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讲 大学的起源

    在上几讲中，我们已经看到，欧洲各个社会最早确立的教育体系是由什么构成的。这种教育体系无可置疑的独特之处，就是那种极度的形式主义。尽管在理论上它力求成为百科全书式的，但当实际应用到学术生活中时，却几乎只是包括了屈指可数的几门全盘形式化的学科，这些学科所探讨的就是思维及其表达的一般形式：文法、修辞和辩证法。实际上，在这些学科里，人们认为地位最重要、从而也最关注的那一门，就是最具形式性的一门，这门学科所研究的是思维最外在化的形式，这样的主题是最远离具体事物的。这就是我所说的文法。正因如此，我们可以为从9世纪延续到11世纪的加洛林时期取个别名，称之为文法时期。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已经指出，不管这种教育自然会显得多么地贫乏和欠缺，也还是孕育了一些颇具生长力的种子。它的目标不是要多少借助死记硬背的办法，为初学者讲授语言的传统规则。相反，它关注的是以一种合理的方式协调这些规则，给出说明，揭示它们与思维法则之间存在的关联。照这样理解，文法似乎能够孕育出逻辑。实际上，人们毫不怀疑，文法的教授方式完全有能力成为逻辑研究的一种预备研究。如果单就其本身来考虑，词语及多个词语的组合只是空洞的、无生命的、纯形式的对象，因此，一旦人们把它们看作是通过外在化的形式来传达思想的生活，它们就会重新获得活力，让人迷恋不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法时期也就是一段序曲，揭示了随之兴起的时期，即经院哲学时期，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一时期概括为逻辑时期。

    这两段时期之间这种连续性的证据的得出，这一整套文法教育的方向的来源，渗透着逻辑生命力的现实的明证，都不仅仅在于我已经指出的一件事实，即经院哲学的重大问题，也就是占据了整个中世纪的那个问题（有关共相的问题），所有这些在阿尔昆的著作中都已经有了非常多的明确体现；而且，还在于另一件事实，就是在他的直接继承者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从形式的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追随阿尔昆的脚步，他的学生莫鲁斯考察了属的性质。这些属是实在，还是人的思维的构造？他自问道，既然“ens”这个词被用来指称一切存在物，那么是不是能够进一步推出，这个单称实词是某种唯一实体的名称，而在这种唯一实体自身当中包含了所有具体存在物？莫鲁斯之后，就是埃里金纳。 注58 这位非凡的天才，早在9世纪就已经写了极其深刻的著作，甚至连后来经院哲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们都未能超越他。莫鲁斯还有其他几位继承者，一位是埃里克（Heiric），宣扬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名论；另一位是欧塞尔的雷米吉乌斯，信奉的却是极端的唯实论。当然，唯实论和唯名论这两个词当时还未见使用，这两派思想也没有像后来那样，在公开的竞争中确立自身。但是不管怎么说，自此之后，争论揭开了序幕，问题也被提了出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这种文法教育绝不能说没有成为具有巨大潜力的思想上的刺激因素。

    但是，即便说从那时起，确实有那么几个我已经提到过名姓的思想家，把自己的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可以去沉思经院哲学的重大问题，即便说他们直觉地预见到逻辑将在学校当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也并没有成功地使逻辑成为教育的基石。也许，在这些努力中，的确有一些努力富于魅力，也很有力，尤其是埃里金纳，但无论如何，它们依然是一些个人的事业，缺乏相互联系和前后呼应，不能在精神生活和学术生活中创造出一种复兴的气象。教育的素材和方法几乎依然如故，唯一的例外是辩证法多少获得了些重要性，具体还得看教师本人的性情如何。事实上，教育如果不是这样，又能如何？在查理大帝统治下建立起来的这套课程体系，如果没有受到任何刺激得以发展和变化，如果没有遭到任何外在于自身的致命指责，从而把诸如此类的转型推上轨道，那么，单靠它自身，是不会自动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而现在，一旦查理大帝退出了历史舞台，教育也就进入了一个渐趋衰败的时期；始作俑者查理大帝曾经以强有力的方式，将欧洲所有的思想力量集中起来，这样的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了。从此，精神生活只能逐步走向衰落，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因此，要想让它重振活力，要想让它达到必要的强度，也就必须有一种强有力的新思维开始发动公共理智，必须出现一些新的情势，能以某种方式使欧洲在思想上升温，以便使那些未来的种子成熟、开花，那些种子在加洛林时期的教育阶段已经入土，但要是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出现在舞台上，就会始终在一定程度上不得破土而出。

    而这些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11世纪。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在这个时期，欧洲各民族都出现了真正的思想欢腾。此时发生的是第二次复兴运动，比第一次要深刻得多，其重要性也绝不比日后在16世纪发生的那场复兴运动逊色。一旦千年纪元安然度过，整个欧洲都仿佛迸发出一股新鲜的灵气。当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就像人们不时所做的那样，在安然度过据说是致命的时刻之后，会体验到一种欢快，而今就是让一切都沐浴在这种欢快之下。如果说在那个时候，基督教世界各民族在希望与信心中重获新生，那不仅仅是因为某种误入歧途的蒙昧迷信已经消散，也因为这些民族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刚刚逝去的10世纪，加洛林王朝最终覆灭， 注59 而对于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说，这也是个苦痛不堪、焦虑弥漫的时代。人们所面对的急迫问题难以计数，但却不得不去忍受。斯堪的那维亚人再一次劫掠了北部，萨拉森人入侵了南部，而诺曼人则威胁着整个海岸线。在内陆地区，加洛林帝国土崩瓦解，分裂成不同的封建集团，由于它们彼此之间缺乏协调，所以面对种种内部的不和乃至冲突，一直在努力寻求某种较为稳定的组织方式。这是一个纷争不断的时期，是一个暗中求索、艰难求适的时期。欧洲各民族需要调动起自己所有的力量，以抗御外敌，捍卫自身，重建内部均势。因此，他们既没有相当的闲情逸致，也没有充分的思想自由，足以达成理智方面的成就。所以，10世纪是一个思想停滞的世纪，甚至有某些倒退的趋势。当然，在教堂和修道院里，教育还在实施着，只是全无创新和进步可言。整个时期从头到尾，硬是无法挑出一个伟大的名字。与此相反，在11世纪，充满严峻问题的时代过去了。斯堪的那维亚海盗已经成为庞大的基督教共同体的成员，诺曼人也接受了文明的熏陶，开始定居下来。封建体系已经充分组织起来了。

    从这以后，为了对抗这纷繁复杂的问题而调动起来的所有力量，所有道德能量，都发现自己仿佛挣脱了束缚，大有可为。由于他们不再有什么特定的分内之事去做，就不可避免会去寻找某种新的用武之地。这就导致了一连串十足的鲁莽之举，整个欧洲一时间都搅了进去，其中最招摇的例子就是十字军东征。我们只有从这个角度入手，才能说明这些大规模的宗教骚动为什么会突如其来，自发而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 注60 在克莱芒向整个基督教世界指出，他们的基督徒弟兄正在圣地遭受灾难，如果说从这一刻起，一夜之间，王公贵族和普通民众都众口一辞地做出了近乎狂喜的反应，在一片吵吵嚷嚷之中，向着教会派遣他们去的那些遥远之地进发，其原因就在于，当时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需求，为了某种值得付出自我牺牲的事业而投身行动、投身运动。教宗并非蓄意发起这场运动；它所做的只不过是面对这一整个缺乏调动、然而又正在寻觅某个目标以便献身的行动力量，为其指派了一个具体的目标而已。至于这种普遍存在的欢腾是怎样很容易就转变成了一种思想的形式，倒也不难看出。这是因为，就文明而言，当各个共同体中积聚起一种活力，一心想要找到一个出口，找到某些消耗自己的手段，与此同时却又不存在任何非解决不可的迫切之事，能够理直气壮地吸纳这种活力，恰恰要到这样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文明富有创造性的年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科学乃至整体上的精神生活，都属于奢侈的消遣，先得在共同体中有多余的能量，超出了维持生存的当务之急。为了能够献身于纯粹、客观的思想工作，就必须储存有丰富的能量可供调用，超出应对日常生存种种困难之所需。一旦确实有这样的储存，由于并没有什么强迫它用到外部去，它自然就会转向内在生活，转向思想，转向反思。

    但十字军东征向我们揭示了当时社会的另一特点，它对于来自各个阶级、各行各业的人的高度流动性所起的促进作用，想必至少和上面那点一样多。因为这些难以确定其边界的普通民众正是查理大帝时代欧洲的基本特征。到了11世纪，欧洲各民族得以确立的牢固程度相比8世纪末时也没有见得有任何改进。即便是较大的群体聚合，不管是当时正在逐步形成，或者已经消失，或者其实已是空有其名，都已经被形形色色的封建团体所取代，而后面这些团体太过细碎，人为凑合的味道也太重，没有能力取代道德意义上的祖国。与此相反，基督教世界对自身的身份认同感则非常强烈。

    因此，十字军东征无非是基督教世界针对异教徒而发动的一场大众民族主义战争。查理大帝发动的战争中也有十字军的东征， 注61 只不过当时是出于一个人的个人意愿而已；而11世纪的十字军东征是一场出自各民族意愿的战争。不仅如此，当时正值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竞争欧洲霸主地位；这就意味着双方都从自己利益出发，力图创造出整个基督教社会的统一。这些背景情况可以说明，为什么人们并不会对自己的出生地感到强烈的眷恋，为什么他们会以一定的自由在整个欧洲区域内四处移动，尽管他们之间除了习俗相似而产生的纽带之外，其他纽带都很脆弱。毋庸多言，当时生活的不安定也使这种移动确有必要。

    上述游牧习性融合了欧洲所有思想力量中的这种欢腾，这种普遍弥漫的过度兴奋，不可能不有助于对学术研究的兴趣。不仅是期望成为受教育者的人数增加了，而且，由于没有国界的障碍阻止他们，他们自然可以成群结队地游历到一些特定的地方，在那里，他们最有机会找到这种为自己所需的教育。他们不是四下分散，散布到一大堆不同的学校中去，而是聚集在寥寥可数的“教席”周围，聚集在他们最有机会找到自己所寻求的东西的地方，以此充分利用了自己的迁移自由。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10世纪的学校在默默无闻之中逐渐枯萎，而在随后的这个世纪里，我们看到一些规模较大的学者群体开始确立，并且，由于他们的涵盖面更为广泛，也就更加富有活力，更加积极主动。正如功能会创造器官，正如需要会为自己努力求得满足自身的手段，那些不凡的名姓也会将自己附着在这些不凡的机构上。在兰斯学校（Ecole de Reims），是声名赫赫的热尔贝校长，他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有才之士之一（此人就是后来的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 注62 在夏特尔学校是富尔贝尔； 注63 在巴黎学校（Ecole de Paris）是朗贝尔（Lambert），他曾是富尔贝尔的学生；在拉昂学校（Ecole de Laon）是著名的安瑟伦； 注64 在贝克学校（Ecole du Bec）是兰弗朗克， 注65 等等。上述各所学校都聚集着来自各个国家和阶级的学生。

    如果再不曾有别的事发生，当然还会有一大批卓越的学校和卓越的教师出现，但也就不会有任何根本性的教育创新实际发生了。其实，11世纪的教育尽管比此前数百年间的教育更有光彩，但在根本方面并没有什么不同。结构依然如故；还是主教座堂学校或修道院学校，所讲授的素材也不曾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只是辩证法显得越来越重要。实际上的差异其实也只是次要的，最终可以归为侧重点的变化。但是，从12世纪初开始，在法国开始发生了一场重大的转型，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整个欧洲学术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卡佩王朝 注66 巩固了自身，并逐渐组织化。王室在此之前一直迁移不定，全凭国王的一时之念和大体局势的左右，在王国各地四处移动，现在，王室在巴黎安定下来，巴黎成为王国的首要城镇，成为首都。从此以后，法国有了一个中心。而随着城镇本身求取特权的过程不断推进，巴黎学校也势必越来越多地分享了这种特权；对于王国的所有年轻学者来说，巴黎学校所具有的吸引力都远远高于国内其他学校乃至邻国的学校。

    尽管如此，事实上，“巴黎学校”这一说法本身的意义根本就没有什么清楚的界定，因为在巴黎始终有各式各样的学校存在。有几家修道院办有学校，圣热内维埃夫 注67 修道院和圣维克多（Saint-Victor）修道院最为著名。但在所有这些学校里，有一所学校的光彩要盖过其他所有学校，很快便获得了全面的支配地位，这就是附属于巴黎圣母院的那所学校。学校坐落在都主教教堂（metropolitan church）脚下的一圈回廊里，与主教的居所很近。那座都主教教堂当时已经叫作圣母院，不过，还不是日后那座庄严巍峨的圣母院，后面这座纪念碑式的建筑是在腓力二世的手中开始修造的。 注68 这圈回廊就是一处院落，从教堂前面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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