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独立于任何社会群体的一般义务——杀人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道德领域。在前几章中，我们考察了人们彼此之间所负有的义务，是基于他们同属于某个明确的社会群体，同一家庭、法团或国家的一部分。不过，也有其他某些义务，独立于任何特殊群体。我必须尊重同类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即使他们不是我的家庭或国家的成员。在整个伦理学中，这是最为一般的领域，因为它独立于任何局部或族群的条件。从概念上说，它也是最崇高的。在所有文明的民族看来，我们正在检视的义务是所有义务中首要的和最有强制性的义务。最不道德的行为莫过于杀人和偷窃，即使这些行为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杀人和偷盗行为发生的，其不道德的性质也不会减损。家庭道德、职业伦理和公民道德等领域的情况则不会像这样认真。对我们来说，如果有人没有履行其中的某种义务，他的罪过也不会比其他犯法行为严重，这似乎已经是一条规律了。这样的观念很普遍，而且在我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在平常的意识里，犯罪根本上或几乎总是由杀人、伤害和偷盗构成的。倘若让我们想象一个罪犯，那么他通常会是一个侵犯他人财产或人身的人。意大利犯罪学学派的基础，显然就是这样的命题，或将其视为公理：这便是全部犯罪。例如，他们通过确立杀人或偷窃及其相应变体的类型，确立了犯罪的类型。

    基于上述关系，今天的道德与古代的道德是完全对立的。特别是自基督教形成以来，义务的等级秩序就产生了彻底的转变或翻转。在原始社会中，甚至是城邦国家的体制中，我们正在考察的义务并不是所有道德的最高点，只是伦理的入口。这些义务，或其中的某些义务，并不是至高无上的，而是具有一种随意性。当时，对侵犯行为来说，缺少任何严厉的处罚，我们可以由此看到，这些义务只是略有某些道德尊严而已。实际上，常常根本就没有刑罚处罚。在希腊，甚至杀人犯也只有在家庭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会受到惩罚，也许该家庭只要能够得到补偿金就很满意了。在罗马人和犹太人那里，任何通过谅解和妥协来解决杀人问题的办法，都严令禁止，因为人们把它当成是一种重罪，与伤害和偷盗的行为有所不同。倘若受到伤害的人愿意让罪人用一笔金钱赎回自己，他们可以来寻求补偿。所以，对所有这些情况来说，只有针对这些行为的带有准公民性质的制裁；通常来说，都只需要提供某类赔偿金；在任何情况下，即使对罪犯实行的判罚是一种肉体的刑罚，这种犯罪也没有严重到要让国家本身采取压制行动的地步。在实施惩罚的过程中，需要个人采取主动。这些侵犯我们的暴行，社会本身并没有直接感觉到这是对它的触犯和威胁。有时候，甚至此类些微的保护措施，只能由社会提供给成员，当受害者是外国人的时候，社会甚至拒绝给予保护。

    真正意义上的罪犯，是那些与家庭或宗教和政治秩序对抗的人，所有威胁到社会政治结构的人，所有藐视公共神这种国家的象征形式的人，所有违反家庭义务的人，都会受到惩罚，而且这些刑罚实际上可能是非常可怕的。

    经过这种发展，起初还属于道德底层的事物，逐渐攀升到道德的最高位置，其实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集体感觉同步发展的结果。起初，最强烈的集体情感，最不容忍那些对立面的情感，只与群体本身有关，无论是整个政治群体还是家庭群体。这样，宗教情感和严厉刑罚所独有的权威，便可以保证自身得到尊重，而神圣事物也成了集体性的实体的象征。这种实体按照上帝以及每个神灵的形式被人格化，成为受人们尊重和崇拜的对象，即对人们想象出来的宗教存在的崇拜。另一方面，社会感觉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与个人有关事物的强烈影响。个人的痛苦不会影响到这些感受，因为他的福利无足轻重。今天的情况则相反，个人的痛苦是令人发指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倘若一个人受了他不该受的痛苦，这是不可容忍的。甚至他受的是应受的痛苦，也会让我们心情沉重，感到很不好受，我们总想试图去抹平它。推其原由，是因为这些情感所关注的是人，是人类，而且变得越来越强烈，而那些将我们与群体直接发生关联的情感，则退回后台了。群体似乎不再自在和自为地具有价值：只是实现和发展当前理想所要求的人性的一种途径。与所有其他仅有次要价值的理想相比，这乃是最高目标。所以，有关个人的道德才能超越所有其他道德。我们已经多次指出了某些集体情感日渐衰微，而其他集体情感逐渐发展起来的原因，这里就不再赘述了。由这些原因产生的情感，随着所有社会成员多样化的发展，已经不再有本质上的共同特性，只剩下从人性本来具有的属性中产生的情感。正是这样的品质，才自然而然地变成了集体感觉的最高目标。

    这样，我们现在所勾画的伦理领域的一般特征，便确立起来了。接下来，为了考察其主要规范，即它所确定的主要义务，我们必须详尽地考察它们。

    最先的也是最具有强制性的规范，就是除了法律允许的情况（例如，在法律声明的信念和合法的自我防御中，以及在战争情况下）以外，禁止对人类生活的任何侵犯，禁止杀人。这里，即便我们说明了这种情况，我们也不需要去考察禁止杀人的理由，以及这些条款变得越来越严厉的理由。既然个人的目标就是道德福祉，为善就是与人为善，所以很明显，那些剥夺人类生命的行为，也就是说，剥夺所有其他恩泽所依赖的条件的行为，必然是所有犯罪中最可憎的犯罪。不过，我们也不能耽搁得太久，只盯着这条禁止杀人的规则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更应该探求这种规则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是如何运作的，无论范围大小，它得以扩散的原因是什么，它怎样存留于人的意识之中，使人们对它具有或多或少的尊重。在这样的考察中，统计学肯定会给我们提供帮助。统计学会告诉我们能够引起社会中杀人率发生变化的条件：因为杀人率可以表明禁止杀人的规则有多大程度的权威性。这样的考察也可以更好地理解犯罪的性质，同时揭示道德所独有的特征。

    以此为基础，我们似乎可以确切地说，杀人倾向的根源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必再进一步加以确定了。今天，我们制定了最严厉的刑法，在这种刑法的威迫下，禁止杀人的理由是人格已经成为神圣的尊崇对象，而这种尊崇原有的对象却是截然不同的事物。据此，我们是否就可以得出结论说，某个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禁止杀人的理由，是因为这种尊崇心理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或者为所有与个人有关的事物赋予了不同程度的价值呢？有一个事实似乎可以证明上述解释：只要我们能够通过计算去追踪杀人罪所经历的过程，就可以看到它呈现出了逐次递减的趋势。

    在法国，1826——1830年间的杀人数为279；以后则依次缩减为：282（1831——1835）；189（1836——1840）；196（1841——1845）；240（1846——1850）；171（1851——1855）；119（1856——1860）；121（1861——1865）；136（1866——1870）；190（1871——1875）；160（1876——1880）；也就是说，在55年中，杀人率降低了62%，这一幅度非常明显，因为同一时期的人口增加了五分之一以上。在所有文明民族中，我们也会同样发现这样的递减趋势，当然，其程度如何要视国家而定。这样，我们就会看到，随着文明的进步，杀人的事件越来越少了。还有另一个事实似乎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国家的文明程度越低，杀人的现象就越普遍。意大利、匈牙利和西班牙的杀人率都位居前列，其次是奥地利。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前三个国家最不发达。而德国、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则相反，它们的文化水平很高，在每千个居民中，杀人罪维持在10到20之间。而匈牙利和意大利却超过了100，或者说，是前者的5到10倍。最后，在每个封闭的国家中，我们也会发现同样的发生率。杀人罪是农村地区主要的犯罪形式。在农业劳动者中间，我们可以发现最高的犯罪发生率。无疑，从根本上说，公意对人格的尊重，以及为人格赋予的价值，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而进步的。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杀人率是根据个人在道德目的之基本等级中所处的相对位置而变化的呢？

    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看法尽管过于宽泛，却有非常充分的根据。毋庸置疑，个人主义的发展与杀人率的减少确实具有某种联系，尽管不是直接的结果。如果个人主义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也应该同样表现在其他攻击个人的犯罪中。有时候，盗窃、诈骗和贪污也像纯粹的人身伤害一样，给受害者造成剧烈的痛苦。商业上的诈骗，严重的欺诈行为，常常比单独的杀人罪更容易产生罪恶的后果。然而，所有这些特殊的罪恶，反倒没有减少，而是随着文明的发展不断增加。1829年，盗窃罪为10 000起，而到了1844年，则上升到21 000起，1853年为30 000起，1876——1880年间，甚至达到了41 522起。也就是说，陡然增加了400%。银行抢劫由129起上升到971起。人身伤害也同样在增加：首先是对儿童的性侵犯，还有暴力侵害和殴打，从1829——1833年间的7 000-8 000起，增加到1863——1869年间的15 000-17 000起。当然，尊重人格就应该保护人格，防止人格受到因伤害和致命伤害造成的创伤。另一方面，这种现象的增长也说明，上述情感自身的约束力还非常薄弱。这并不等于说，我们所谓的这种情感，就能解释杀人潮流在特定时期所遇到的带有约束力的精神。在伴随道德个人主义进步的诸多环境中，肯定会有某些环境能够对杀人产生特殊的抑制作用，可是与此同时，它们却无法同样抑制侵害人格的其他犯罪形式。那么，这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呢？

    我们已经看到，伴随着这种关注人类普遍利益、人类理想和个人物质与道德福祉的集体情感的进步，也产生了一种退化的现象，即关注群体、家庭或国家利益的那些集体情感日趋衰落，这些情感曾经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个人只能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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