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耶稣会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方面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回头之路。幸福安乐，不那么艰苦，闲适一些，乐观一些，人们已经获得了对于这样一种生存方式的偏好。要扼杀或摒弃这种偏好已经是不可想象的了。对于自己以及同伴的受苦，人们已经养成了更多的恻隐之心。他会更怜惜受苦，这样一来，往昔的绝对否弃的理念也就宣告终结了。为了防止信众游离于宗教之外，耶稣会士们殚精竭虑，一心想要去除宗教此前的严苛。他们把宗教变成一种令人愉快的事情，设计出种种妥协，便于人们遵守。诚然，为了恪守他们已经指定给自身的使命，避免看起来像是在用自己的示范来鼓舞他们正在与之斗争的创新者，耶稣会士们也不得不同时坚守不可变易的教义的字面说法。众所周知，他们是如何彻底摆脱了这种困境，能够以自己的口舌之才调和彼此冲突的各项要求，人们也常常指出，他们的灵活近于乖巧，他们的精妙也显得聪明过分。在他们神圣的外在形式里面，一方面保留了罗马教廷的传统规定，但同时还能将这些规定用于其他一些东西，不仅包括人类的普遍弱点（任何宗教都不曾成功地摆脱这种必然性），甚至还包括16世纪有闲阶级那种优雅的浮华，在这些有闲阶级里，战胜异端、维护信仰显得尤其重要。就这样，他们一方面逐渐成为骨子里属于往日的人，成为天主教传统的捍卫者，但与此同时，对于时代的种种观念、品味甚至缺陷，他们也能够表现出一种纵容的态度，并常常为此遭到指责，这并不是毫无来由的。因此，他们具有一种双重的身份特性，一方面是保守派甚至反动派，另一方面又是开明派。他们贯彻的是一种复杂的政策，我们需要在这里揭示它的性质与起源，因为在讨论他们的教育理论的基础时，我们还会遇到这种政策。

    他们很快便认识到，要想实现他们的目标，仅仅靠布道、接听忏悔、传授教义是不够的。在争夺对于人类灵魂的主宰的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手段就是对于年轻人的教育。因此，他们立下决心要接掌教育。有一桩事实特别促使他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紧迫需要。那些强烈表现出在学校落地生根的趋势的新方法，所产生的效果只能是开启通往异端的道路。这一点任谁都看得出来，除非是对所有的明证都视而不见。人们看到，时代的伟大头脑，最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们，都公开地逐渐转向新宗教：多雷、拉缪、科尔迪埃都属于这种情况，弗朗索瓦一世刚刚创立的法兰西学院 注197 里的绝大多数教师也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事实上，人文主义本质上就对信仰构成了一种威胁。显然，对于异教的难以约束的偏好，注定将导致人们的心智沉溺于一个没有半点基督徒意味的道德环境中。如果说要从根子上攻击这种邪恶，那么必须要做的不是听任人文主义思潮随自身的设计发展，而是控制它、引导它。

    这种努力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倒退，一种回潮，会将我们的学校组织机制拉回几个世纪。自打有我们的历史开始，我们就看着教育变得越来越具有贯穿整体的世俗性质。它在教堂和修道院的蒙荫之下诞生，一步步地挣脱出来，伴随着大学的建立，确立为一种特别的机构，独立于教堂，尽管还保留着令人回想起最初起源的某些特性，但总归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着世俗的特性。随着耶稣会的建立，我们看到学术生活的中心再一次转回它三四百年前曾有的模样，转回往日庇护所的怀抱，就好像又回到了圣高隆班 注198 或圣本尼狄克的时代，尽管形式有所不同，所处背景也已是一番新的气象，但是，教育又一次落入了一个宗教修会的掌控。

    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事业与我们学术演进的大体方向背道而驰，所以它触动了巨大的抵抗。国家、神职人员、大学和最高法院，所有重大势力都在对抗耶稣会，但耶稣会士们还是克服了横在自己道路上的一切阻碍。

    为了能够教学，他们就需要能够开办一所学院。他们的一位保护人，克莱蒙主教迪普雷（Guillaume Duprat），确保了他们获得必要的财力：在迪普雷的遗嘱里，为修士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款项，用来创建一家学术机构。但是耶稣修会在法国还没有获得认可，因此不具备任何法律权利得到馈赠给它的财富。为此他们需要得到国王的特许状。最终他们在1551年从亨利二世 注199 那里得到了特许状。但高等法院拒绝为特许状进行登记， 注200 它这种抵抗也得到了巴黎主教和巴黎大学神学院的支持，后者宣称新修会“在有关信仰的事务上隐藏危险，对教会的和平不利，对修院制度具有致命的后果”。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对立，是因为人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耶稣会自己完全顺从罗马教廷，这意味着法国教会的灭亡，而主教们和巴黎大学神学院与法国教会都是息息相关的。国王徒劳地重复他的意愿；而高等法院也坚持着自己的拒绝立场。只是到了十年之后，耶稣会士们才从普瓦西举行的神职人员会议上（在非正式场合上）获准建立一所学院， 注201 但其身份不是作为一个宗教修会，而是作为一个教师社团。为了纪念他们的捐助人，他们把自己的学院命名为克莱蒙学院〔Collège de Clermont，也就是现在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Grand）〕，所以他们的正式名号也就叫作克莱蒙学院社团，而禁止他们采用“耶稣会修士”或“耶稣会”的称号。 注202

    他们刚刚理顺了自己与神职人员和神学家们之间的关系，就遇上了一个新的对手，也就是艺学院。实际上，要想能够在巴黎教学，就必须获得巴黎大学颁发的学术权利许可状，我们已经看到，直到那时为止，巴黎大学一直享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垄断地位。具体来讲，从文法到哲学，只要是想能够教授自由七艺，就必须成为相关院系的成员，也就是艺学院的成员。可是又有一种与巴黎大学自身一般古老的章程，严格排斥所有职业教士进入艺学院。尽管如此，耶稣会士们还是成功地利用了一位校长的善心。这位校长甚至不曾征询艺学院的意见，因此也就有了越权行为，将耶稣会士们索求的权利授予了他们。这项非法的退让刚一做出，巴黎大学自己就要收回，抵抗校长对权力的滥用，要求耶稣会士们关闭他们的学院。这就导致了一场官司，提交到了高等法院。关于这场官司，有意思的是，事实上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巴黎大学还完全清楚这里涉及的整个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世俗教育，人们以再明确不过的措辞提出了这个话题。巴黎大学一方的辩护律师帕基耶 注203 这样说道：“最早为这个巴黎大学起草方针和章程的那些人们，完全清楚地认识到这个准则（区分两种教育的准则）。他们意识到，全体臣民之间要想和平共处，全赖于对孩子们进行教导；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任何秩序井然的国家，都确立在两个基础上，也就是宗教与司法。有鉴于此，他们确定了两类人来教育年轻人。一类是世俗人士，另一类是宗教人士，公开属于某个宗教修会。前者往往想把孩子塑造成有朝一日能够承担行政司法事务管理方面的某项职业；后者则让孩子们为布道和劝诫人们入教而做好准备。完全可以肯定，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方针是如此地虔诚，为了让所有的事情都各安其位，他们拒绝让宗教人士在市镇里漫无目标地匆匆奔走，去听世俗人士的讲课；出于同样的原因，也不允许这些宗教人士自己给世俗之人上课。相反，他们的建议是，……世俗人士负责世俗人士，职业教士就该负责他们自己修会里的那些人。”帕基耶顺带指出，将教育王国年轻人的责任交付给一个服从于外在权威的修会，具有内在的危险。

    他说，耶稣会士们发愿“视教皇高于其他所有尊显，……他们是新的家臣，宣称教皇对每一个人都拥有无比的权威和权力，可以为所欲为。他可以没有任何牵制地否决其他各种权威，不仅是其他所有高级教士的权威，而且还有皇帝、国王和王室的权威。还曾有比这更危险的说法宣扬过吗”？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整个辩论都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耶稣会的修士们究竟是职业教士还是在俗教士。在传唤他们来明确陈言自己属于哪一种人的过程当中，整个讯问在工于心计的区辩和富于技巧的闪避这两方面都堪称典范。提问是令人困窘的。如果他们宣称自己是在俗人士，就是在背叛自己的誓愿，还冒着失去克莱蒙主教遗赠的风险，因为受遗赠方写明是耶稣会中的宗教人士。而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职业教士，就会输掉这场官司。他们说，我们就是高等法院已经宣布我们是的那种身份（sumus tales quales nos nominavit Curia）；换句话说，就是克莱蒙学院社团的成员。事实证明，不可能再从他们嘴里掏出其他任何答案。

    这场官司旷日持久，有三次都是死灰复燃，对于其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节，我们不需要一一回顾。最后他们的事业成功了（尽管事实上在这中间，耶稣会士曾经试图暗杀亨利四世，其中或许不无党派意气之争，但从道义上讲，责任在于耶稣会。此后耶稣会被逐出法兰西王国长达八年之久）， 注204 在法国站住了脚，一直到了1762年，那一年他们又一次成为一项驱逐令的对象。而他们一旦在我们的土地上站稳了脚跟，巴黎大学各个学院的学生们便仿佛中了魔一样涌向耶稣会开办的学院。从17世纪初开始（1628年），克莱蒙学院便有两千学生在册，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三千之众。与此同时，几乎在各省都创建了耶稣会学院。在他们第二次被驱逐时，至少已经拥有92家设施，其中比如说拉弗莱歇学院（Collège de La Flèche），那是后来笛卡儿成长的地方，它的学生数在1000——1400之间波动。耶稣会的学校是那么时兴，以至巴黎大学不得不采取措施，防止它自己的学院院长们把他们的学生送到耶稣会学院去跟班听课。基什拉 注205 说过，巴黎大学几乎只剩些“谋求较高等院系学位的候选者，耶稣会不甚在意的穷人，以及一般来说不期图谋取神父这类好差事的富家子弟”。当然，这些人的数量不会很多。甚至当亨利四世发出我们方才说的针对耶稣会学校的驱逐令之后，也不足以遏制这股运动的推展。耶稣会士们只是放弃了他们在大城镇里的学院，但还是作为寄膳宿舍里的老师留在小学校里，或者作为私人导师散布各处。许许多多的家庭甚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法国边境比如杜埃（Douai）、蓬塔穆松（Pontà-Mousson）和尚贝里（Chambéry）等地的这类设施里。这种迁移看起来是那么显著，以至让巴黎大学当局深感不安，向国王陛下抱怨此事。

    这种非凡的成功应该归功于什么因素？有时候人们只是简单地归之于这样一个事实，耶稣会士提供的教育是完全免费的。寄膳宿者只需支付膳宿费用，由于教团从各方面募集了捐助，所以这些费用少之又少。“在一家普通学院里维持一个孩子所需的费用，耶稣会可以教育出两个孩子。”这就是杜·布拉伊 注206 对他们具有震撼效果的成功所做的说明：“Jesuitae docere incipiunt idque gratis! Quod vehementer placuit pluribus.Hinc frequentantur eorum scolae et academicae depopulantur.”（耶稣会开始免费授课!这让许多的人感到莫大的快乐。因此，他们自己的学校门庭若市，而以前的大学和学院则日渐冷落了。）不过，我们倒也看见，在1595年第一次对修会发出驱逐令时，家家户户并不是把自己的孩子们重新交托给巴黎大学，而宁愿把他们远送各地，继续他们在耶稣会指导下的教育。因此，人们对耶稣会的偏爱并不完全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不仅如此，诸如此类的理由只可能对那些不怎么富裕的人家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耶稣会招收的学术主顾们至少大部分是来自其他阶层。所以，我们必须另找解释。如果说人们对耶稣会提供的教育趋之若鹜，想必是因为人们欣赏这种教育，认为它比其他所有教育都更值得选择，因为它积极回应了时代的品味和需要。毫无疑问，就是这一点可以说明，事实上，尽管有那么多的敌人和阻碍，他们还是成功地在我们的国家扎下了根。如果他们没有得到公共舆论的有力支持，无论他们自己可能有多么聪明，也不足以保护他们抗击这样一种敌对势力大同盟。

    我们通过考察耶稣会所采取的方法，并与巴黎大学同时使用的方法做比较，就能够理解耶稣会在学术上为什么会取得非凡的成功。在这项考察的过程中，我们自然会以一种公允的立场去看待耶稣会，他们始终也不曾得到这样的待遇，并且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你可能会老忍不住要对他们采取否定的态度。这是因为，耶稣会士的外在形象本身没有半点能够同时引来同情。他为一个单一的念头所主宰甚至所攫取，这个念头就是他已经全身心地把自己献给了一项事业（我指的是天主教廷的事业），他要确保此项事业的胜利。表面看来，耶稣会士所受的训练和培养，已经使他对于和自己修会的使命无关的一切都毫无感觉。他义无反顾地独自前行，任何东西都不能使他偏离自己看准的目标。在这种刻板、这种沉默的冷漠里面，蕴含着一些东西，让人想起大自然的无情威力，它所激起的不是爱怜，而是怀疑和恐惧。不仅如此，在目标追求上的这种不可变通与手段选择上外在的这种极富弹性之间，对比也是触目惊心的。有了这些，我们完全可以说明，为什么耶稣会士会成为敌视偏见的对象，而面对这样的敌视偏见，我们自己也肯定会立即起而自卫的。要想评价他们的学术成就，我们就必须消除脑子里所有诸如此类的感情印象。我们会成功地消除这种印象的，只要我们回想到，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伟人都是耶稣会学校的学生：耶稣会的教育以一种普遍的方式，在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赋予了它在自己完全成熟时展现出来的那些独有特征。这就是在这样的考察中会浮现出来的结论。当然我们也坚持认为，法国的民族气质受制于一些严重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是它在耶稣会的学校里染上的，归之于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即便如此，现在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它在整个思想史上也已经显出了璀璨的光华。如果我们希望公允地评价那些塑造了这种民族气质的人们，就必须牢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