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艺学院

向也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纯理论性的。它的首要价值在形式上是被认可的，不过只是在迷蒙的远方瞥见的印象。明晰的眼前还有别的东西，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其他方面，生活的中心在别处，因此，权威之所在也在别处。不仅如此，艺学院也更有可能抗御教会的力量，捍卫法团的世俗利益。

    对于我们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系来说，我们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价值。正如我们所言（下面所说的一切都将证明这一判断），艺学院对应于我们所说的中等教育。所以，当时的巴黎大学是个复杂而含混的体系，其中包含了从最朴素的（从文法课程归到它名下开始）到最高雅的各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教学；而在这个体系里，通过艺学院，中等教育获得了最显著的地位。它构成了学术生活的中心，它是整个体系的基石。它是最关键的东西，是让学生趋之若鹜的东西，是整个世界的目光锁定的焦点。它的这种地位并不是出于偶然的外在情势，而是出于它内在的性质，因为它比其他任何形式都更好地适应了学生群的需要。我们就此找到了一个早期的证明，可以支持我在此书开头所发表的看法。我指的是作为我们学术史上一个独特之处的事实。在法国，长久以来，中等教育一直多少可以说是完全主宰了其他各级教育，实际上完全起到了统率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出这种主宰地位肇始何处了。一旦我们拥有了一种比较发达的教育体系，中等教育的这种主宰地位也就形成了。至于它是如何在它兴起的地方发生的，现在还不到探讨的时候。现在，我只打算点出事实，提出问题。我们会努力给出回答，不过得等到我们稍后占有更多的信息，也就是当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主宰地位在相当不同的情势之下，巩固了自身，也许还变得更加显著。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个方向上的一种新的进展，看到这同一种趋向上的新的表现。前面我们其实已经看到中等教育在巴黎大学里获得了一种核心的地位，但它在其中发展起来的那个结构并非它所独有，这些结构与它的本质并无关联。正相反，从它们当中发展出来的是今天的高等教育（院系）。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同样是这个艺学院，是怎样为自己创造出新的结构，同时保存了中等教育的独特结构（即学院），又是怎样把可以利用的最好的教学资源都吸引到自己身上。

    为了理解我们将要来谈的这个重大转变，我们首先必须试着来描述，学生在艺学院就读时，最初是怎样安排他的生活的。

    我们不妨来设想，在13世纪的上半叶，有这么一位相当年轻的小伙子，大约十三四岁，来到巴黎求学。我们已经看到，那时候，还没有任何既有规模、名声又好的固定机构供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就像学院日后演变成的那个样子，小伙子们的父母可以很放心地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那里去。艺学院只是教师的一个联盟，同时在不同的场所开课，自筹开销，自担风险，先是在城岛上，然后又到了塞纳河左岸的福阿尔街。 注107 因此，孩子们不得不从同时开课的几百位老师当中为自己挑选一位，跟到他门下。他不仅需要从这位教师那里接受他来此寻求的教导，而且考虑到世俗当局的要求，还期望以此为自己找一个保人。实际上，如果他被市镇当局的人逮起来（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巴黎大学的一位常任教师就可以去把他认领出来。这一点非常关键。这位教师会担保这孩子是个学生，求诸这种身份所带有的豁免特权，以此把他从世俗当局的铁爪下解救出来。下一步，他必须为自己挑选一个住处，同时也挑选伙伴。这是因为，在那时候，独自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情。在别的情况下迫使工匠、商人和教师各自组建起某种联盟的那些因素，也在学生群中产生了同样的效果，使这群人把自己组建成一个群体。很有可能就是这种需要，促成了一种以“同乡”为基础的组织。这事儿其实很自然：同出一地的学生想必会相互吸引，组成一个群体，分享共同的生活方式。他们会租下一处可以共同生活的地方，就像某种会社那样生活在那里，而他们的老师也经常和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桌共餐，同甘共苦。这就是所谓的“会馆”（hospitium）。博韦人文森特 注108 记叙了圣者埃德默（Edme）照料他的一位患病的学生，每天带学生们一起到福阿尔街去上课：这些也许是和他自己同住一所会馆的成员。事实上，教与被教的人之间在年龄上相差不多，这也助长了这种亲密关系。双方经常在一起娱乐，而学生们卷入的丑闻他也脱不了干系。

    关于这些会社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它们没有任何法律上或官方的地位。尽管如此，在成员之间盛行的那种平等，也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它们的管理想必是非常民主的。毕竟，这是它们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它们在牛津所保持的特征。而大家知道，牛津大学是仿效巴黎大学建立起来的。他们的头儿是一位主事，由群体的全体成员选举产生，他的权威也只限于群体授予他的范围。无疑，经常会有很多非常合乎情理的想法，觉得主事该是个老师，但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并不是一条法定的规矩。习俗只是经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确立起来，最终才具备了法律的约束力。

    这种组织形式绝对是最常见的，但也有两类学生不适合这种形式。首先是富家子弟，他们有私人的公寓，和一位导师住在一起。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出身贫寒的孩子，缺乏必要的财力以支付会馆的开销。在中世纪的大学里，听课行列中有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学生：“有贵族，也有平民；有贵胄子弟，钱多得可以纯粹出于炫耀，长期雇着仆役扛着厚重的书册走在他们前面（参见拉伯雷）；也有鸡鸣狗盗之辈的儿子，由于实在是穷，为了支付学费，只好充当仆役，打各种零工，比方把圣水 注109 担到私宅中去。”还有些人经常乞讨，因为托钵修会 注110 的例子已经证明，在那时候，乞讨被当作是神圣的事情，所以绝没有半点儿见不得人的意味。总而言之，今天正把俄国大学搞得一团糟的贫困的毒瘤，以及伴之而生的所有不幸，也同样滋扰着中世纪的大学。对于贫困学生来说，要吃饭，要谋得一片栖身之地，要有钱买蜡烛、买书（而且只是价廉质劣的稿本，满纸都是难以解读的缩写，这些在我们的图书馆里还常能见到），这些都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注111 为了疗救这些不幸，某些有善心的人想到了建立一些固定机构，靠着这些机构得到的稳定捐赠的支持，让一定数量的贫寒学生能够免费寄宿和维生。和我们在讨论的这种会馆相比，这些寄膳宿舍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也就是说，它们也就是某种客栈，只不过是受捐助的客栈，是供一定数量的学人寄宿的地方。这些受捐助的会馆就是最初的学院。它们大约是从13世纪初就开始出现了，只是形式上还很不起眼儿，比较简陋，甚至有些破败，所以一点儿也看不出能够有日后学院之类机构所享有的幸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附属于一家医院或寺院。一直要等到13世纪中叶，特别是14世纪，才开始出现规模比较大的靠基金捐助建立的机构。头一个就是索邦学院（collège de la Sorbonne），是1257年左右特别为16位神学生建立的。然后，首先就得算是纳瓦尔学院（collège de Navarre），据称是巴黎第一所大型学院。 注112 它的创立是为了收纳20位神学生、20位艺学院学生以及20位修习文法的学童。修习文法的学生（我们在这一讲开头就已经谈到，在此之前一直生活在与艺学院学生分开的机构里）现在发现自己和艺学院学生在一起生活了，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这么多共同之处，以至无法准确地分辨文法课程到何处结束，而艺学课程又从何处开始。在纳瓦尔学院后，就是哈考特学院（collège d’Harcourt），它固然早在1280年就已开始筹措，但直到1311年才真正开办。纳瓦尔学院和哈考特学院可以看作是14世纪开始大量出现的那种机构的主要原型。

    这些学院对免费会馆的效仿程度如此之深（参看高僧布克 注113 论哈考特学院），以至在根本上还保持着民主的性质，虽说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有所淡化。今天，提起学院，让人想起的是一个多少带有权威色彩的组织，处理与会社有关的事务的不是人，而是特定的公务员，他们对这些事务各司其职，也各负其责。但早期的学院与此大有不同。可以肯定的是，学院的院长（principal），当时叫“proviseur”， 注114 并不只是被选出来的学生，而是一位由巴黎大学正式授职的教师，听命于巴黎大学，并且在有些情况下，还同时听命于某些宗教权威机构，因为学院创建者已经授权这些机构控制学院的内部事务。不过话说回来，这绝不意味着学生们在寄膳宿舍的管理上丝毫不起作用。所以，在哈考特学院，校长在正式履职之前，必须是经学生大会选举产生的；而在纳瓦尔学院，很长一段时间里，不是学者的学生要想入学（不管是修神学还是修艺学），都得经过各位学者的一致同意。只有修文法的学生没有这项权利，这是因为他们实在太年轻了。

    接下来要谈的就是艺学院学生最初是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他去福阿尔街的某些街区听自己选的老师的课。可供教师上课的地方有限。就他学术之外的生活来说，他要不待在会馆或受慈善捐助的会馆里，要不就待在学院里，这些学院是以前者为样板建造的，只是细节上有些不同而已。这些至少就是最普通的生活方式。教育与日常生活的需求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现在将要看到一场真正的革命，它模糊了这种界限，并且最终去除了这种界限，从而彻底改变了巴黎大学的组织方式。是慈善会馆或学院的设立与发展促发了这场重大的转型。在我们接下来的整个教育史当中，都不断能感受到它的影响。

    相比于其他的学生，不管是走读生（绰号“雨燕”），还是私人会馆的房客，学院的学者都享有某些重要的便利。首先，他接受的训练更为正规。所以，除了在福阿尔街教他的公共教师，他还有某种辅助教师，或者英国人所说的私人导师，就是他的院长。院长必须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听课，回答学生们向自己提出的问题，并应他们的请求做出说明。除了在公共学校里详细讲解过的书之外，他还会和学生们一起读些由大多数学者选定的逻辑、文法或数学方面的书。一起做练习既方便指导，效果也更好些。再者，学院或许可以有财力提供图书馆，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种宝贵的资源，而个人或私人会社就有可能无力配备。这些便利是如此明显，以至不久之后，那些富裕或有闲的学生就自掏腰包付膳宿费用，以求被准许进入学院。这些人被称作学院的宿客，或者说是“寄宿学者”，因为他们自付房钱以及饮食份钱。风气一开便迅速传播。各个学院的总人数就此迅猛增加。而负责监管学生生活及学习的教师群体势必也要相应增加。在膳宿宿舍里进行的补课和加课也越来越多，并且也越来越重要。教师们不再在福阿尔街里等着他的学生来上课，而是走进学院来教学。这样一来，社会生活的中心也就逐渐转移了，从福阿尔街，从公共学校，移到学院内部。到15世纪，革命宣告完成。学院成为巴黎大学中唯一一种结构。在学院里，学生们除了找到吃住的地方，还能找到他们要求的所有教育。因此他们再也不需要外出了，寄宿学校的原则就这样确立下来。

    我们有机会还要回过头来充分地评价这场革命。但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大概地说说巴黎大学这段校史展现出的一点特征。很少能够找到这样一种重大的机构，它的形成是如此完全地起因于纯粹自生的进化力量，起因于和产生生命体的过程相类似的有机生长。如果它是一个生命体，我们会看到它从一个微小的、无定形的种子，逐渐成长，越来越大，在一般的、非人格的、无意识的力量下产生自然的转型；同样，我们也绝不会在哪个地方看到就此实现的变化能够直接加诸一个特定个体的工作。有一桩事实非常具体地证明了这个特征。事实上，发生在这种组织中的所有转型，随着机构的演进而产生的所有创新，都不能确切地定出日期。造成它们的那种演进是那么彻底地具有持续性，以至我们无法确切地定出开端与终结。在教堂周围大量出现的教师，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越过塞纳河到对岸去的呢？我们一无所知。同盟是什么时候成为一个得到公认的正式法团的？无人能下定言。院系本身内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分化的？它们是什么时候承认校长的权威的?逐步开始的，这就是唯一可能给出的回答。慈善会馆，也是最初的学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同时成为教学机构的？它们是什么时候吸纳艺学院的?这里是不可能定出什么确切日期的。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巴黎大学是一种自然现象，一种环境之力的产物，是社会的自然产物，并且也许比其他任何机构都更好地表现了社会。对我们所开展的历史考察来说，这绝不是它最没意思的一点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