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耶稣会

    在前面几讲里，我们考察了在文艺复兴时期，作为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机制变迁的后果，欧洲的各个民族是怎样不约而同地开始感受到，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教育体系。这种感受的结果便是唤醒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教育思想。这个时代最开明的那些头脑，为了迎合一些特定的需求（公共舆论对这些需求有紧迫的感受，他们自己也首当其冲），从最总体的角度提出了教育的问题，并且调用了当时所能使用的一切方法和全部知识，着手去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样就产生了一些伟大的教育学说，它们的基本特征我们已经尝试着做了刻画；而所有这些最开明的头脑，为自己设定的目标也都是确定一些特有的原则，并按照这些原则重新组织教育体系，以顺应时代的要求。正如我们在伊拉斯谟、拉伯雷、比维斯和拉缪等人的著作中所发现的有关这些学说的阐述一样，这些学说都还只是一些理念的体系，是一些纯粹理论性的观念，是一些关于体系重构的框架与计划。现在我们必须来考察，当它们落实到实践中时遇到了怎样的情况，当这些理论从理念的世界里走出来，努力进入现实的世界时，是怎样取得进展的。

    如果说通常而言，教育学说都会按照提出它们的思想家们原先设想的那种形式，完全不走样地得到充分实现，如果说学术现实无非就是忠实地反映这些学说，那么上面的问题就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了。但是，我找不到哪怕一个史例，能够说哪一位教育理论家所提出的理念会全盘照搬地流传开去，基本不变地贯彻落实。卢梭的那些理论曾经有被原封不动地应用过吗？且不论裴斯泰洛齐的影响力有多么大，他几乎是唯一严格遵照自己命名的那种方法来开展实践的教育家。而他在自己的努力中所遇到的挫折，也足以清楚地显示，他的方法要做到切实可行，还需要加以转变。实际上，这正是因为伟大的教育理论家中绝大多数往往是情绪易走极端的人物。他们清晰地意识到都缺乏些什么，意识到晚近生发出来的需求中有哪些是还没有获得满足的。至于那些长久以来一直获得满足的需求，恰恰是因为它们不会有任何的要求，所以理论家们也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它们的存在，因此在构建自己的体系时，也很少会将这些需求纳入考虑范围。结果，这些体系就会变得只顾一面，不计其余，而为了具备生命力，就需要有更宽泛的基础，缓和它们那些骨子里过于简单化的倾向，涵盖与起初几乎是它们唯一灵感之源的关注点相当不同的一些考虑。当教育观念接触到现实，当它们寻求落到实处，就会抛开自己最初那种一成不变的性质。为了理解它们一旦进入实践的领域后会遭遇到什么，我们就需要熟悉它们在教育革新家们脑子里所设想的那种形式，因为正是这种形式酝酿出了推动它们形成的演化过程。但是与此相反，当这种演化过程并不只限于赋予这些观念外罩，也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可见的机体，而是在具体落实的过程中转变这些观念，那么，演化的过程就构成了观念内在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也就值得我们给予特别的关注。

    在目前这个事例里，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因为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理论所提出的一个问题尚未得到回答，只有留到实际贯彻的过程中来解决。我们已经注意到，存在两种不同的教育思潮。对于某些最迷恋知识的人来说，教育的首要目标就在于塑造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才智之士。与此相反，对于另外一些更能从精妙言谈而非纯粹知识之中获得愉悦的人来说，目标首先在于塑造这样一种心智，打磨它，教化它，让它能够敏锐地感受到精美语言的魅力，感受到与有教养的心智进行交往时所享受到的雅致的愉悦，能够在其间扮演一个体面的角色。当然，这两种思潮彼此之间从未产生彻底的冲突乃至于相互排斥。实际上，在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天才当中，所有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同时受到这两股思潮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这两股思潮之间的差别之大，使任何一个头脑都不能对两者抱以同等的回应。我们甚至已经看到，这两种立场在教育上所具有的价值也是相当不同的。拉伯雷能够欣赏按部就班的对话中所涉及的技能，因为他拿来和笨拙不堪的高康大做对比的那位优雅得体的爱德蒙，就是这门技艺的行家里手。不过话说回来，对于拉伯雷来讲，毫无疑问，文学的关注并不占有首要的地位。至于伊拉斯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也绝不是蔑视博学，因为他也要求教师拥有广泛的知识；但是这种知识对于他来讲，只是一种合用的方式，能够更有效地引领学生进入古典文学的殿堂，让学生更好地领略其中的华美，教会他如何去仿而效之。这两股思潮相互竞争着宣称要主导人们的心智，那么它们当中究竟哪一股思潮能够胜出，在我们的学校教育体系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呢？显然，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民族的心智气质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供其选择：在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中，它会以其中的一种发生转变，这取决于它究竟会踏上哪条道路。

    还不止这些。我们已经看到，这两股思潮之间尽管有一些将它们区分开来的差异，但也有一点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一种贵族心态的产物。在这两股思潮里，学生最需要掌握的那些重要才能都是一些完全缺乏实际效用的奢侈玩意儿。如果像伊拉斯谟宣称的那样，我们必须去研读古典文学，那是为了做到理智上高贵典雅，谈话中温文老到，写作时妙笔生花。而如果像拉伯雷建议我们的那样，追求一种广泛的知识教育，那也不是因为知识本身是有用的，而是因为在他看来，知识本身就是一样精雅的东西。在这两种思潮里，都似乎没有人想到，教育的功能首先是一种社会性的功能，与其他社会功能合为一体，因此，教育必须让孩子做好准备，在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生活中扮演有用的角色。而从这两股思潮共同的教育观念来判断，我们大可认为，孩子们注定要完全在贵族男女的人群中度过一生，就好像住在特来美修道院里的人们一样。以广博的知识或温文的举止交往，以得体的意见和高尚的观念交流，但从来不必亲自从事具体差事。我们倒也不会臆想让所有的人都同时像工匠商人、士兵牧师、大小官员那样履行具体的社会功能。但是，即使教育不是让孩子为从事其中任何一种具体职业做好准备，也必须让他具备这样的技能，以便在时机到来之时，能够承担其中某一项职事而有所获益。

    在做具体分析之前，如果事先假定，当这两种教育学说从理论领域过渡到实践领域时，必然会去除自己身上这种让它们充满缺陷的贵族性质，那么这种说法似乎并不显得很草率。当你在安宁的研习中进行抽象思考时，倒是可以让自己的思绪毫无阻碍地遨游在一个理念的世界里，因此也就看不到那些最直接的生存之必需。但是，一旦你想要将这些抽象的思考转变成现实，就很难避免突然发现这是一种狂想，很难不清醒地意识到，严峻的生活事务并不完全在于高雅地挥洒闲暇，人也并不只是一件等待打磨和雕琢的艺术品。由此看来，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想，当文艺复兴的教育理论试图渗透到实际的学术实践中时，想必会被迫自我矫正、自我转型。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人们不会要求孩子达到无用的博识，而是会认识到必须有所选择，只教给孩子那些最适于培养他的判断力，或者是最适于引导他自己的生活行为的科目；人们将孩子引入古典文明的殿堂，不会只是为了让他文笔精致、言谈优雅，而是以此为手段，让他增广见闻，感触世事人情，熟悉一种新的人类，不同于自己身边所见的这种，他的信念、实践和思考方式也都不同于自己原本所熟悉的样子。我之所以例举这些可能会发生的转变，只是想表明，16世纪的那些理论虽然不曾改变它们的根本原则，但也可以获得一种新的特征，以回应对于生活之必需的觉察。

    但我们将会看到，问题的实际解决方式，与我们可能通过类比以最合乎情理的方式推想出来的方式几乎恰恰相反。我们刚刚说过，一般来说，当一种教育学说开始付诸实践时，就会有所矫正、有所中和，去除最初那种简单化的特征。但恰恰相反，当文艺复兴的教育理念开始落实到实践活动中时，却是变得愈发具有排斥性，变得更加极端，更加片面。我们已经批评过的那种贵族性、审美性，根本没有自我节制的意思，而是变得更加明确。对于实际生活的需求来说，教育变得更加地无关痛痒。但是，我们且慢对事件预下判断，不妨先来看看这些事件是如何逐步展开的。

    尽管在此之前，巴黎大学的各个学院已经充当了经院哲学几百年来的庇护所，但它们还是比较迅速地就向新的思维开放了门户。当伊拉斯谟、比维斯和拉伯雷都还是学童的时候，也就是在1500年前后，旧式的教育还在大行其道，因为这些人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而在30年后，在弗朗索瓦一世的统治下，教育已经有了改革，即便说未告完成，至少也已经踏上了通往完成的道路。古典的文学与学问处处或者说几乎处处都在取代此前一直被辩证法所占据的位置。人人都还记得拉伯雷在赞颂新时代的降临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热情。他写道：“在我年轻的时候，还是个黑暗的时代，满目所见，都是哥特人留下的悲苦与灾难，他们把整个精美的文学破坏殆尽……但是，蒙神之恩佑，在我成年之后，文学已经恢复了光明和尊严……现在，各门学科都已经恢复，种种语言也都列入了教育；希腊文————只有无耻之徒才会不懂希腊文还说自己博学，希伯来文，迦勒底文，拉丁文……整个世界到处都有饱学之士、博识之师，到处都有汗牛充栋的藏书之地。我以为，柏拉图的时代也好，西塞罗的时代也好，都没有像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时代这样，求学的机会如此丰富。” 注193 当多雷谈起在他眼前发生的这场革命时，也怀着同样的自信。 注194 他大声疾呼：“我向文学、向它们的胜利表示敬意，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它们已经重新焕发出古代的灿烂光华，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就是致力于人类的幸福，用所有好的东西来充实人的生活。在这个时刻，年轻人接受着精致而开明的指导，同时也会因此变得伟大。伴随着年轻人的成长，也会滋养起公众对于文学的尊崇。它将把学问的敌人们赶下他们盘踞的宝座；它将接掌公职；它将进入国王的顾问团；它将管理国家的各项事务，并将智慧带入其中。”

    因此看来，要想了解16世纪的教育理论在付诸实践后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们只需要考察巴黎大学是如何理解和运用这些理论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学术组织机制方面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使整个问题越发复杂，也使上述这种研究步骤不可能进行。在此之前，巴黎大学完全垄断着教育，对教育负有全责。因此，任何教育改革的前途都取决于巴黎大学，也只有取决于巴黎大学。尽管如此，快到16世纪中叶的时候，针对巴黎大学法团，又创立了一种新的教学法团，打破了巴黎大学的垄断，甚至以相当惊人的迅疾之势，在学术生活中实现了某种霸主地位。这便是耶稣会法团。

    新教的成长对天主教会日益造成威胁，天主教会感到需要对此进行遏制，耶稣修会应运而生。路德与加尔文的教义以异乎寻常的速度迅速赢得了英格兰、几乎整个德国、瑞士、低地诸国、瑞典，以及法国的大片区域。天主教廷尽管也做出了种种严厉的举措，但仍然自觉无力，唯恐自己在世间的主宰地位即将彻底崩溃。正当此时，伊纳爵 注195 想到了要创建一个全新的宗教军事组织，能够更好地与异端作战，如果可能的话，彻底地铲除异端。他认识到，在幽深的修道院里闭门不出就可以主宰人们的灵魂，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既然现在人们在自己动机的驱使下，往往会试图逃避教会的控制，那么关键就在于，教会应该更加靠近他们，以便能够影响到他们。此前数百年间普遍存在的那种道德上和精神上都是同质性的大众当中，现在开始凸显出特殊的个人来，既然如此，那么关键就在于靠近个人，以便能够对他们施加某种特定的影响，能够涵纳多种多样的精神与气质。简单来说，中世纪熟知的那庞大的修院会众，抱守旧土，只限于对已经发生的这类攻击表示愤慨，却不知道自己如何起而还击。必须替换掉他们，创建一支轻便的队伍，能够始终直接接触到敌人，从而做到充分的知己知彼。他们既要做到足够的警觉与灵便，以便能够出现在任何有危险的蛛丝马迹的地方；同时，他们也要保持足够的弹性，能够充分变换自己的战术，以适合多种多样的人群和情境。不仅如此，他们在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还要随时随地追求同样的目标，在同一项宏伟的计划中相互协作。这支队伍就是耶稣军团。 注196

    实际上，它的独到之处，便在于它能够将中世纪发现不可调和、相互矛盾的两种特征集于一身之上。一方面，耶稣会属于一种宗教修会，就好像多明我会或方济各会一样；它们都有一个会长，各自的会众都服从同一套会规，遵守一套共同的纪律。实际上，甚至在任何军事组织里，不管是世俗的军队还是宗教的军队，被动的服从以及思想和行动的统一性也从未达到过如此极端的程度。因此，耶稣会的修士就是职业教士。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同时具备在俗教士的一切特征。他穿着自己的修士服；他履行自己的职责，布道、倾听忏悔、传授教义；他并不生活在修道院的蒙荫下，而是消融在世间的生活中。对他来说，义务不在于肉体的苦行，不在于禁食与禁欲；而在于行动，在于修会目标的实现。伊纳爵曾经说过：“且让我们离开宗教修会，超越斋戒、监管，以及它们出于虔敬而加诸自身的那种严苛的起居和习惯……我相信，为了增添我主的荣耀，保持并增强口腹之欲等自然官能，要比让它们衰竭无力更有价值……你不应该攻击你自身的生理本性，因为如果你让它耗竭殆尽，那么你的精神本性也不再能够以同样的精力有所作为。”

    耶稣会士不仅必须与世界相融合，而且还必须广泛容纳这个世界上盛行的各种观念。为了能够更好地引导他的时代，他必须用这个时代的语言说话，他必须吸收它的精神。伊纳爵感觉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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