨取出这份额外的功课。不仅如此，这些作文练习的体裁还相当多样：“就散文而言，有‘parallèle’、 注216 演说、短论、辩护、颂词、长论、信函，以及仿作经典；而在韵文方面，有田园诗、乡间叙景、描写、借景述理、变形、唱词、挽歌、叙事诗，等等。兼具散文和韵文者，则有格言警句、戏剧场景、寓言故事乃至座右铭、谜语以及各种各样的文字游戏。”如果说耶稣会想要让学生们始终如一地保持注意力，而且全神贯注于写作，他们也同样敏锐地意识到，保持练习形式的丰富多彩能够防止学生腻烦。尽管如此，有一种文学体裁还是在他们眼里占据了不折不扣的首要位置，这就是演说体。雄辩是一门至高的技艺，掌握这项技艺将代表所有学习的顶峰。正因为这一点，“修辞”班是学校生活的顶点。诗歌只是安居次席。所有的教学都以演说术为取向。因此，有一位作家在学校课程体系中占有绝对的主宰地位，他就是西塞罗。讲台上始终会有他的作品。人们阅读他，讲解他，背诵他，摹拟他，从每一种可能的角度对他的作品进行深入挖掘、重新尝试。他就是最高的典范：《教育规章》说，就体裁而言，多少必须是完全以西塞罗为借鉴的（Stilus ex uno fere Cicerone sumendus）。

    耶稣会士们的宗旨绝不在于让学生熟悉古典文明，有能力理解古典文明，而完全在于教会他们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说话写作。这就说明了指定的书面作业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性质。这也说明了在文法班上，为什么主要是散文体写作。它比拉丁文翻译重要得多，后者几乎不怎么练习。这就说明了体裁练习的量为什么这么大，形式为什么这样多。这种态度甚至影响到讲解的具体方式。儒旺希神父为我们留下了一些关于拉丁文作者的讲解范例；只需读一读这些讲解，就可以看出，讲解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让学生欣赏作者的拉丁文及其文学体裁，鼓励学生们仿效这些特性。

    耶稣会士为自己选下的目标，远不是力求让自己的学生们重新思考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远不是希望学生们浸浴在古典时代的精神之中，可以说，他们的目的恰恰相反。这是因为，他们已经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把自己放在了一种矛盾的处境中，而他们也看不出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从这种处境中解脱出来。因为人文主义蔚为时尚，因为古典文字已经成为某种不折不扣的崇拜的对象，作为对其时代的精神始终保持敏感的耶稣会士，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必须表现出某种形式的人文主义，甚至是相当不容妥协的人文主义，因为只有希腊文和拉丁文被允许进入他们的学院。但是，我们已经说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也充分地认识到，人文主义对信仰构成了一种威胁，在教授异教文化的学校里期望塑造基督徒的灵魂，这可是有实实在在的危险。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如何能够协调？当耶稣会士们使自己成为异教文学的辩护者和注释者，他们又如何同时实现自我设定的使命，也就是辩护和捍卫信仰？

    只有一条途径可以解决这种对立，用儒旺希神父的原话来说，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讲解古典作家，“纵然他们属于异教和世俗，也要让他们成为对信仰的赞颂者”。让异教文化服务于对基督教伦理的赞颂和倡扬，是一项大无畏的事业，看起来也是相当地艰辛。尽管如此，耶稣会士们却充分相信自己有能力尝试这项事业并最终取得成功。只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才有计划地改变了古代世界原本的性质。他们不得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来揭示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作者们，这些作者所是的那种人，以及他们为我们描绘的那种人。在这种揭示方式下，那些人身上一切真正异教的东西都被遮蔽了，让他们成为某个特定时代、某个特定城邦里的人的一切都被遮蔽了，就是为了只突出他们身上那些单纯作为人的特性，适用于所有时代、所有地点的人的方面。关于罗马和希腊的一切传说、传统和宗教观念，都是本着这种精神加以解释的，被赋予一种任何合格的基督徒都能够接受的特定意义。

    因此，耶稣会士们让他们的孩子们生活在其间的那种希腊罗马环境，已经被掏空了所有专属于希腊或罗马的东西。它变成了一种非现实的理想化环境，其中充斥的那些人物，虽然毫无疑问是以历史的方式存在着的，但表现他们的方式却仿佛没有任何历史性的东西。他们现在成了单纯的人物形象，承载着特定的德行与邪恶，以及人类种种的伟大情感。阿喀琉斯就是英勇无畏；尤利西斯就是聪敏审慎；努马就是虔敬国王的原型；凯撒就是雄心勃勃之人；而奥古斯都则是威权在握、热心问学的君主。 注217 诸如此类非具体化的一般类型，可以很容易用来例示基督教道德的规诫。

    事实上，至少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耶稣会学院里多少可以说完全缺乏任何形式的历史教学，这就使他们更容易这样来去除对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继承。他们甚至对文学史也是一无所知。在讲解作者们的作品时，没有任何人会费神去关注作者的性格，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与其时代、环境和先辈之间的关联方式。他的历史人格是那样微不足道，以至研习的不是一位作者，甚至不是一部作品，而是篇章选段，这也成了正常的情形。这些片断是这样地零散脱节，个体性在其中总是比较地分散乃至消解，从这样的片断当中，又如何能够形成一幅关于具体的人的画面？这些片断中的每一个看起来几乎都只不过是一种被割裂出来的文学体裁示例，忠实地复制了特定的权威。

    现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耶稣会士们，也许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其他许多教育家，为什么往往会赋予过去，遥远的过去，一种比现在更大的教育价值。这是因为，过去，至少当历史科学还没有相当的发展，还不足以几乎就像表现现在那样精确而具体地呈现过去，那么在这段时期里，由于我们是从远处来看过去的，所以过去在我们眼里，自然就显得模糊不清、流变不定，更容易根据我们的意愿来塑造。它构成了一种更具可塑性的弹性质料，我们甚至可以根据适合我们自己的标准，转换过去的形式，展现过去。因此，也就更容易出于教育的目的来歪曲它。对于来自前朝往世的这些人与事，我们加以装点美化，却不曾认识到我们正在自欺欺人，只是为了把它们转换成我们可以拿来给年轻人效仿的典范。而现在，由于它们就在我们眼前，所以也就一定会引起我们的注意力，不容易受到这种重新修饰的作用。我们在看待现在时，几乎不可能不一起看到它的丑陋、平庸、害处与缺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我们看来，现在也不怎么能够适应我们的教育宗旨。就这样，在耶稣会士的手里，古希腊罗马时代成为一种基督教教育的工具。而他们想必没有能力以同样的方式运用自己所处时代的文学，因为这种文学蕴含着一种针对教会的反抗精神。为了实现他们的目标，耶稣会士们就想逃离现代，在古代那里寻求庇护，在这种做法里隐藏着他们很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