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艺学院

    ————内部组织；学院

    组成巴黎大学的有四个院系，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艺学院，其中只有艺学院是我们需要详细考察的。那时候的情况和现在一样，神学、法学和医学都是专科院系，以专门职业为取向，为年轻人的特定职业生涯做好准备。只有艺学院是一个属于非专业教育的单位，没有特定的既有利益，所履行的功能类似于我们今天的中学。实际上，在巴黎大学里，它所扮演的角色就相当于如今的中等教育。它其实就像是一间公用的前厅，任何人要想进入其他三个系，都必须先经过它。学生必须先在这个系里耗上一定的时间，才能继续攻读神学、医学或法学方面的课程。它是一所预科学校，期望学生们在开始致力于专业研究之前，先完成某种普通教育。这里所提供的教育根本上属于入门性质，就好像今天的学生们在我们中学里所接受的教育一样。

    艺学院的入学要求包括读写能力和对拉丁文的全面掌握。这种掌握绝对是一种基本的要求，孩子们在被称作“文法学校”的小学校里就已经学过了。至少在一开始，这些方面的教育完全是在巴黎大学之外进行的，后者只是在后来才把自己的权威扩展到它们头上。它们是以前的教育体系 （包括主教座堂学校、修道院学校和教会学校）留存下来的痕迹。巴黎大学的建立固然侵夺了它们的位置，但却不曾完全地吸纳它们。巴黎大学脱胎于一个集中和组织的重大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它吸纳了教育中最高深的一些方面，却将一切粗浅的方面排斥在外，从而使后者依然如故，依然仰赖于宗教的权威。因此，在城岛上才会留有一些文法教师没有加入巴黎大学法团，继续在一切照旧的状况下从事教学活动。他们申领执教权的来源，他们所仰赖的对象，都不是圣母院的主事（让后者执行这等琐屑职事未免屈尊），而是诵经教士。 注104 除了这些学校，还有一些同类的小学校，附属于巴黎某些有教务会的教会（Églises collégiales）。外省的情况也是如此：来自街坊邻里的孩子们，就是在这些学校里获得最初的教导后，才有可能将来进入艺学院，从而进入巴黎大学深造。

    但是，即使说要想进入巴黎大学需要拥有一定的基本知识，这种知识也只是完全基础性的。要求事先掌握的文法知识相当有限；因此，在艺学院里还得继续教授文法。就拉丁文的学习而言，学识的程度大体相当于我们现有文法课程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把艺学院说成是对应于我们中学里的高级班。我们刚才所说有关这种教育的预科性质的一切，都可以由学生的年龄来证明。正常入学年龄只有13岁，实际上，经常还有必要提早一些入学，因为从14岁开始，就允许拿“学士学位”（baccalauréat）了。而教师们自己的年纪也大不了多少，因为20岁就有可能拿到硕士学位。因此，学生和老师之间在道德上的距离要比日后发展的程度近得多。这个问题我们回头还会再谈。

    在这些情况下，既然艺学院只是一种低等的、更基础的院系，充当着小学校和巴黎大学本身之间的中介，那就不难想见，它在巴黎大学的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永远都只是次要的，有些还受到了抑制。它的首要功能便是让学生们的心智做好准备，以便能够步入它自己不教授的那些学科的殿堂。因此，它就被认为是一种通向超越其本身的目标的手段，从而也就只能在教育等级体系中占据一个比较低等的位置。那些受过教育的人说起来，相对艺学院来讲，神学、法学和医学各系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要高出一等。早在1254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 注105 就以官方的名义认可了神学的这种首要性（praeest reliquis sicut superior）。事实上，神学，关于神圣之事务的研究，难道不是所有研究、所有技艺的最终目标和真正的存在理由吗？稍后，法学和医学也被提到了同样的档次上。在典礼上，在游行中，它们的次序都要先于艺学院，事实上它们今天也是如此。然而，艺学院尽管面临这种因循的分类，尽管未臻成熟，地位低下，却并没有沦为某种无足轻重的院系，始终受更高等的院系的监护，而是在巴黎大学中，迅速为自己创造出一个自己能主宰一切的处境。它赢取了重要的特权，最终以实现对法团其他部分的十足霸权而大获全胜。

    就这样，根据特定的特权，它获准开除任何一位成员，不仅有权开除出它本身这个系，而且还有权开除出整个巴黎大学，而无须事先呈报四系联席会；相反，据说是地位较高的另几个系要想真正开除谁，倒是必须得到整个巴黎大学的一致同意。不过，还得算这样一件事实最明显地展现了艺学院最终获得的这种优越性：巴黎大学自打有那么一位首脑开始，就必须是来自艺学院，只能是从艺学院的成员当中挑选，根本就没有其他系成员说话的份儿。至于校长的权威是怎样树立起来的，那说来可就话长了，在此我不必详细道来。在较早的时期里，校长只是许多首领中的一个，是艺学院教师的头头。然后，他的根基越来越牢固，成了巴黎大学各项集体决策的执行器官，成为法定的联合会主席，最后成为整个共同体的首要管理者，当然，我们也不能夸大他的重要性和权力程度；由于他的任期很短，不可能发挥很大的个人影响。但艺学院的精神通过他取得了主宰地位。而且，在公众的眼里，他代表了整个大学；只要是事关巴黎大学的信函，不管是来自俗界还是来自教会，一律以他为收信人。 注106 无疑，只是在多回合激烈的抵抗之后，那些地位较高的系才认可了这种优先性。神学院的斗争时间尤其长，但最后它也不得不放弃了抵抗，而一道教皇诏书又给了艺学院的特权有力的保障。我们这里看到的这个现象是很不寻常的，需要做些说明。地位最低的系反倒是通过该系的主管为中介，领导着整个巴黎大学。它不再跟在其他系后面亦步亦趋，而是成了它们的指导。再没有什么地方能够比公共典礼更为显著地表现出这种对比了。艺学院最后一个到来，可另一方面，它的代表，也就是校长，却和这块地盘上最显贵的头面人物并肩走在最前列。

    为了说明这种独特的现象，人们已经提出了两点原因。首先，人们将它归结为艺学院相对于其他系所具有的人数上的优势。我们知道，在1348年，有514位艺学教师，而此时的神学教师才32位，法学教师18位，医学教师46位。换句话说，艺学院的教师人数占了整个巴黎大学的5/6（总共610位教师当中的514位）。到1362年，这个比例没有明显的变化：有441位艺学教师、25位神学家、11位法学家、以及25位医学博士。根据当时这种局面，地位较高的各系想必被纯粹的数量优势给压垮了，正是一系列人多势众的示威集会造成了它们的败退。至于为何事实上只是在长期的斗争之后才取得了这一胜利，有说明称是因为艺学院这种人数上的压倒优势也是逐步获得的。实际上，我们知道，在1283年，只有183位艺学教师，而在接下来的那个世纪里，分别有441位和514位的记录。

    据说，第二个因素也进一步巩固了前一个因素的效应。从13世纪末（1289年）开始，申请艺学教师职位的候选人在接受新职责的授予仪式之前，必须在校长面前亲口宣誓，承诺捍卫国家与所属院系的法律与习俗，而不管他们身在何处：“无论地位如何，汝等将谨守在俗教师，捍卫其地位、法规与特权……无论地位如何，汝等将发誓捍卫此一独具特色院系之权利，捍卫其可敬之习俗。”（Item stabitis cum magistris secularibus et deffendetis statum,statuta et privilegia corumdem ad quemcumque statum deveneritis...Item jurabitis quod libertates singulas facultatis et consuetudines facultatis honestas...deffendetis ad quemcumque statum deveneritis）我们知道，宣誓的权威在那时候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违背誓约的人，都会以伪誓之罪被传至宗教法庭。因此，教师们一旦发下我们刚才引用的这些誓词，会发现自己就此一生都和艺学院拴在一起了；不管他们此后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奉行某种特别的忠诚。在上述固定程式中的誓词语焉不详，这本身就使得任何拒绝推进艺学院扩张势力的宏业的人，都有可能被指控为做伪誓。还有一件事实与此相关，地位较高的院系里的那些教师，全都或者几乎全都是从艺学院里出来的，因为艺学院是其他院系一种预科性的入门训练。他们在进入其他学位阶段之前，先要获取艺学方面的学士学位（la maîtrise ès arts）。因此，他们既然已经宣了誓，就得继续依赖这个系；即便他们不是这个系的常规成员，但出于宣誓人（jurati）的资格地位，他们也属于这个系。他们被称为“艺学院宣誓成员”（jurati facultatis artium）。所以，他们有义务表现出一个优秀的、忠诚的艺学院成员的样子。我们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具体情况，使神学、法学和医学这些系会逐渐陷入彻底臣属于艺学院的状况，尽管事实上后者低它们一等。

    这样的说明看起来非常简单，但在我看来，它却经不起细致的推敲。首先，原则一旦确立并被人们认可，的确可以说明艺学院何以能这样容易地使其他系依赖于自己，即便如此，我们还需要说明，这种原则是怎样成功地确立并被人们认可的。在这种惯例之下，构成巴黎大学的各个机构当中，有一个注定会获得一种霸主地位，而这种霸主地位与该机构在等级体系当中被赋予的等级毫无关系，注定会削弱其他构成机构的自主性。对此巴黎大学又何以能够容忍？情况想必是艺学院已经享有了相当的权威，已经在整个大学里占据了主宰地位，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又怎么来说明这种主宰地位呢？宣誓只是这种主宰地位的一种表现，但不能说明它。它完全可以增进了这种主宰地位，但不可能最初创造出它来。这样看来，它可能起到的唯一作用必然只是附属性的。

    这样的话，备选的首要原因就只剩下数量上的优势了。据说，艺学院教师充分利用了自身数量给他们带来的力量，从而最终使他们站到整个巴黎大学的首脑位置上。如果在巴黎大学联席会上，投票是以点算人头为基础的，那么这种说明还算有道理。在那样的情况下，确实可以认为艺学院只需通过直截了当的法定手段，就能够很容易地施加自己的意愿，扩张自己的霸业。可实际上的投票办法和这很不一样：投票是以院系为单位计算的。在开始的时候，甚至任何提议要获得通过，都必须先由各个院系分别商议，然后全都获得大多数的同意才行。再往后，到了14世纪，它们是否能获通过，是根据各个院系中人数最多的一种意见而形成的大多数所决定的。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每一个系不管其成员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如何，和其他各个系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系都有而且只有一票。因此，最势单力孤的系也不会受到纯粹数量优势的欺负，在这样的情况下，很难看出艺学院是如何能够替其他的系来制定规则的，尽管它人数上占了大头。

    艺学院人数上的这种优势，本身难道就不需要做些说明吗？其实，它明显有一个前提，就是整个系已经享有了一种相当特殊的特权，足以为它在巴黎大学所占据的特殊地位给个合理的说法，难道不是这样吗?如果说年轻人都争着去当艺学院的教师，如果说教师们的数量为此逐渐增加，那么，这显然是因为他们所讲授的内容被认为是档次最高的教学。事实上，据说这种教学内容可以称得上是所有学问的基础、根本原则和源泉（fundamentum，originem ac principium aliarum scientiarum）。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因为它所教授的学科几乎就只是辩证法，其他都弃之不顾了，而辩证法在那时被认为是学问之王，是开启其他所有大门的钥匙。谁只要是把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也就被判定为无疑占有了人类学问其他所有分支的精髓。不管怎么说，使巴黎大学获得辉煌声名的，难道不正是辩证法的论战吗？之所以有难以计数的听众先是拥到阿伯拉尔门下，然后是拥到他的继承者门下，难道不正是被辩证法论战吸引去的吗？从那时起，一个系产生了这些光彩照人的论战，又提供了如此高雅精妙的教学形式，就应该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这难道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这就简洁地说明了这个系是怎样获得首要地位的。针对这种说明，也有人反驳道，在当时思想家的眼里，辩证法只不过是一种手段，它最终的目标是神学；事实上，也的确有数不清的文句，把辩证法说成是追求神圣学问的事业中所使用的一种工具。麻烦在于，我们需要补充一点，就这种最终目标而言，很少感到有必要去考虑如何在实际当中实现它。神学方面的教师与学生其实都相当少，有段时间整个神学院最多也只有八位老师。绝大多数的学生眼里就只有辩证法构成的凡俗学问。即使辩证法偏向于神学，这种偏向也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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