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独立于任何社会群体的一般义务——杀人

人只能从中派生出来。上述两种运动不仅是并行的，而且有紧密的联系。如果我们诉诸一般个人的情感逐步增强，那是因为其他情感在逐步衰落，群体的任何目的都只能是人的利益。如果杀人现象越来越少，那是因为对国家的神秘崇拜已经丧失了基础，而不只是对人的崇拜获得了应有之义。实际上，以国家崇拜为基础的情感本身反而会激发杀人的欲望。而且，这种欲望像所有集体情感一样，都是极其强烈的；如果它们受到了侵犯，它们会以同样强烈的力量进行反击。如果这种侵犯很严重，直接受到侵犯的人就会彻底毁灭敌人。事实上，这种结果很有可能产生，因为此类情感会根据其特有的本性，特别容易祛除所有的怜悯感和同情感，而在其他环境中，怜悯感和同情感却足以抑制杀人现象的发生。上述情感非常强烈的时候，怜悯感就会很微弱。如果国家的名誉和伟大体现为至善，如果社会是一种神圣的、有生命的东西，其他所有人都附属于它，它的地位就会超出个人，个人焕发的同情感和怜悯感就不再能够抵消和医治被侵犯的情感实施报复的迫切的、更强烈的需要。

    当问题变成了捍卫父辈或为上帝复仇时，个人的生命还算得了什么呢？实际上，比较这些事物的价值和重要性，个人真是一文不名。所以说，政治信念、家族名誉感、阶级情感和宗教信仰本身就经常是滋生杀人行为的种子。科西嘉（Corsica）之所以会有大量的杀人犯，是因为血仇（Vendetta）始终是很通行的。不过，血仇本身则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家族的名誉依然显得非常重要，也就是说，能够将科西嘉人与其氏族维系起来的情感依然具有强大的势力。族名的声望依然是举足轻重的。

    这些各种各样的情感不仅会导致杀人，而且当这些情感非常强大时，也会产生一种持续的道德倾向，其本身就会引发杀人事件。在所有这些道德心态的影响下，我们只能为个人生命赋予很少的价值，所以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观念：应该并可以为了一切而牺牲个人的生命。因此，一点点动力就足以导致杀人。所有这些倾向本身就是暴力性的和破坏性的，通常来说，它们都会促使个人进行破坏：无论是暴力的表露，还是血腥的行动。这种粗野鄙陋的气质，正是低级社会的特征所在。一般而言，粗野依然带有野蛮的痕迹，是动物原始本能的存续。其实，这不过是含义明确的道德文化所得出的结论。根本上说，动物本身并不具有暴虐的本性，只有当生存条件需要这样做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情况。

    为什么人会不一样呢？有很长一段时期，人对其同类都非常凶残。这不是因为人与动物很接近：是社会生活的性质才把人变成了这个样子。尽管追求道德目标的实践与人类利益无关，但这种实践却可以相对使人对人类苦难不很敏感。上文讨论的所有这些情感，事实上只有通过把苦难强加给个人，才能得到满足。我们所崇拜的上帝，只有通过剥夺和献奉臣服它的人的生命才能得以生存。有时候，甚至人必须作为牺牲，只有通过这样代价，才能用一种神秘的形式表达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我们可以想象，这种代代相继的训练，有可能会在意识中形成一种生产苦难的倾向。而且，所有这些情感，也常常变成非常强烈的激情，它们不能忍受任何反对意见，也不能容忍任何质疑。所以说，由此形成的性格，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激情的产物，由冲动促发而成。激情带来了暴力，企图打碎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障碍和羁绊。

    今天，杀人率之所以会呈现一种下降趋势，并不是因为对人格的尊重能够抑制杀人动机或杀人的刺激因素，而是因为上述动机和刺激因素已经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微弱了。这些因素是一些集体情感，可以把我们与外在于人性和个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换言之，把我们与群体或作为这些群体符号的事物联系起来。与此同时，我的意思也不是说，这种原来作为道德意识基础的情感注定要消亡；它们将会存在下去，而且一定会存在下去，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多，那样强烈了。所以，在文明国家中，杀人所造成的死亡率也呈现出了一种下降趋势。

    而且，这种解释很容易得到验证。如果它是准确的，那么所有能够强化此类情感的因素，必定会造成杀人率的增长。很明显，战争就是其中的一种原因。战争可以使社会，甚至使那些最文明的社会退化为低级社会的道德状况。个人被掩盖掉了；个人不值一提；只有大众才是最重要的社会因素；所有意志都被强加上一种严格的、有威慑力的纪律。只有热爱国家并依附群体，才能构成同情个人的所有感受基础。这种情况，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

    盗窃、诈骗和贪污会出于各种不同原因而明显减少，而杀人要么持续增加，要么维持原来的状况。在法国，1870年盗窃降低了33%，从31 000起减少到20 000起，暴力抢劫从1 059起减少到871起。而杀人的下降幅度却很小，只是从339起减少到307起。不过，这种下降趋势只是表面上的，掩盖了可能很可观的增长趋势。实际上，战争时期，特别是国家遭到入侵的时候，一般犯罪率的降低自有其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既不能把它估计过高，也不能全盘予以否认），而且这种原因必定会影响到杀人率；也就是说，当时的法律管理体系处于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当国家遭到入侵，一切被搅得天翻地覆的时候，起诉犯罪的机构肯定无法有效地运行。不仅如此，犯杀人罪的年龄多在20到30岁左右。在这个年龄的群体中，杀人的发生率为每年每百万人中有40人。可是，当时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都应召入伍了，他们所犯的罪行，以及和平时期本该犯下的罪行，都没有办法统计在案。如果考虑到这两种因素，杀人率的微弱下降，反而可以使我们确信它事实上有显著的增加。1871年的情况就可以证明这一点，部队解散以后，法律机构开始按照更为规范的形式履行自身的职责（但国家道德状态方面无重大变化），杀人数有相当大的增长。1869年为339人，1870年为307人，1871年则增长到447人，增长幅度达到了45%。我们由此看到，自从1851这个特殊的一年以后，杀人率还没有高到这样的水平。

    政治危机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1876年，上议院和下议院选举产生了；杀人数从409人上升到422人；可是1877年，“五·一六时期”中，政治发生了非常严重的混乱局面，杀人数也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增长，甚至达到了503人，自1839年起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数字。从1849年到“第二帝国”最终确立这段动荡时期里，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1848年，杀人罪的数量为432人，1849年为496人，1850年为485人，1851年为496人；1852年开始下降，但直到1854年，数字仍居高不下。在路易-菲利普统治的最初几年里，政党之间的竞争非常残酷。同时，杀人数曲线继续从1831年的462人上升到1832年的486人。1839年，到达了这个世纪的最高点，为569人。

    众所周知，新教的个人主义倾向比天主教更明显些。每个成员都可以更自由地采纳自己的信仰，更信赖自己或自己的观念。结果，新教教会所有成员共同拥有的集体情感变得越来越少，越来越弱，至少可以说，他们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必然是个人。所以，天主教国家中的杀人倾向要比新教国家更强烈。一般来说，欧洲天主教国家每千人中有32起杀人事件发生，而新教国家甚至不到4起。在整个欧洲，杀人率居前三位的意大利、西班牙和匈牙利不仅是天主教国家，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天主教国家。

    总之，由激情激发而成的公共意识状态是杀人率持续增加的沃土，这种状态在个人意识那里能够产生一种很自然的回响。这种犯罪是由反思的匮乏、本能的恐惧和冲动造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激情都会造成暴力，各种各样的暴力也会造成各种杀人的动力，尽管后者所带来的结果是个人所不及的。所以，杀人率是最好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的不道德状态已经越来越没有激情，越来越成为处心积虑、精于算计的东西。事实上，这恰恰是我们不道德状态的特征，其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精明，而不是暴力。与此同时，这些不道德状态的特征也正是我们的道德特征。它们也变得更冷漠、更有反思性，更理性；感性作用的范围越来越小，这便是康德有关激情超出任何道德以外的解释。今天，对我们来说，道德行为似乎是一种理性行为。而且，在我们所看到的道德和不道德特征的近似之处中，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东西。事实上，我们知道它们都是些具有同样性质的事实，可以彼此相互解释。不道德不是道德的对立面，就像疾病不是健康的对立面一样，它们都是同一状态的不同形式，即前者是道德生活的两种形式，后者是物质生活的两种形式。

    于是，在公共生活中，所有能够提高激情温度的因素，都可以增加杀人罪的数量。当然，公共假期和节日也可以取得强化集体生活、使人振奋的效果。在马罗（Marro）的记载中，40起杀人罪中有19起是在公共假期中发生的，14起在平常的日子里发生，7起不好判断。尽管这些事例的数量不大，却也可以说明公共假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不是偶然的。事实上，一年中只有大约60天的公共假期和节日。所以，公共假期中所发生的案件应该是其他日子的六分之一。如果拿公共假期与其他日子相比，杀人的发生率相当高：根据这种随机的杀人犯罪统计，我们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说，这种犯罪的发生率必定非常之高。有关杀人罪的严格分析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更令人惊奇的是，我们发现杀人与特定的活动状态有这样的关系，是因为处于高潮的活动通常也可以归于平常。不过，之所以如此，恰恰说明犯罪并非存在于平常的生活条件之外。既然从激情中不可避免会经常产生某些活动，所以犯罪也经常会发生。关键问题在于，杀人率与社会实存的状态或心态应该是相应的。没有杀人现象的社会并不比没有激情的社会更清白。 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