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讲 耶稣会（终）

    ————教育的外在组织形式

    在我们阐述耶稣会的教育体系之前，至少需要提一提这种阐释所依据的主要素材。

    首先，我们有耶稣会教团一些正式的教育计划。早在1558年，在伊纳爵自己拟定的《耶稣会章程》中，就夹有较早的一份简要教育计划，作为章程的第四部分，题为“De iis qui in Societate retinentur instruendis in litteris ，et aliis quae ad proximos juvandos conferunt ”（交托本会者如何向其同胞教授文学及其他有价值事项）。1584年，在这些最早的建议已经付诸实践将近30年之后，当时担任总会长的阿奎维瓦神父 注207 萌生了一项计划，就是颁布一部对耶稣会所有学院都具有约束力的法规，以此对迄今为止的种种实践经验成果做一番编纂、协调和定论。他们以细致入微的态度着手进行这项考察与协调的工作。在罗马设立了一个委员会，由建立耶稣军团的每一个国家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通过相互的商议，逐渐形成了一项规划，并经过罗马学院的12位神父修订，在各家学院试行了几年，通过这种试行中的观察进行了适当调整，最终在1599年的第五次修会大会上定稿通过，当然也还有些新的调整。新的名称从此广为人知：《耶稣会教育规章》（Ratio atque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Jesus ）。这部法典颁布之后，教团下属各个教省就都一致遵守，一直到1832年都没有任何重大改变。到了1832年，为了顺应人类学识的进展，才做了修订。1858年又加入了新的修改条款，不过只是涉及哲学领域。

    《教育规章》更关注学生以及学生在自己的各种课程上应当获得的知识；至于教师和教师应当接受的指导，以及他应当采取哪些办法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孩子们，倒是不太关注。第14次修会大会意识到了这个缺陷，任命它的一位神父负责弥补。这位神父便是儒旺希（Jouvency），他为此写了一部论著，题目是《论如何教与学》（De ratione discendi et docendi ，1892年由费尔泰（Ferté）译成法文，并由阿歇特 注208 出版）。这部著作对于耶稣会的意义，就好比洛兰的论著在很长时间里对于大学教育的研究一样。 注209

    最后，如果你希望熟悉一下教团所使用的方法，不仅仅是从抽象规章的角度，而且还要了解这些方法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具体贯彻的，可以从专门讨论耶稣会学院的大量著作中找到一部很好的参考书，也就是拉什蒙泰神父（de Rochemonteix）的巨著《拉弗莱歇学院》（Le Mans，1889，四卷本）。当然，这部著作充满了辩护色彩。它关心的是要为耶稣会士辩护，回击当时的某些诋毁者。但是，这些辩护之词却是建立在非常详尽和有条理的文献考订基础上的，说到底，其他任何著作都不能更好地告诉人们，17世纪和18世纪的耶稣会学院是个什么样子。

    介绍完这些素材，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分析事实了。由表及里，我们不妨首先来看看耶稣会学院的外在组织形式。

    膳宿学校的严格起居制度与修道院之间颇为相似，自然会使我们容易相信，我们法国的膳宿体系————那么封闭、与外界隔绝、管制严格————是受到修道院理念的影响建立起来的。确实，要是一个国家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修道院制度，恐怕永远不会形成将学生隔绝起来的想法。尽管我们已经在考察法国的学院为什么会在16世纪将自身与外界隔绝起来，把学生禁闭起来，但我们还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指出，至少有一样事实是这种假设无法说明的：有一个国家存在一种特定的膳宿体系，却没有半点修道院制度的痕迹，而这个国家在当时的天主教势力丝毫不比法国小。这个国家就是英格兰，导师制的诞生之地。耶稣会学院的历史更是彻底证明了这种说明是不充分的：如果说我们的膳宿体系无非只是修道院观念在我们学术生活中的延伸，那么按道理来讲，在由宗教修会创建并管理的学术设施里，这种体系的确立和发展就会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不费力。再没有其他地方能够比这种设施更有利于它的施展了。但是，先是耶稣会修士，然后是奥拉托利会修士， 注210 对膳宿体系所表现出来的态度都是敌视多于同情。

    一开始，耶稣会学院只接受那些未来的修会成员作为膳宿者。这些人被称作“scolastici”。其他学生则住在校外。因此，在《教育规章》里，只有那么三四处间或提及膳宿体系（convictus）。学院只是逐步出于宽容态度才允许其他学生成为寄膳宿者。甚至到了此时，教团也对这种现象明确表现出不快。根据第四次修会大会（1581年）通过的一项法典，如果修会能够彻底卸下照管膳宿者的职责，则有百利而无一害。严格来讲，学院的大门之所以能够向寄膳宿者开放，只是应君主或各城市的坚持。膳宿制学院始终远远少于走读制学院。18世纪，在总共92家学院当中，只有大约15家学院实行膳宿制。即便是在设立膳宿制的地方，学生中的大部分也是非住读生。在拉弗莱歇学院，最初只有60位膳宿生，同时却有200位走读生。最后这个数字发展成300位膳宿生对800——1100名走读生。在路易大帝公学，1620年的数字是300位膳宿生对1700名走读生，而当学生总数达到3000之众时，膳宿生的数目也从未超出过550人。

    学院里的膳宿体系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机构运作的，它的负责人尽管服从院长的权威，但是享有相当大的独立性。他不仅负责物质方面的生活组织，而且指导上课之外的所有工作。膳宿生被分成两类。第一类叫“chambristes”，就是住在私人房间里。这类人允许随身携带私人导师和仆役，并且和自己住在一起。但他们只是少数。其他膳宿生住在公共的卧室里，有多少个班级，就有多少个这样的公共卧室。在这些宿舍里，每一个房客都有自己个人的一个单人小密室，和相邻的小密室之间的区隔，就是一道两米高的隔断，前面并有一道帏帘挡住视线。这些单人小密室沿墙平行排成两排，在这两排单人密室之间，是一道走廊，用作祈祷者的集合场所，也用作背诵功课的地方————我们将会看到，这在学童的生活中占到很大的分量。相比于我们目前的膳宿体系，耶稣会学院里的膳宿体系至少有一点儿好处，就是彻底避免了大凡公共宿舍都有的那种令人憎恶的乱交。

    至于那些走读生，他们绝大多数来自学院周边以外。17世纪时的拉弗莱歇只是个乡间小镇，显然不能支撑学院的800名或1000名走读生。当他们不够富裕，不足以由一位私人导师来照管自己的功课和行为时，就会被安置在学院外的私人宿舍楼或膳宿舍里，或者就住在私人家中。有时候，一户人家会为好几个学生提供住处，让他们住在一起，就好像我们已经描述过的从前巴黎大学的会馆一样。马蒙泰尔 注211 曾是耶稣会学校的一名学生，他在自己的“一个父亲为子女教育而撰写的回忆录”中，向我们描述了其中一个学生小会社。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同桌攻读，同时进餐，同屋就寝，同烛取光。如果相信他的话，那么确立井然有序的管理就毫无困难了。耶稣会士的严格监管无疑促进了这种秩序的确立。所有非住读生所投宿的房舍，都必须经过学院院长的核准。而学业导师将随时前来检查事态，看看学生需要什么，表现怎样，以及功课的进展情况。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把这种对于非住读制教育的看法与耶稣会士对膳宿制教育的不抱好感相比照，就可以看出，他们抱以好感的东西事实上近似于导师制的管理体制，这种制度将学生们分散为许许多多零散的群体。即使说在另一方面，有人认为波尔罗亚尔 注212 的神职人员也最喜欢这种体制，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说这种体制并没有在我们当中盛行，也不是因为宗教观念的影响，不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家假定的修院伦理的特殊地位。膳宿制之所以面目讨嫌的真正原因，更多地在于我们对集中化和严格管制的强烈偏爱被移植到了一块无法维持膳宿制的领域里。

    现在，我们已经熟悉了学术生活的外在框架，不妨来更密切地看看这种生活都包括些什么，也就是说，看看教学的具体内容和人们对教学的理解方式。

    按照儒旺希神父的说法，基督教老师必须教授两样东西：虔诚与文学。当然，严格说来，虔诚是不可教授的，而且不管怎么说也不专属于任何一门具体的知识学科。所以如果我们暂且不考虑虔诚，那么正确地讲，剩下的唯一教育素材就是文学了。在中世纪，学生从文法课程结束之后，也就是从大约12岁之后，整个的生活就都为辩证法与哲学所占据。如今辩证法与哲学已经退出了自己曾经占据的这种十分显要的位置。虽然它们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已经被压缩成为期三年的学习，主要的作用就是引入神学的学习，为这种学习做好心智上的准备。就这样，哲学揭开了一轮特别的学习周期，尽管它不排斥纯粹的在俗之人，但更专门针对未来的耶稣会修士，针对“scolastici”。这个学习周期就叫作“高级课程”（studia superiora）。其余的课程共有六门，组成了所称的“初级课程”（studia inferiora）。这些课程从六年级 注213 到“修辞”级，教学的设计针对的是大多数学生，其实也就构成了中等教育。在这个阶段，文学性的修养，也就是语言和文学，占据了彻底的垄断位置。

    但是，教授哪些语言、哪些文学呢？完全是古希腊罗马的语言文学。至于法语本身，虽然在17世纪，也就是耶稣会呈鼎盛之势的时候，逐渐成为一种文学语言，但还是完全被排除在教育之外。没有任何评注、分析和对话是用法语进行的。没有一位法语作家在课上得到阅读和讲解。拉丁文法是用拉丁语讲授的德波泰尔（Despautère），对古典作家的讲解也是用拉丁语，只有（六年级到四年级的）文法课程允许用法语。法语文法根本就不教。甚至还禁止学生相互之间用法语交谈，不仅在课堂上这样要求，而且在日常生活场合也是如此。因此，耶稣会神父们尽管能够相当娴熟地使用拉丁语，但对自己的母语却几乎是一窍不通：“不管是基本的结构，还是新近的发展，大多数人都一无所知。一旦他们不得不使用法语，便会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笨拙”杜西厄（Doucieux）：“一位17世纪的耶稣会学者”）。耶稣会的一位神父劳伦·谢夫利特（Laurent Cheflet）在所编的初阶文法中也坦率地承认了这种无知：“如果你认真研习此书，就有能力分辨文采斐然之士与运笔拙劣之人……你还将看到，毫无瑕疵的著作家可谓寥寥无几。”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他编撰这部文法书之前，自己犯的错误就和提供给公众的这部作品中其他人犯的错误一样多。实际上，《特雷武回忆录》（Mémoires de Trévoux ）告诉我们，作者的文法并不完全是法语的，因为他出生并成长于弗朗什-孔泰。 注214

    当耶稣会士不得不发动针对詹森教派的斗争时，这种对于法语的无知使他们处于非常明显的劣势：他们从自己的成员中找不出任何一个人，能够回击帕斯卡尔 注215 ，回击其他对于他们的攻击。当然，在公共舆论的压力下，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态也有了一定的变化。某些学院在七年级设立了一门教授法语文法的课程；而在18世纪，也出现了用法语写的拉丁文法。但是，法语所享有的地位依然很是低微。在儒旺希神父的整部论著中，只有区区一页是在探讨法语的教学，而这一页是这样开头的：“尽管耶稣会教师们首先应当努力透彻地掌握希腊文和拉丁文的知识，但他们仍然不应该忽视母语（non est negligenda tamen lingua vernacula）。”没有一项特别的练习是专门针对这一主题的。德高望重的神父只限于建议，无论何时在课上使用法语，都应该注意正确与优雅。但他又仿佛害怕自己做出了太多的让步，于是最后又发出这样的警诫：年轻教师“如果为法语的魅力所惑，或是对更为严肃的研习中付出的艰辛劳动心生反感，从而在使用修会划给更困难但也更必要的语言的学习时间时，就是不遵照业已根据严格和智慧确立的规则，那么就必须让他相信，他正在犯下严重的罪行”。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于法语的排斥呢？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育理论家们也许不会赞成这种做法。拉伯雷对日常会话中使用拉丁语大加嘲讽，蒙田要求人们在学习古典语言之前先学习法语。当然，不难想见，耶稣会想必会因为拉丁文是教会的语言而赋予拉丁文某种首要地位，甚至会像儒旺希神父偶然指出的那样，因为天主教信仰的一些主要著作是用希腊文写的，也就赋予希腊文某种首要地位。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对于法语的封禁呢？

    显然，甚至到了18世纪，耶稣会的教育家们也对法语文学抱有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他们对法语文学的影响力忧心忡忡。儒旺希神父说：“一个年轻的教师，首先必须警惕自己不要过于热心用自己母语所撰写的作品，尤其是诗歌，那会让他浪费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甚至荒废他的大部分德行。”他在另一段里告诉我们，至少就诗人而言，他认为他们影响甚坏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作品里过于强调爱的情感。当他探讨耶稣会神父们自己写的悲剧时，他说，在悲剧里，“世俗之爱不应有任何地盘，哪怕这是一种贞洁的世俗之爱。同样，妇女也不应有任何角色，无论她们如何打扮。必须记住，不可能一尘不染地处置灰烬下的余火，余烬即便已经全无火种，即便已经不再燃烧，至少也会弄脏双手”。不仅如此，在这一点上，儒旺希无非是在重提《教育规章》中的一条正式辩护，是在对它做出评论。他然后又说道：“对于宗教教师来说，这项预防措施将会有利于他，使他没有必...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