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财产权（续）

quia poena capitis constituta sit in eos qui aliquod in muros deliquerunt）。人们相信，这样的说法只能与城门和城墙有关。不过，这种限定未免有些太武断了。所有房屋的边墙都是神圣的：按照希腊人的说法，叫作“圣墙”（ερκοζ ιερου）。在许多国家里，恰恰在门槛的地方，这种神圣性才能达到最高的强度。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习俗，当把未婚妻领进门的时候，要把她抬过门槛，还有习俗是在门槛上举行带有赎罪色彩的祭祀仪式。这是因为，未婚妻不是房屋里的人。她在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时应该献祭，如果不这样做，就应该赎罪。通常说来，建造房子也需要祭祀，这与标出地界的情况很相似。这种祭祀的目的，就是要使墙或门槛变得神圣，或者使两者一同神圣化。被献祭的牺牲也应该埋在围墙或建筑物中，或者埋在门槛底下。这样，它就有了神圣性。这种仪式与标出城市边界的情况也比较相像。上述庄严仪式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人们都还记得罗慕洛和罗穆斯 注51 的神话。这些仪式既为私人房屋所用，也为公共领地所用。

    因此，财产之所以能够成为财产，是因为财产有一个神圣的基础。事实上，接着我们上文的说法，财产是由物的隔绝状态造成的，即从公共领域中被分离了出来。这种隔绝具有神圣的起源。正是（在某一区域范围内或在房屋周围举行的）仪式程序，才会带来这种封闭的状态，从而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使这一区域成为神圣的，也就是说，除了执行这些仪典的人以外，所有者及其像奴隶和动物一样归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可侵犯的。这等于在土地上画了一个魔力圈，可以防止它受到僭越或侵犯，因为在上述环境中，这样的侵扰就是亵渎。不过，即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仪轨的结果就是占有这些被隔离的物，然而我们依然没有看到这些仪轨的起源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观念使人们举行了这些仪式，并把他们的领地交给众神，继而转变成为圣地？当然，也许有人会认为答案非常简单：这些习俗只是个体所采用的权宜之计，以便强化对其财产的尊重。所有者很有可能会借助宗教信仰让入侵者敬而远之。不过，宗教不会降低到权宜之计的水平，除非宗教所唤起的信仰不再是活生生的东西。我们所描述的这些习俗过于原始，很难成为用来保护世俗利益的权宜之计。而且，习俗既是所有者的优势，也是约束的起源，因为习俗可以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习俗不允许他们随心所欲地改变其所拥有的界限，或将它们出卖掉。一旦它们成为神圣的东西，甚至它们的主人也根本不能改变其范围。也就是说，这是他必须服从的义务，不能从自身利益出发去发明什么权宜之计。如果他接受了我们所说的程序，那也不是因为这对他来说是有用的，而是因为他必须照此行事。（在这些牺牲中，有好些都是很恐怖的，如儿童）。然而，这种义务的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根源呢？

    古朗治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对死者的崇拜。他说，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死者；每个死者都会埋在土地里。他们是神圣的存在，因为死亡可以使他们变成家族神，而且这种神圣性可以扩展到他们长眠的土地。这些土地之所以为他们所有，是因为他们居于其中，所以土地也就成了神圣的。我们可以理解，这种神圣性能够从供一个祖坟使用的小块坟冢扩散到整片土地。这样，通过这种方式确立的财产的不可转让性就可以得到解释了。因为这块领地的真正所有者是神圣的存在，他们的权利是不可战胜的。活着的人不能随意处置这块土地，因为他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毫无疑问，这些墓地尤为神圣，根本不允许出卖。尽管罗马法允许家族出卖它的土地或财产（这样的买卖其实很难，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必须始终是坟墓的所有者。这是否意味着，财产权只是这种坟墓的神圣性的扩展呢？这样的理论招致了许多反对意见。

    （1） 在必要的时候，它可以解释把土地作为财产占有的情况，却无法解释把房屋作为财产占有的情况。因为人们不可能在两个地方同时为死者提供坟墓。当然，古朗治并没有避免这样的两难问题。他在解释炉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就曾想到祖先们以前往往被埋在灶石下，他在解释土地为什么是神圣的时候，推断埋葬死者的地方应该是这块土地的中心。不过，他们不能同时处在这两个地方啊。

    （2） 他认为死者被埋葬在土地里，但能够支持这种看法的事实几乎没有，有也是不可靠的。在拉丁人那里，几乎找不到这样的证据，即使引用过少量的文献，也不是结论性的。无论如何，这种习俗根本就不可能被广泛接受，以确立地产的神圣性及其不可侵犯和不可让渡的地位。

    （3） 更重要的是，在这块土地中神圣区域所处的位置，恰恰可以反驳上述解释。倘若这种神圣不可侵犯性的核心是墓地，那么在墓地，它就会获得最强大的力量，并不可避免地越向边界力量越小。然而，恰恰相反，边界才具有最大的力量强度。正是这样的地带，才能成为神的界标。所以，这条地带所保护的并不是家族的坟墓，而是整片土地。如果它的唯一目的是要把祖先坟墓隔离起来，就应该只围绕这些坟墓，而不是在这一区域外沿划出这条隔离线。

    古朗治的错误就在于，他有关家族崇拜的概念太狭窄了。他把家族崇拜还原成死者崇拜，而实际情况则复杂得多。家族宗教不仅仅是祖先崇拜，而是针对家族生活中能够起作用的所有事物举行的仪式，如收获、土地季节性的收成，等等。倘若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情况，我们所描述的仪轨就可以理解了。我们还记得，从进化的某一点开始，整个自然就具有了一种神圣性质（παντα πληρη Θεων），众神遍布各地。宇宙以及宇宙中所有事物的生命，都与神圣本原永无休止的流动有关。那时候还没有耕作过的土地，已经被通过某种形式构想出来的神圣存在所栖居和占有，无论这些神是否具有人格化的特征，都有权支配这些土地。同世界中的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土地也有了神圣的性质。所以，有了这种属性，土地就成为不可接近的。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些神圣存在究竟本来是十恶不赦的魔鬼，还是善良仁爱的神灵。如果庄稼汉想走进他的土地，就必须越过神的领地；他不可能耕种和改变这块土地，而不干扰他们的占有。于是，如果他不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就会让自己承受众神的怒火，后者总是很可怕的。

    一旦我们确认了所有这些情况，上文所说的仪式看起来与其他众所周知的仪式就非常相似了，后者当然可以用来说明前者：它们是为最初的收获而举行的祭祀活动。正如土地是一种神圣事物一样，收获也是这块土地结出的果实，也同样具有神圣的本原。埋在土地之中的种子里，也存在一种神圣的力量，可以生根发芽，结出丰硕之果。所以，谷物的收成也是神圣的，因为神也存在于其中，是神让它们显现。因此，人不能与这些谷物相接触，除非通过某些仪典，把留存其中的神圣性调和好，才可以没有风险地使用这些谷物。这就是为最初收获而举行的祭祀活动的目的。在这种神圣性中，至高无上和最令人生畏的要素，都集中于一束或几束谷物上，通常来说，最初收获的谷物是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碰它们，因为它们从属于收获神；它们是用来供奉给神的，任何人都不敢分有这样的性质。尽管这些收成的其余部分也具有某些神圣的属性，但接触它们并不会有什么风险。这些其余的收成是供日常生活使用的，使用者并不会遭到神的报复，因为神已经得到应得的部分，剩下的属于人，只是因为收获中过于神圣的要素已去除了。庄稼中的这种神圣要素绝对不能提供给凡俗世界，因为两者截然有别，借助祭祀活动，可以把它保存在神圣领域之中。人们必须尊重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而且这也是最高的神圣义务。我们有关收成的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土地结出的所有果实。这样，不管是什么样的果实，都有一种禁止人们接触这些果实的规则，而无须把最先收获的果实分出来，供奉给众神。任何宗教都与这些仪轨非常类似。

    相比而言，这种仪式也很类似于为界石举行的仪典。既然这块土地是神圣的，属于众神所有，人们就不能使用它。要想让它为凡俗的目的服务，就应该采取与收获时节同样的步骤。为了使它成为凡俗的，或至少能够为凡俗所用，就要稀释其极端神圣的性质，而不冒风险。不过，神圣事物不容侵犯，只能加以转换。这些散布于这块土地之中的令人敬畏的力量，必须被排除掉，不过它只能转移到其他地方，这样一来，它便在边界区域中积淀起来了。这也是我们所描述的祭祀活动的目的。因为这种扩散的力量集中到了动物的身上，所以要领着这只动物沿着这一地区行走。无论它经过何处，都会把其自身中的神圣性传递给土地，也可以把这种性质从土地中带走。于是，这块土地就变成神圣的了。为了更好地使其具有这种令人敬畏的神圣性，必须献祭这种动物，为此，要在垄过的土地上，使牺牲的鲜血淋洒出来，因为有生命的液体是所有神圣本原最直接的载体。血液是生命本身，是活生生的生物。这样，这条地带也就成了举行上述仪典的地方，成为神圣化的土地：该土地的神圣性也转移到了这条地带上。而且，这条地带被置于一旁，不能接触。既不能耕作，也不能发生任何改变。它不属于人，只属于这块土地上的神。从此时起，这一领域中所有的物都由人们来处置，并根据人们自身的需要加以使用。不过，通过这种方式，神圣性像原来那样，被推移到了这块土地的边界，事实上，这块土地被围拢起来，周围是用来保护它的一圈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以防范外部势力的侵入或侵占。

    不仅如此，在这些环境中举行的祭祀活动很有可能不止有一个目的。既然庄稼汉（并非所有的庄稼汉）介入过，或冒着风险侵入过众神所有的领地，所以有必要为此而赎罪。祭祀活动就是因此而形成的。牺牲可以代表有罪的人，承担他所犯下的罪行，并进行禳解。这样（带来了进一步的结果），人们所举行的仪式不仅会使神灵消释怒气，也可以转化成保护的力量。它们守护和防卫着这块土地，使其得以繁衍生息。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当人们采用同样的方式把房屋建造起来的时候，这些仪轨为什么会起作用了。建造房屋，意味着搅扰了这块土地的守护神。它们当然会被激怒，表现出敌意。于是，我们被禁止建造任何房屋，这是一种塔布。在我们进入这块土地之前，必须首先举行祭祀。在入口处或基石上杀死牺牲。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赎亵渎之罪。与此同时，带有威胁性的报复，也会变得仁慈起来，满脸怒气的魔变成了守护神。

    然而，只有那些举行仪式的人才能够使用土地或房屋。惟有他们才能通过祭祀活动来赎罪；惟有他们才能与那些和他们进行交流的神圣要素达成和解。这些神对各种事物具有绝对权利：对这种权利而言，那些与他们达成和解的人也能够部分地取代神的位置。惟有那些能够影响到这一替代过程的人，才能从中受益。所以，也只有他们才能从众神那里获得和行使这样的权利。这种使用和利用属于他们的东西的权力是排他的，只属于他们自己。举行仪式之前，每个人都必须对那些完全不为凡俗所用的事物敬而远之；举行仪式之后，每个人也必须服从同样的约束，只有上面那些人才是例外。只有当神圣品性始终保护着神圣领域不受任何侵占或侵越的时候，它的实施才会带来有益于他们的结果：财产权就是由这种品性构成的。正因为他们按照这种方式提供了服务，土地才能为他们所有。通过祭祀活动，他们本身与这块土地的众神之间形成了一种道德约束关系，既然众神与土地之间已经建立了联系，就会有一种神圣的约束关系使土地依附于人。

    这似乎可以说明，财产权的起源究竟是什么。人的财产权仅仅是神的财产权的替代物而已。因为具有神圣性质、归众神所有的物才有可能为凡俗所有。同时，这种属性也使财产成为了人们尊重的对象，成为不可侵犯的东西（换言之，惟有这种属性才能使财产成为财产），不过，人们并不能用这样的属性与上述领域进行交流；这不是人天生的特性，它只能从物中得来。这种属性本来就贮存于物之中，人的这种属性也是从物中来的。有了神圣的概念，这些物本身才会神圣不可侵犯，而这种派生出来的神圣不可侵犯性，经过漫长的弱化、调和以及引导的过程，才转移到人的手中。尊重财产，并不像我们经常听说的那样，是个人或集体人格强加给物的尊重的扩展。它的来源完全不同，存在于人格之外。如果我们想知道它是怎样得来的，就必须搞清楚物与人是怎样获得神圣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