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人类自救之积极精神

    我近来不自量，写了一部讲历史的书，名曰「国史之精神发展的解析」（按：已改名《历史哲学》，四十四年出版）。从黄帝尧舜起一直写到东汉止。此后暂不写。司马迁写《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我的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而在贯通吾人的民族生命及文化生命。惟在这种贯通中，始能见出人类的积极精神来。人类的生命，发展到今日，实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因此，到了极端胶固枯燥的境地。《庄子•天下》篇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赅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由道术之裂，演变而为生命之裂。秦政一出，而天昏地暗。到了今日，生命之裂与道术之裂，超过战国及秦政不知几万倍。近代的精神，一往是「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的精神。现在，可以英美来代表。在这种「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状态下，不要说道术裂不裂，首先自己的生命已肢解而僵化。由此，起一个反动，便是「心死」：阴险狠愎的变态心理淹没了一切。庄子只见到「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可痛，尚未见到今日变态心理的可怕。这里边的阴邪黑暗，不是以往的人显所能想象得到的。罗素说：

    俄国还有一种罪恶，这是维持统治者之存在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个罪恶，就是秘密--漆黑的，绝对的，一切都保守秘密。……在铁幕背后，究竟搞些甚么鬼呢？我想总不是在那里制造乌托邦罢。（《民主评论》第二十二期罗素文）

    这种秘密不只是一种策略，乃是通着它背后的变态心理，以及由此心理而来的一切黑暗思想。黑暗、恨、狠愎笼罩了一切。在它那里，没有光明，没有爱，没有和祥。人类的正面积极精神，如果不能浮现上来，来育和人类的生命，来扫除这种黑暗，人类不能救住它自己。

    康德的哲学中，讲到超越的统觉，超越的对象时，曾提到超越的亲和力。人类内心深处的那种超越的亲和力（亦就是正面的积极精神），最易于从历史贯通的发展之体贴中荡漾出来。民族生命，文化生命，统在这种贯通发展之体贴中复活。人类的超越亲和力，在中国历史的文化生命中，表现得最亲切。不幸到今日竟变成这种断绝的境地。生命不能通，隔断了，干枯了，循至于爆裂以死。没有了过去，那里还有未来？「未来」只是龇牙咧嘴，昏迷状态的眼花撩乱。

    积极的精神，在静定平实中澄清出来。我从历史生命文化生命的贯通发展中，看出人类的积极精神不过是三种：一、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二、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三、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相应此三种精神，广义地言之，中国文化生命中有前两者，而无后一者。西方的文化生命有后一者，而无前两者。照这样分法，西方在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下，有宗教、科学及民主政治，即这三种东西皆是「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所贯注。中国在前两种精神下，有儒者的圣贤境界及英雄豪杰的天才境界，总之是德慧的与艺术性的。圣贤境界在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下完成。何谓综合的尽理？即是超越的理想在践形尽性的本末贯彻中表现。「形」是形而下的，亦可曰「形气」。「惟圣人为能践形」。践形亦就是「尽气」。惟圣人的尽气是在「尽性」中贯通着的，所以形而下的「形气」是在心气天理的通透中涵融育化而不落于纯粹的「物气」。惟因通彻到践形而表现着超越理想，所以才是综合地尽理的，亦可曰理性的尽气之综合。而天才境界则是在「综合的尽气之精神」下完成。惟天才为能尽气。而天才的尽气是不自觉的，亦未通过尽性之贯彻的。若不是天才，则只是堕落干枯，阴私邪僻，纯成为物气，而不能说是「尽气」。天才能尽气，这是他的天资高，生命充沛，所以虽未通过尽性之贯彻，亦有暗合于道处。这就是朱子所说的汉唐。所以唯天才为能尽气，唯尽气者如能接受理想。他的生命充沛不滞，常常能接受善言而客观化其生命，这就是他的暗合于道处。这种「天才的尽气」亦是一种综合。因为由于他的生命洋溢，而未经过抽象的分解破裂，所以是一种艺术性的性格。这种综合，亦可叫它是天才的尽气之综合。这种精神，不独表现在政治上的英雄豪杰身上，凡有艺术天才的皆可说是「综合地尽气的」。

    西方的宗教，在耶稣那种偏至的超越精神下完成，是未通彻着践形尽性而表现超越理想的。所以他的偏至的超越精神实即是一种「分解的尽理之精神」。在这种精神下，成立了隔离的宗教，因为是偏至的，隔离的，所以敌对性强。这是本质上如此，且不必说因教会而产生的那些教条，因教条而产生的那些愚蠢惨酷的事件。但是宗教究竟是人类正面积极精神之一。西方经过了近代精神，虽说社会文化上逐步向下趋，忘掉了神，忘掉了中世纪的超越理想，但就基督教本身说，却谦虚多了，软化多了。这种谦虚软化，一方也许是宗教精神之不足，甚至是堕落，然一方也正可以由此而向践形尽性的天人贯彻方面趋，由此而重振其宗教精神，予以新的转形发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正是从历史发展上证明神之实现于俗世，而表示这个趋势。西方的宗教家不应再固执他的老形态。如是，这个世界方可有办法。）唐君毅先生讲宗教意识之发展，表明最高的发展及形态必须发展至「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之崇拜皈依之宗教意识」。他说：

    在一般之宗教意识中恒只信一惟一之神，或惟一之先知先觉，如耶稣、释迦、摩罕默德等。此种宗教意识中，恒以为吾人不当更有视圣贤豪杰祖先如神而崇拜顶礼之之宗教意识。然吾人则以为真正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乃当包含视圣贤豪杰祖先等如神之宗教意识者。盖顺吾人前之所言，吾人既言最高之宗教意识中所信之神或基督、佛菩萨为必然以担负人类之苦罪为己任者。此即同于谓：神或基督佛菩萨皆为能自忘其为神，自超拔其同一于神或超越的我之境界，而下同于众生或人以为众生去苦罪者。若然，则人类中之圣贤豪杰之能实际作去人类苦罪之事者，即可能为忘其为神之化身而成人者。其成人乃所以担负众生之苦罪，则彼正可只以去人类之苦罪为事，因而亦兼忘使其自己复成为神之目标，遂不复有神之信仰，不复同一于神。而神之自忘其为神以化身为人，亦必化身出此种忘神之信仰之人，而唯去人间之苦罪为事，乃真见神之伟大。若然，则顺吾人宗教意识之发展，吾人不仅当崇拜皈依「信有神，求自己同一于神之宗教人格」，且当崇拜皈依不求同一于神，但只以去世间之苦罪为事之道德人格。吾人如真信神之伟大，当信此道德人格即神之化身，吾人亦当以崇拜皈依神之态度，崇拜皈依之也。故吾人谓宗教意识发展之极致，必包含一视圣贤豪杰等道德人格如神之宗教意识，以至包含视祖先如神之宗教意识。祖先对吾人自己言，必为一道德人格。盖祖先在其本性上莫不爱其子孙，愿分担子孙之苦罪，则在子孙心目中，其父母祖先皆耶稣佛菩萨也。而在此视圣贤豪杰祖先如神而崇拜皈依之意识中，因念彼等之精神乃一直顾念人间，无求同一于神之心，吾人固可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然吾人之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不妨碍吾人之在实际上以事超越之神之态度，皈依崇拜超越之神之态度，对圣贤豪杰祖先，而视之若同于超越之神，而在其前自「自己之欲望的我」超越，自「自己之我执」解脱。由是而吾人即发展出一纯粹人格之宗教。在此种人格之宗教意识之中初无超越之神之观念之肯定，乃由体念圣贤豪杰祖先之精神之向往，原不求同一于神，而只以去人间之苦罪为事之故，而非觉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与对神之信仰之相碍。吾人可谓一人因崇拜皈依圣贤豪杰祖先，遂自觉的否认有超越之神，可成宗教上之罪过。然不自觉的否认有神，对神存而不论，而在实际上只有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无对神之崇拜皈依，则非一人之宗教上之罪过，亦非其人缺乏宗教精神之证。反之，如一人只有对神之崇拜皈依，而无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则为人之宗教意识未充量发展之证，而为宗教上之罪过。由此，故吾人以为最高无上之宗教意识，应为一方有对超越之神崇拜皈依，一方有对圣贤豪杰祖先之崇拜皈依者。只有其一，而未自觉否认另一，皆不成罪过，而同为宗教精神未充量发展之证。只有其一，而自觉否认另一，皆为宗教上之罪过。由此而言，则基督教回教徒之反对崇拜人神，与中国后代儒者之绝对反对天神者，皆同未能充量发展其宗教意识，浸至犯宗教上之罪过者。而中国先秦儒者之一方崇拜圣贤祖先之人神，而一方亦信仰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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