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公民道德（终）：国家的形式——民主制

    既然我们已经定义了民主的性质，就会看到民主制的概念和实践有可能会朝向更糟的方向变化，甚至严重改变其本性。本质而言，民主制是一种体系，其中国家依然有别于民族大众，却可以与其保持密切的沟通关系，国家的活动也可以因此获得某种程度上的流动性。不过，我们也已经看到，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密切的沟通关系也有可能走得太远，甚至几乎将两者完全混同起来。国家不再是一种明确的机构，不再是有机体生命自身的核心，仅仅成为基层生活的翻版，不再能够用一种截然不同的注解去转达个人的思想和感受。国家也不再具有阐明新的观念和观点的作用，而这样的任务，正是其框架的要求。不，国家的主要功能，是对那些流传最广的、“大多数人”的观念和情感作出反馈。国家就是这种反馈的结果。代表的选举仅仅意味着计算国家中支持某种意见的人数。然而，这样的概念与民主国家的观念是完全相悖的，因为它几乎完全摈弃了国家的观念。我之所以说“几乎完全”，是因为这样的混淆当然不是彻底的混淆。环境的力量不可能使赋予代表的委托权以如此明确的形式得以构建，以至于将他完全约束起来。总要给这种主动性多少留些余地。不过，无论如何，未来的趋势是这些余地越来越少。就此而言，任何这样的政治体系都很类似于我们在原始社会中所看到的情形，在这两种情况中，政府权力都很弱小。可是，两者毕竟有非常大的差别，在第一种情况中，国家根本就不存在，或者说只处于萌芽阶段，而这种民主的变体则相反，它往往非常发达，具有庞大和复杂的结构。正是这种双重的、矛盾的特征，才最贴切地说明了该现象的反常特性。一方面，我们拥有复杂而又精致的机制，以及庞大管理机制的各种各样的齿轮；另一方面，由国家发挥作用的概念，也代表着向最原始的政治形式的复归。所以，惰性和活性就这样奇怪地混杂起来了。国家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它不得不符合大多数人模模糊糊的情感。与此同时，国家所具有的强有力的行动手段，也会使它有能力牢牢地控制同样的个人，否则国家依然会成为个人的奴仆。

    我们已经说过，有关民主概念和实践的上述看法，仍旧深深地扎根于法国人的心灵之中。卢梭的哲学就曾将这些观念转变成体系化的形式，而他本人则依然是我们民主理论的设计师。实际上，再也没有什么政治哲学能够对上述这种双重和两难的局面提供更好的例证了。如果我们从一个角度去看，会发现它带有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个人是社会的动力本原，而社会仅仅是个人的总和。倘若我们换个角度去看，也会了解到卢梭为国家赋予了什么样的权威。进言之，从我们政治生活的全景中，我们随处可以找到这些观念在我们这里如此通行的证据。我们无法否认，从外部来看，或是从表面上看，我们的政治生活极富有变化。变化跟着变化，其速度非同寻常。不过，许多年来，它就已经成功地按照一种固定不变的程序运作了。我们已经看到，从那个时候起，注定会出现上述局面，因为当时国家的驱动力是从许多个人那里获得的，而这些个人则几乎是通过最高权力来规定这一程序的。与此同时，这些表面上的变化也掩盖了其惯常的停滞状态。我们不免会发出这样的慨叹：在各种政治事件和大权独揽的政府机关中不断发生的变化，依然顽固不化地维系于传统。面对这些势力，我们无力抗拒。这是因为，所有这些带有各种不同倾向的表面变化，都将彼此消解：除了精疲力竭之外，这些永无休止的变化留不下任何东西。结果，习惯越来越牢固，各种惯例也丝毫不会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反而蔓延到更大的范围，因为惟有它们才行之有效。所以，社会其余部分过于流动的特征，反而孕育了这样的权力。对此，我们也不知道应该是喜是悲：因为这往往是多少有些稳定性和决定性的组织留下的残余，它们毕竟需要存活下去。尽管有所有这样的缺陷，不过这个时候，这种行政机器依然有可能提供很有价值的服务。

    我们已经诊断了这种恶的东西，但它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这是一种错误的观念，不过错误的观念也总有其客观原因。在我们的政体中，一定会有某种要素能够对上述谬误做出解释。

    这种谬误的起因，似乎是我们目前结构的一种特有的特征所致，由此国家与个人所组成的大众之间没有通过任何中介，就形成了直接的接触和沟通。选民是由国土范围内所有具有公民权的人口组成的，国家也源于此，至少国家的重要机构，即审议会议是由此形成的。所以说，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或多或少只是一种社会大众的反应。这里，我们会遇到两种集体力：一种容量相当大，是由所有公民共同构成的，另一种极其有限，只包括代表。所以，就自然规律来说，弱者必然会追随强者的脚步。自从我们让个人直接选举他们的代言人以来，代表们就注定会把自身的职责限定于忠实地绝对诠释其委托人的意愿，这种顺从的承诺变成了一种义务。当然，就高级政体的性质而言，那些执行统治的人也应该享有大量的主动性，只有以此为名义，他们才能履行他们的职责。就共同利益来说，这些人看待事物的方式与个人不同，因为个人具有其他社会功能，所以国家只按照自身的本性行事。不过，即便是最合理的理由，也无法与环境的力量相抗衡。只要政治秩序使代表能够直接接触到由个人随意聚集起来的大众，个人就必然会自行制定法律。所以，这种直接的接触并不会使国家成为其本身。

    正因如此，某些思想家才提出要求，通过至少两个阶段的投票选举来委任政治会议的成员。事实上，我们可以确切地说，惟有在政府与社会其余部分之间设立某些中介，才能把政府解脱出来。当然，政府与所有其他社会机构也必须不断进行沟通，但其程度不宜过深，不能让国家失去其自身的同一性。国家也必须与民族保持联系，而且不能被后者吸纳掉，所以，这种联系绝对不能是直接的接触。防止弱势力落入强者手中的唯一办法，就是在两者之间设立某些具有反抗能力的团体，以削弱强势力的作用。只有当国家不再直接脱胎于人民大众的时候，国家才更少会服从大众的作用，更多地归为自身。而这个国家中隐隐约约起作用的那些模糊不清的趋势，则不再会对这样的努力产生同样的影响，也不再会非常紧密地约束国家的决策。只有在众多公民与国家之间设立某些自然的、持久的群体，才能彻底产生这样的结果。不过，人们有时候发觉，光靠确立这些偶然发明出来的人为中介是不够的。比方说，我们也许会满足于（通过构成选民总数的选举团体，逐一地）确立一种范围更有限的团体，无论是以直接的形式，还是以规模更小的团体为中介，只有这样的团体才能委派实行统治的人。一旦上述团体实施自身的职责，就会摆脱生存的约束，而以这种方式确立的国家也会享有某种独立地位；不过，它却不再能够完全满足民主所需要的其他条件了：不再能够与整个民众保持紧密的联系。它一旦产生了，原来用于构成它的那些主要的中介团体和规模较小的团体，将会寿终正寝，它与人民大众之间将会出现一种真空状态。两者之间从根本上也不再会有持续不断的交流。重要的是，国家不应该受到个人的控制，不过这也不意味着国家要与个人失去联系。这种与全体人民之间很不充分的沟通，将会使通过这种方式召集起来的审议会议变得非常脆弱。而且，它也会脱离大众的需求和情感，无法对其持续不断地投入关注。于是，对审议来说，就缺少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要素。

    要想不失去这样的联系，我们就不能仅仅暂时性地设立这样的中介团体，而应该使其持续发挥作用。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社会体的自然正常器官。有两种中介可以产生这样的作用。首先，是负责管理地方性区域的次级委员会。例如，我们可以设想，无论省级委员会是通过直接投票还是间接投票的方法选举出来的，都会被要求行使这样的职能。对它们来说，委派政府委员会和审议会议的成员，都完全是政治性的。

    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用来组织我们今天的参议院的基础。不过，我们也有所怀疑，这样一种安排是否最适合各个欧洲大国的结构呢？因为国家的地方附属部门，已经越来越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只要每个区、每个社区、每个地区或每个省依然具有其自身的特性、传统道德、习俗及其特殊利益，这些用来实施行政管理职能的委员会，就会成为政治生活最基本的齿轮。在这些委员会中，能够激发大众的观念和期望，不通过任何中介就能直接聚集起来。不过今天，能够把我们每个人维系于我们生活其中的地区的纽带，已经以我们无法预料的速度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容易崩溃。我们今天在这里，明天就会在别的地方了。我们在不同的省份里都会感觉在家里一样，或者至少可以说，籍贯原有的特殊亲近感已经变成次要的，不再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任何重要影响。即使我们住在同一个地方，我们的利益也会远远超出这个地区的管理范围，我们只是偶然生活在此罢了。紧紧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生活方式，甚至不是与我们最有关联的生活。不管我的身份可能是什么：教授、制造商、工程师或艺术家，能够与我们产生最直接的关系，并让我们感到非常兴奋的东西，不是发生在我们的社区或省份中的各种事件。我甚至可以继续过我的日常生活，根本意识不到这些事件的存在。

    依据我们必须履行的职能，与我们更有关的是科学讨论的进展，正在发表的著作，以及规模庞大的生产中心中产生的各种观念；在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大城市中，对画家或雕塑家来说，艺术世界所发生的各种新事件所产生的兴趣，与地方事务大不一样了。我们可以说，制造商们也同样如此，他们与各种各样的产业和贸易之间的联系，不仅遍布自己所在的地区，甚至远至世界尽头。没有人能够否认，单纯的地方群体已经迅速衰微了。不过，负责管理这些群体的委员会，也不再能够集中和表达整个国家的一般生活，因为用来分散和组织这种生活的方式，已经无法，或者至少无法反映这个国家局部区域的状况。为什么这些委员会会丧失它们赖以存在的基础呢？为什么人们不再为这一地位的荣誉四处游说了呢？为什么那些大有作为的人，那些天资聪颖的人会趋向于另一种不同的活动领域呢？这是因为，这些机构实际上已经衰落了。以此为基础的政治会议，只能为社会结构以及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不很完整的图像。

    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分工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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