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

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觉的反对天神，乃真正最高之宗教意识。（见《理想与文化》第九期＜人类宗教意识之本性及其诸形态＞一文）

    由这一段话看来，西方基督教实当有一新的转形发展。在由近代精神之淘滤而成的谦虚软化之状况下，在信仰自由（宗教意识的）之肯定下，在苏俄之黑暗心理否定一切下，在东西文化要求一较高级的综合发展之趋势下，种种外缘已具备，实到重新对于宗教本质加以反省的时候。只要宗教思想家们，犹如路德之改革宗教，能自觉地对此加以反省，则新的转形发展必然到临，宗教精神之重新振作亦必然到临。唐先生这段话，就是一新形态之合理的提供。若是基督徒们仍然固执原来的形态，故步自封，闭关自守，则对于人类社会固然无益，即对于宗教自身亦无好处。司马迁云：人到穷困的时候，「未尝不呼天也，未尝不呼父母也。」「呼天」即有超越天神之皈依，「呼父母」即有祖先人格神之皈依。这还是就困穷的时候说，我们还可以就精神本质说。「呼天」就含有超越理想（天神，绝对精神）之肯定，而崇拜皈依圣贤豪杰祖先，即含有人格神（绝对精神之化身，通体是一纯精神之人格。）之肯定。我们之视圣贤豪杰祖先是当作一个「纯粹是精神」「通体是德爱」的人格而视之，我们在他们身上只见是一心之流行，而不见有物气。父母对于子女，子女对于父母，其间之情爱是大家所知道的，这其间没有一毫杂染邪念的，这就是「纯粹是精神」的意思。至于对于圣贤豪杰之崇拜，更是因为他们纯粹是精神的。我们若故意贬视圣贤豪杰及祖先，我们便是有邪念，首先自己已陷于罪过中。我们若只固执耶稣而不放，攀援上帝而不舍，鄙视其它，敌对其它，则耶稣上帝亦因我们之固执攀援而成为一物，而不复是纯精神，而我们之固执攀援就是结于物缚于物，此时我们本身就是陷溺于罪过。我们崇拜耶稣亦因他通体是德爱，纯粹是精神，一如我们崇拜圣贤豪杰及祖先。（其实耶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贤人格神之一。他是「人而神」，就因为他通体是精神。于他只见有心，不见有物。而通体是精神，不必是耶稣一现实的形态。）依是，基督教以为只有一圣子，唯耶稣为圣子，圣子只能是一，这种教义必须有新的改变。假若我们真了解「人而神」及「神而人」之所以，则圣子可以是一，亦可以是多。而我们崇拜超越的天神，并不妨碍崇拜圣贤豪杰及祖先。反之亦然。惟隔离而偏至的宗教，才以为两相妨碍。固然，由于耶稣的偏至精神，隔离的宗教在其发展上，得到其本质上独立自成的境地，因而宗教亦得有其确定的意义，但是执着一边而妨碍其它，便是宗教精神未至于充其量，而且为宗教上之罪过。有确定意义的宗教，必须自其隔离的形态转至综合贯彻的形态。「先秦儒者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一方亦信仰天神，至少未自觉的反对天神。」此固为一综合形态之最高的宗教意识，但宗教之独立自成的确定意义，并未在先秦儒者「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此所以人们以西方之隔离的宗教为标准而谓中国并无宗教，而吾人亦因此不能即以先秦儒者之综合形态的宗教意识作为今日所应当出现之综合贯彻的宗教形态。然而，虽是如此，而由隔离的宗教发展而为综合贯彻的宗教，却必是先秦儒者由文化生命上所表现的那个综合形态。这个形态，从西方的隔离宗教方面说，便是发展到一个不隔离的形态。从中国文化方面说，便是先秦的综合宗教意识发展到一个自觉完成的形态。这两方面的协和一致，当是人类最高的光明。这其中所应当说明的还很多，本文不必多从事于此。

    现在我只想说明：这种综合贯彻的宗教形态，因其变了「隔离形态」的质，所以我们当把它隶属于「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而不应再把它隶属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这一改变，是人类的精神生命文化生命之最具体活泼的周流贯彻溶液荡漾。亦是备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不肢解，不胶固的本来生命之复活。这样，我们将永远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表现超越理想，为人类时时鼓舞浮现那贯彻通透的「超越亲和力」。把「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剔除宗教意识之外，使之不再应用（实在是纠结胶固）于宗教，而只应用于科学与民主政治，以及社会福利之事功性的东西，问题性的东西。这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恰当（如其分）的使用。在这种使用下，可以两不相伤。宗教可以免除那种愚蠢残酷的事件，烦琐不合理的教条，而人类在表现「超越亲和力」的「综合的尽理精神」之鼓舞下，科学与民主及一般社会风气可不再有西方那个样子的流弊，多表现一点和祥气。虽是分解的尽理的，却可减杀其肢解性、僵化性、枯燥爆裂性。而在中国方面，亦必须引发出它的「分解的尽理之精神」，须知圣贤境界与天才境界中所含的德慧与艺术性，以及「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综合的尽气之精神」，皆不足以产生科学与民主政治，亦不是事功性的精神。我们若真参透了中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你就可以见出中国正缺少这一点。好处从这里了解，坏处亦从这里了解，而今日的悲惨之局亦从这里了解。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就含着事功的精神。因为缺乏这种精神，所以讲事功者乃援用法家。须知法家并不真是事功性的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当能尽其气时，便是神足漏尽的发扬（气的），建立大帝国。当不能尽其气时，便腐败堕落（物化），因而产生暴戾残酷，邪僻疯狂。它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因而不能有事功。亦不能有立法的政治，亦不能有理智兴趣的科学。而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亦是神足漏尽的（理的）；是德慧的，不是事功的；智慧高，思想则乏味。所以当人说儒者迂阔少功时，决不必争论辩护。他的精神之本质就不是事功的。而当他们套在以往的轮子中，在堕落的时代里，只有演悲剧。所以中国的两种基本精神必须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来调剂来充实来转化。如是，尽气的精神可不用在打天下，而当用在文化方面属于创造性的东西上

    如是以「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提供超越理想，鼓舞「称神明之容」的生命之全。以「尽气的精神」从事于文化方面的创造。以「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滋生科学与民主政治。这是人类自救的积极精神，总之，是救住超越理想（宗教），救住天才，救住科学与民主政治。这不是新的，这是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是向此奋斗的。过去如此，今日将来仍然如此。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人们把他的生命放平，一立立在这种精神上，方能不动摇，不惊怖，自救救他。方能正视现实，改进现实。方能亲生悦生，肯定经验，承认对方。一离开这一切，便都是挂空的，毁灭的。

    人类的历史常是大开大合的，一下子很高，一下子很低。我们常说以往野蛮，有许多残酷不合理的事。文艺复兴以后，三百年来，从现象方面说，确是文明得多，合理而开明得多，孰知精神一提不住，文明久了，倒反归于更野蛮，更残酷。像苏俄那「黑暗的秘密」集了古今中外一切残酷之大成，还能不说是野蛮吗？但却是由过分的文明而来。又如宋朝人的趣味太高雅，女人把眼角上点上啼痕，终遭夷狄之祸，你说这种趣味是文明呢？还是堕落呢？五四运动以来，都市的文明人为乡下人所羡慕，亦为乡下人所厌恶，文明得过分了，后来的趣味就转向。不喜欢文明，喜欢野蛮；不喜欢修饰，喜欢粗野；不歌颂真美善，而歌颂罪恶。青年学子不演话剧，而扭秧歌，以为是雅趣，实际上统统是不谐和的丑恶。像上海那种喜出噱头的自装文明，若不惹出反动，亦是无天理。义和团杀二毛子，共产党亦利用农民的粗朴来杀商业买办文化买办，还一狠狠下去杀到底。（可是他们不自觉亦是文化买办。）我们在二十几岁的时候，也是经过这些时代趣味上的翻转。这都是有感觉有理想的青年。我们那时不喜欢学法律政治的，以为是鄙俗。要学哲学，要谈主义。学经济，也得学马克思的。时代变了，以前读书上进，荣耀门庭，为国效力，以天下为己任的一致性没有了，大家背后不自觉的是一种革命、否定、浪漫的心理。我的大哥是乡下人，他感觉到了这种心理。我的父亲稍为古典一点，他就不以为然。这些都是感觉，大家都说不出个所以然。一叶知秋，这些文明的青年人知识分子，承前启后，造成数十年来的风气，害了自己，害了父母兄弟，害了亿万同胞，整个的国家，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汪洋一片，无一幸免，遭此空前的大劫，到此完全结束。可痛的黄帝子孙，在这种哀号宛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深深体会你的生命罢，真切地放平你的心忏悔罢，醒悟罢。把人类内心深处的正面积极精神涌现出来，无论革命或是什么事，总不是与人作对的。我现在再引罗素的一段话以作结束：

    共产党的专制理论，武断地肯定：共产主义的目的，最后必然会实现。因为相信必然二字，所以认为纵令至少须牺牲一代的人民，使他们在贫乏、奴隶、仇恨、秘密警察、强迫劳动、消灭独立思想及拒绝与信仰不同的国家合作等混乱不安的状态中过生活，亦都是应当的，值得的。试问在人类思考可及的范围内，真有什么信条能够具有这样高度的必然性吗？我是不相信的。而且果真是有的话，那也决不是史太林的信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