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大学的起源

前面的广场开始，沿着教堂北厅伸展，然后再与主教宅邸的花园相接。就在这块地方，聚集了来自欧洲各个角落的学生。主教学校因此获得了霸主地位；我们将会看到，相比于其他学校，它甚至在法律上拥有某种优越性。从此以后，法国乃至欧洲其他社会的学术生活都有了一个固定的中心，界定明确，不易更改。而这个中心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某一位杰出教师所拥有的权威和声望，因为这样的名人只能倚重一时，有可能去别处另谋教职，迟早是会消失的，学校的命运也只能系于其一人之身。此后被称为“巴黎学校”的那所学校，它的优越之处首先来自于一些比较持久的非个人性原因，来自于它的地理环境和位置————它占据了国家的最中心。因此，它在学术等级体系中的地位不再像其他学校那样仰仗在校教书的教师的个人素质；以它为中心的集中更可以确保持久性，因此也可以期望，它必将产生出更多的实质效应，这是那些聚散不定的聚合所无法比拟的，后者只是看哪里有一位知名教师占据了某个有名气的“教席”，就以此为中心而形成。教育体系开始有可能以一种新的方式组织起来，成为稳定的，有规律可循的，非个人性的，并且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从中浮现出一种此前不曾听闻的新的学术生活风格。

    因此，产生这些剧变的种种力量，至少是种种非个人的力量，可以分为两种。至于这些力量的后果，我们稍后将进行考察。第一种是整个欧洲的思想活动普遍恢复了活力。这种思想活动通过两种方式逐渐集中在一起：先是集中到一些地方，数量不多，彼此分散；再集中到一个地点稳定下来。这个单一的地点居于中心，位置优越，这样的环境会产生出生命力，进而孕育出教育创新，我们稍后将会来勾勒创新的进展。从这个源地中孕育出大学教育的组织形式，中世纪的文明在此获得了最切实的发展，而这种组织也通过自身的转化，确保自身一直延续到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所有的中世纪机构中，时至今日，显然只有一种机构留存下来，尽管它的确有某些变化，但依然与当时的面貌极为相近，这种机构就是大学。

    在这些非个人的力量之外，机缘巧合之下，出现了那么一个人，为这一现象做出实质性的贡献。所谓的机缘巧合，是说整个中世纪最负声望的人物之一，或许就是最负声望的那么一个人，正好出现在了巴黎。我这里指的就是阿伯拉尔。 注69 这里我们没有必要深入他那动荡的一生中所经历的许多事件，更无须描述他非同寻常的体相。而且，不管他的人格与辩才的魅力在他的成功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我看来，似乎不可能完全从他的个人天赋出发，来说明他的影响如何深远。很少有人曾经享有过这么彻底的美名。古代的哲学家和现代的哲学家一样，即便为人所知晓、所景仰，也只限于知识分子同事的有限圈子。而阿伯拉尔却是三教九流共同景仰的偶像。雷姆萨特（M. de Rémusat） 注70 说：“只有伏尔泰，也许只有伏尔泰，只有他在18世纪所享有的地位，能够让我们大概领略12世纪人们对阿伯拉尔的看法。”按照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我们从来不曾见过像他这样的人物；此前历代都不曾听说有过像他这样的人物。人们谈起他来，就说高卢从未有过如此伟大的天才，他是伟人中的伟人，他的能力超出了一切用来估测人的尺度。能够与其相提并论的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还有西塞罗和荷马，这当然是就他的文学天赋来说的。今天，一位名叫雷姆萨特的学者，在对阿伯拉尔及其著作进行深入研究后，首先承认他是“人类思想的解放者中最卓越的先驱之一”，但又说道：“可他并不是一位伟人；他只是拥有一副敏锐出众、聪慧过人的一流头脑，作为一位批评家，他的观察之深刻、表达之明晰，足以证明他的理解力令人惊羡。”所以说，他的声名与他本人的素质是不相称的，因此，这样说想必另有缘由。他之所以享有这样的声名，不仅仅在于他的知识和辩才，而且还在于他属于这样一种人：我们通常会发现，在所有伟大的历史时期来临时，都会矗立着这样的人，而他们的同时代人从他们身上看到的，则是自身放大了的伟大肖像。阿伯拉尔也许是整个中世纪时期最全面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在他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人格化了的中世纪的一切偏好：精深的辩证法造诣，基于理智的信仰，宗教的狂热和求知的激情都奇怪地融合在一起，这正是这个伟大时代独有的标志。关于共相的问题，这个使中世纪如此迷恋，让整个中世纪思想在数百年间趋之若鹜的问题，其设问从未如此出色，格局从未如此宽广，论辩从未如此畅达，而气韵也从未如此雄浑。每个时代都会倾向于颂扬甚至神化某些人，自认为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形象，而他们也为时代本身的理想充当了魅力四射的化身。在景仰阿伯拉尔这个人的时候，12世纪也是在景仰它自己，就好像18世纪从伏尔泰的形象中景仰自己一样。

    不管阿伯拉尔的影响力来自何处，总之超出了我们的设想。当他开始在巴黎讲学时，这座城市便成了欧洲整个思想界的关注焦点。“到处都在争说着他，从彼此相隔遥遥的各地，从布列塔尼 注71 和英格兰，到波罗的海和日耳曼诸国，人们蜂拥而至，亲聆教诲；甚至罗马教廷都派人来听他讲学。人们聚集在街上，期盼能望他一眼，走到哪儿都有人拦住他。为了一睹他的面容，楼上的住户会跑下楼来守在自家的门廊下，妇女们则会把自家小窗的帷帘拉开一条缝。” 注72 他的学生数以千计，其中有许多后来也成为名师。据说，他的学校培养出一位教皇，19位红衣主教，还有五十多位驻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地的主教或大主教；其中，有著名的巴黎主教彼得，他的著作《教父名言集》后来成了巴黎大学讲授神学的标准教科书。 注73

    如果你想想，课程体系的核心就在于有关共相的某一命题，那你会发现很难理解如此这般的狂热之情。“属”究竟只是人的思维的构造，还是高出自己所分有的具体事物的某种客观实在；再比如，在人的个别存在之上，是否还存在某种所谓“人性”的抽象实体，或在各种动物之上，是否还存在某种称为“动物性”的抽象原则，在我们看来，这类问题都是些极其枯燥的理论问题，如何能够激起如此激动的情绪?

    其实，在这场著名的论争当中，还牵涉到其他许多问题，直接触及当时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所能提出的一些最关键问题的核心。我们姑且承认，除了个别实体之外不存在任何实体，而一个“属”也只是包括构成它的那些个别事物，属也就是一个词，用来指称这些个别事物的集合，或者是它们的各项共同特征的集合。如果是这样的话，教会最关键的那些教义就无法解释了。比方说，我们如何理解圣三位一体？如果说个体凭借他的总体性和统一性，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实体，如果说组成他的各种要素并无任何实体性的现实存在，那么三位一体中三个神圣的位格，就该是三个无法化约的独立实体。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接受了一种彻底的多神论，而这对基督徒的心智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要么，我们就得主张三个位格其实只是一个，是同一个实体的不同方面，并无自身独特的个别性。这样的话，我们又陷入了上帝一位论，而这种论调与教会教义之间的抵触丝毫不比前一种少。 注74 同样，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解释圣餐中所谓上帝确实在场的教义？如果每块面包都是一个单独的、不可分割的实体，而这一实体又能通过某种方式消失，被另一种相当不同的实体取代，后一种实体却能保留第一个实体的所有外在表现，对此我们又做何说明呢？再有，如果个体相互之间有着不可化约的差异，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实体性的纽带，如果所有人都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人”这个类，而且后者也没有独立的存在，那么，我们如何说明第一个人的原罪就不是纯粹个人的呢？它如何能够把它的后果传递给其他并未犯有此罪的人？这样，原罪学说就成了自相矛盾的了。

    这样一来，认为“属”有其现实存在的唯实论能够被天主教正统学说所采纳，似乎也就很合乎逻辑了。实际上，唯实论本身就带有某种正统学说的特征。比如说，根据唯实论的说法，万物皆由两种成分组成：一方面，是属的本原，在属于该属的所有个体身上，这一本原的表现都是相同的，它是这些个体的灵魂，看不见，摸不着，纯粹是神性的；再有一种是有形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属的本原得以个体化，从而说明它为何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于不同的地方。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圣事中，面包中属的本原与神的本原是如何消失的，并且在不改变其有形形式的前提下，是怎样被另一项要素所取代的。正因如此，神的本原能够化身为一块块面包。但是，即使唯实论的优势在于能够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表述某些信条，可同时又产生出何其多的问题！如果属确实是一种自在的实在，那么，属就是一种真实的实在，而对于我们自身来说所有个别的东西，都无非是些可感的表象、有形的形式、纯粹的偶然。所谓实在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独立占有的东西，而是我们与自己所属的那个属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个别的东西就此消失在属的东西中，这样的话，信奉泛神论的宇宙观也就很合逻辑了。

    这场争论中的焦点，还在于构成当时道德意识和宗教意识之基础的那些信仰。信仰本身就是焦点。概而言之，在这种表面上显得抽象而思辨的问题背后，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早已形成而且强劲有力的尝试，就是用理性来检验信仰。当然，此时尚未出现任何企图质疑宗教真理的质询，但已经让人感到需要去检视一下宗教的真理，挑战它所宣称的可以置信的证据，找到一种形式，能够理性地、理智地表述这种真理。人们在感受到需要去理解信仰时，甚至未曾去质疑这种需要是否是虚妄的，这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实质的创新。如果把理性、批判和反思精神引入一套此前一直显得不可置疑的观念，那么这一刻也就是终结的开始了；敌对方就此站住了脚。如果理性未曾获得应有的地位，那么，从它在某个地方确立起自身立足点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会推翻人为的阻碍，克服种种力求维持这阻碍的企图。而经院哲学的成就正在于此。它用理性来检验教条，哪怕它拒绝否认教条所具有的真理。在理性与教条这两种力量之间，它力图维持一种均衡，这既是它的力量所在，也是它的缺陷所在。

    这段时期向我们展现了一种景观，在对传统的尊重与对自由探究的向往之间，在维护对教会的信仰的欲望与日渐增强的理解的需要之间，它备受折磨；尽管如此，它依然蹒跚前行，包含着某种有趣的甚至是戏剧性的东西。在有些人看来，这几百年始终处于思想迟钝下的麻木状态，但其实它们从来也不知道什么心灵的平静。它们内部产生了分裂，被扯向两个相对立的方向。这是人类心灵欢腾、激发创新达到最高程度的几个时期之一。果实的收获尚有待后世，但种子却是在此刻播下的。鲜花盛开要等到17、18世纪的辉煌，那时候，阳光明媚，一片欢愉，而播种却是件充满艰辛的工作，但正是种子的质量决定了收获的丰厚。如果我们着手研究我们将要涉足的那个时期，这一点必须时刻铭记于心。正是因为这一点，中世纪时的人们才会在展开辩论的时候满怀激情。这些辩论引起了我们的兴趣，正是这种兴趣，使我们得以理解当时经历了这些辩论的人们对它们所持有的兴趣。

    最后一点，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我们说明阿伯拉尔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从何而来的。这是因为，他将自己与自己所处的那个世纪融为一体。这是因为，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充分地理解了那种充满苦痛的混乱，而恰恰是这样的混乱既使他得享盛名，也使他饱受折磨。他和他的时代（事实上，不只是他自己所处的那个时代）并肩而立，使他不仅体会到了探究的激情，也最终体会到了怀疑的折磨。

    对于阿伯拉尔的个人影响力，我们既不应该否认，也不应该夸大。时常会有人指出，他就是巴黎大学的创建者。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首先，在这段时期，还不存在任何可以享有此名的组织。再者，与他的名字连在一起的那场运动，之所以会表现得那么强烈，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完全归结于此。从他那时候起，出现了一种思想上的焦虑，一种对知识和知性的渴求，这些才是簇拥着他的人群背后的真正推动力。当然，他凭借自身的个人素质，为增强和巩固这场运动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就此开辟出的道路，将一直通向巴黎大学的创立。实际上，受他吸引来到巴黎的大批学生，已经使这座城市荣光倍增，并进一步促使欧洲的学生群年复一年地向此地聚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学生的数量实在太多，教师本身也不得不成倍地增加人手。圣母院学校已经不够用，大量教师开始把授课地点移到私人宅邸、自家居所、巴黎城岛 注75 乃至塞纳河的桥上。如此成群聚集的大批教师，是促成巴黎大学诞生的物质条件，但也仅仅是物质条件而已。我们需要说明，为什么这所学校会自我组织起来，确定成为一个享有这一称呼的学术体系，这是一个全新的体系，一个史无前例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