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巴黎大学的诞生

    ————就职礼（inceptio）与执教权（licentia docendi）

    在上一讲结束时，我们已经触及这门课必须考察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关于那场重大学术运动的实质。随着历史的演进，这场学术运动获得了它的名称：“巴黎大学”。这个具体的表述又体现着什么样的教育理念？为了确保得出正确的答案，最好的办法就是回溯这个机构的起源，考察它是如何逐步形成的，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出现，是哪些道德力量造成了这个后果。我们要考察发出这棵嫩芽的那粒原初种子的构成，细究组成它的各种成分，看看它们是如何聚集并组合在一起的，这样，我们便能够指明，在怎样一种精神的激励之下，这个机构确定了自己的取向。

    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我们的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教育理论中，它的重要性和研究价值都是极其显著的。这是因为，巴黎大学就是一个基体，我们整个教育体系都是从它那里发展而来的。此后将要构成我们的中等教育体系的一切，它从一开始就都蕴含其中了。而我们的学院也是从它这个母体里孕育出来的。此后我们整个的教育发展都带上了它的印记。其次，这个问题的历史研究价值也相当可观。尽管它影响我们的方式并不那么直接，但还不至于让我们可以漠然视之。这是因为，再没有什么机构能够比它更好地体现中世纪的精神。大学不仅仅是一所教授一定数量学科的学校，而是最如实、最具代表性地反映这个时期的机构，甚至可以说强于教会和封建制度。欧洲民众的精神生活所配备的器官，从来没有这样的精准，从来没有获得过这样普遍的认可，一句话，从来没有这样良好地适合于它的功能。因此，大学的影响力远比政治史家引导我们猜想的要高。我们将要进行的研究会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组织，这个孕育出我们自己组织的组织。

    关于我们将要探讨的巴黎大学的起源问题，已经有大量的重要著作以此为主题了。我不打算在此开出一份完整的书单，但至少得择要说明任何一个着手研究巴黎大学校史的人都理当参考的主要原始资料，以及利用这些原始资料完成的主要著作。就原始文档而言，可以查考德尼弗尔教父和夏特兰合编的《巴黎大学文件汇编》，这部书的头两卷分别出版于1889年和1891年，一直可以把我们带到1350年。 注76 另一部材料极为丰富的文献，也是第一部系统的巴黎大学校史，是杜·布拉伊编写的《巴黎大学校史：自查理大帝至本朝》（Historia 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a Carolo Magno an nostra tempora ）（对开本六大卷，1665——1679年出版）。 注77 不幸的是，此书作者一点考据精神都没有，对巴黎大学起源的叙述完全是神话式的；名为历史，实为传奇。不过话说回来，这并不妨碍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充当经典。有大批著述家在不同程度上忠实地仿制了它，至于他们的名姓就没有复述的必要了，因为他们的作品没什么价值。索邦本身就收藏有一部非常古老的手抄本，它的主旨恰恰是要驳斥杜·布拉伊。但这部题名《巴黎大学史考：四点实据》（Universitatis Parisiensis ejusque Facultatum quatuor orgio vera ）的佚名稿本从来没有正式刊行过。

    只有到了19世纪下半叶，巴黎大学校史才算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阶段。这股趋向是由图洛开启的，他的博士论文题为《中世纪巴黎大学的教学组织》， 注78 通过极其细致的考察，描绘了中世纪大学里教育体系的运作原貌。不过，对于起源问题，他只是略有述及。德尼弗尔教父的巨著《1400年前的中古大学》开始填补了这个缺憾，此书于1885年开始陆续问世。最后是比较晚近的一位，拉斯代尔（M．Rashdall），他对中世纪时欧洲各大学做了广泛研究，写出了《中世纪欧洲各大学》（Universities of Europe in the Middle Ages ，Oxford，1895，共11卷），而在书中，巴黎大学不可避免地占据了主要篇幅。 注79

    记住了这些原始素材，我们就可以来看自己的问题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曾经有这样一种倾向（事实上，今天依然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倾向），就是如果历史说明在解释社会制度时，依据的是据说创建或所谓发明了这些制度的重要人物，那么我们就会接受这种说明。本着这种精神，人们习惯于去寻找一个人，可以把巴黎大学的创立和这个人联系在一起。而中世纪之初就有这样一个人物出现，如巨人一般屹立于世，此人便是查理大帝。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杜·布拉伊才认为可以把巴黎大学的起源一直上溯到查理大帝。所以，在他看来，巴黎大学的组织只不过是从巴黎学校发展而来的。对于这种纯属神话式的观点，在此我们就不需要去考察了。我们只需要注意到，巴黎大学是在巴黎诞生的，这一点我已经指出过，并且很快还会举出更多不容置疑的证据。巴黎大学在本质上是属于巴黎的，相反，巴黎学校则附属于查理大帝的王室，是和这个王室本身一样四处迁移的。而这位帝王到过那么多市镇，住过那么多宫堡，我们甚至都不能肯定，他有没有在巴黎这座城市停留过几个小时。查理大帝与巴黎大学之间的唯一关联，就在于的确是靠了查理大帝的支持，才有了主教座堂学校的重新兴起，而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至少在某种意义上，巴黎主教座堂学校就是巴黎大学的摇篮。

    今天，已经很少会有人再拿这种历史神话当真，实际上这种转变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又有另一位人物接过了查理大帝曾经被赋予的角色，他就是阿伯拉尔。就连图洛这样出色的史学家，也推断出他是巴黎大学的创办者。表面看来，是当时表现出的巨大的思想活力开创了教育方面一个全新的时代；而把欧洲学生群吸引到巴黎来的这种对于学问的狂热之情，则有相当一部分得归功于阿伯拉尔的个人影响力。但是，不管这场运动真正的起源是什么（我们已经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场运动的那些根本起因已经超出了阿伯拉尔的个人特征），可以很肯定地说，当他发现自己被名副其实的学生大军所簇拥的时候，在巴黎还不存在任何配得上“大学”之名的机构。实际上，大学并不仅仅是哪一所主教座堂学校或修道院学校更高级的形式，学生人数比一般的学校要多，而是一种全新的学校教育体系，随着我们考察的推进，它的独特之处将会逐渐浮现出来。而在阿伯拉尔的时代，除了那些附属于主教座堂和修道院的学校，根本就不存在其他任何学校。他自己教学的成功开展，最初是在巴黎圣母院的回廊里，然后是在圣热内维埃夫修道院里，这座修道院坐落在同名山丘顶上，今天我们在原址看到的是先贤祠。 注80 确实有数以千计的学人来到这些学校，为的是亲聆这位伟大的教师授课，但这根本不能改变这些机构的性质。

    不过，那时确实也发生了一样重要的创新，它所开辟的道路导致了巴黎大学的创立，使得巴黎大学的组织形式变得很有必要。在12世纪，由于阿伯拉尔的教学，在同样程度上也由于巴黎在法兰西王国中的中心地位，巴黎在欧洲公共舆论中获得了一定声望，精神生活愈益增强，出于这些缘故，学人越聚越多，在宗教机构内创办的特有的学校，不管是主教座堂学校，还是修道院学校，面对这大批大批如饥似渴地求学问教的人群，都已经无法充分提供他们所要求的教育。它们的这种欠缺很快便恶化了，因为事实上这些学校大多数停办了，只有圣母院主教座堂学校硕果仅存。即便是阿伯拉尔曾经在那里大出风头的圣热内维埃夫学校，在阿伯拉尔死后也是一蹶不振。从12世纪末以后，即便这座学校还在勉强维持，也只能是借着昔日荣光的荫护了。圣维克多修道院所属的学校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因此，圣母院的那个回廊就成了巴黎唯一的思想中心，唯一向在俗之人开放的教育中心。显然，单凭一己之力，它无法为依然不断增多的大批学生提供他们所需的教育。这样一来，授权教师个人在教堂之外开办学校也就势在必然了。他们在自家居住的私宅里授课，但教区当局要求他们只能居住在巴黎城岛或塞纳河桥上。其中，就有一批教师在小桥（rue du Petit Pont）上开设了他们的学校。我们知道的就有一个叫小桥上的让（Jean du Petit Pont），一个叫小桥上的亚当（Adam du Petit Pont），再有一位叫小桥上的皮埃尔（Pierre du Petit Pont），他们都是12世纪时的名师。这些学校的创办构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这也为另一场意义甚至更为重要的革命做好了准备。只要这些学校还坐落在教堂或修道院的院落或附属建筑里，在回廊的环护中，也就根本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组织形式。它们会受到教会组织的庇护。它们是教会的一个机构，因此也就受制于教会的规章和纪律。而现在，不管怎么说，我们有大批的教师与学生开始在这个教会氛围之外活动了。尽管说他们依然留在教堂附近，也不得不留在教堂附近，但却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教堂了。他们是些在俗之人，过着世俗的生活。至于教会，他们受它的管制只是间接的、遥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势必会有新的观念和新的渴望问世，势必会有一种全新的学术生活形式诞生，它需要一种特别的组织形式，与中世纪迄今为止已知的任何形式都很不一样。

    这种组织形式又是什么呢？

    在我们所说的这段时期中，公共活动各个领域中的法团生活也是盛极一时。 注81 一方面，行业的相似使同操一门职业的劳动者维系在一起，相互之间确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生活条件本身也使维系起来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事关重大。因为只有联合起来，形成持久的社团，强大到足以要求得到尊重的地步，他们才能成功确保自己得到存在下去的合法权利。自然，这种权利实质上就包含着某种垄断。那些已经获得这种权利的人会守护它专归己有。但是，对于那些享有垄断的人来讲，这些垄断也同时包含着义务。这是因为，社团为了保持强势，会用义务来约束自己的成员，而如果这些成员没有能够履行义务，他们的特权就会被剥夺。中世纪法团的典型特征，就是一些享有特权但却受制于严格纪律约束的群体。如此说来，在城岛上并肩授课的老师们，其处境与其他某种手艺或行业里的师傅们并无不同，也是通过从事同样的职业来谋生，也要为确保自身存在下去的权利而被迫奋争。因此，他们必然要以同样的方式，将自己组织成一个法团。

    一种旧有的职业惯例仿佛成了结晶的中心，教师法团就围绕着它组织起来了。这是一项由来已久的惯例，任何人如果想要授课，都必须先跟从其他某位教师上课，并且必须达到一定的期限要求，大约五到七年不等。而这位教师本身也必须获得应有的授权，并且为他的学生举行过某种授衔仪式。在阿伯拉尔的时代，人们已经认可了这项原则。阿伯拉尔在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曾有一度有志于教授神学。他被迫遵循旧例，在自己可以教授这门课之前，先去一位已经被认可的神学教师的学校听课。而指导他的那位神学家便是拉昂的安瑟伦。可是，由于他生性急切，又恃才自负， 注82 就截短了正常的学徒期，还没等得到老师的授权，就开始自行开课了。这种不得体的举动遭到了相当强烈的指责，被视为大逆不道。他被迫离开拉昂，离开这个他以自行授课的方式嘲弄了规则的地方。当他被送到苏瓦松主教会议（the Council of Soissons）上接受审判时，对他的几项主要指控中就有这一条。他被指控为“无一教师在场而自行开课（quod sine magistro ad magisterium...accedere praesumpsisset）”。这些措辞清楚地表明，如果一名教师的学生要能够自己授课，至少在第一堂课上，该教师本人必须到场。

    而教师的角色也不只限于被动地听课。得由他来为自己的学生佩戴上象征其新教职的徽章，然后行亲吻礼并致福。这种仪式当然很早以前就有了，尽管形式也许并不总是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它在我们无法确知的某个特定时刻，得名为“就职礼”（inceptio）（首次亮相，就任试讲）。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所谓“就职礼”的仪式中，已经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过去的学生要想成为一名教师，就必须得到既有教师社团中的一位或数位教师的首肯，然后被这个社团所接纳。这种仪式也就此证明了某些特定的职业团结感，以及对全面垄断的渴望，而这是整个法团生活的最初种子。这种惯例与整体上的法团生活组织之间确实有着相当密切的关联，证据就是事实上几乎没有任何法团中不曾举办同类仪式。一旦新同事已经拿出了他的出师活儿 注83 并且获得认可，就算被接纳进了自己的行业。年轻的见习骑士要由他的前辈接纳，才能正式进入骑士团。从这些例子里我们都能找到这种仪式。已经有人指出，后面这种仪式与就职礼之间有一些相当具体的类似之处：教师几乎就被视为某种思想骑士。因此，在某些地方，习惯上不仅用剑或指环来授予新骑士，也如法炮制来授予新教师。与此类似，在这两种场合当中，似乎也都要求在开始前先来一次沐浴，其目的无疑是要净化候选人。

    如此表达出来的团结感并不难理解。获得授权的教师关心的是要确保没有人能够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成为他们的同事。这种方法一方面限制和阻止了竞争，同时又维护了对传统的尊重。在阿伯拉尔的时代，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在教堂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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