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论「凡存在即合理」

    一

    黑格尔有句话，说：「凡是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此语大起误解，易为人所诟病，而应用于历史社会上，尤见毛病。此一句深一层哲学上的话，与普通对于「既成事实」之承认，似乎有类似的意义。英国人承认中共，除其现实上的权衡利害外，亦可以此言为籍口。此不可以无辩。

    黑氏之说此话，其原意是形而上学的。柏克莱主张「凡存在即被知」，此语的意思是说：「没有一个既是现实的存在而又不在心觉的涵摄以内的。」他的辩论，开始固是从知识论上说，然而他这个主断的究极成立实在是依据一个形而上的原则的，而他亦实在是推到这个立场为根据。从形而上学的立场说，不能不肯定一个「精神的实体」（即神心）。因此，凡现实宇宙中的任何现实存在必为此精神的实体所贯注，因而亦即必为神心所涵摄，因此，遂成就「凡存在即被知」一主断。

    由「凡存在即被知」函着「凡存在即现实」，而由「凡存在即现实」即含着「凡现实即合理」。这是一串推理的发展。因为凡为精神的实体所贯注，必然为此实体中的「神理」所贯注。此是一个形而上的陈述。依西方正宗的哲学系统说，事物之「被知性」（亦曰观念性），现实性，合理性，三者是合一的。上帝有两种事务不能创造，亦即有两种东西不能在神心的涵摄中，一是矛盾的东西，一是罪恶。因此，在现实宇宙中，凡是一个「有」，一个存在，都是正面的，积极的，都有他在神心中的意义与价值。哪怕是一草一木，一个苍蝇，一个粪蛆，也是一个正面的「有」。凡自相矛盾的必归于虚无（是零），自然世界中无罪恶。罪恶不是一个「有」。人间始有罪恶。而人间的罪恶亦只是善的缺乏，亦不是一个正面的存在。依此，「凡存在即合理」，原是一个形而上的陈述，是对现实宇宙的一体平铺说，是就现实宇宙的「可理解性」而完成的。

    但是应用于历史社会上，则不能如此无曲折。黑格尔之历史观决不同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间的集团实践显然有一个精神生命在后面荡漾着，由此精神生命必然含着一个精神实体。整个人间的历史，就是这个精神实体之曲折宛转的发展史、实现史。在这种精神发展的历史观下，说「凡存在即合理」，是有其曲折的，我们对此语不能作直线的了解，亦不能孤离地单看此一句本身的意义。本文愿就此多说几句。以上纯哲学方面的形而上的陈述，则不必多说。

    二

    判断历史的是非可有两种：一是道德的判断，一是历史的判断。前者是一于理，直下以理之是非为是非。不对就是不对。罪恶无大小，一错永错。不管你的曲折原委与夫有什么不得已。你所居的格是王道便是王道，是霸道便是霸道，是夷狄盗贼之邪道便是邪道，这是丝毫不能假借的。道德上的是非善恶，到紧要关头，你个人毫不能有所推诿躲闪，旁人也毫不能对你有所原谅。「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这不得已三字不是一概可以用来推诿的。对个人是如此，对历史也是如此。南宋陈同甫与朱夫子争汉唐，想给汉唐以地位，而朱子则不许可。朱子以为三代以下无善治，王道失，霸道兴，皆是以私心把持天下。朱子说此话是以他的全幅学问为背景，总结起来便是一于理的道德判断，即他一往是道德的。在这个立场上，汉唐自然不行。你们想给汉唐一席地，不过是因为他们富强，所获者多。但是富强不能掩盖其私心的罪恶，不能掩饰其道德风俗的无善治。陈同甫的立场是原情而论，以为「道」，自三代以下，亦并未完全凭空架过，现实上亦并非全是黑暗。汉唐于默默不觉中对于道亦略有所表现不能吹毛求疵，一概抹杀。但是立一义，必须于理上透彻有据，不是这么说说就算完事。汉唐自然有其地位。但是要想证实他的地位，必须体用本末彻底通达，卓然于知人论世之原则有所树立，而后始可以言之无弊。这点不是陈同甫的学问所能担当得。所以他争不过朱夫子。朱子的立场很坚定，很透彻，日常生活很谨严，出处进退丝毫不苟，以身作则，以身行道。作到若何程度，不必管，但律己甚严，则是可以说的，念念不忘此事亦是可以说的。讲学必以道统自任，以此事为毕生之大事。其生活如此，其学如此，故其论世亦一是皆出之以严格之理。所以立场坚定，言之有力，其理甚透。他虽不能贯通历史之发展作综合观，但握住一面已是不易。陈同甫要想为汉唐争一席地，其立场当然非是一个综合的立场不可。但是分解的一面之理，即内圣一面，体一面，本一面，总之纯然是王道一面，尚且把握不住，不能透彻自肯自信，而要冒冒然讲王霸杂用，讲体用本末内圣外王之综合观，贯通的发展观，其进退无据，是当然的。要想于道德的判断外，争汉唐，当然非参加上历史判断不可。我之所谓综合观，贯通的发展观，就是要把这两种判断综合于一起。但是陈同甫的学力何足以语于此。说汉唐默默中于道亦略有所表现（即有暗合于道处），光这么说不行，必须说出所以然。否则只是虚气浮辞。就是说好说坏，亦是零碎的估价，决不能作综合的估价。要于「暗合于道处」参透历史的本源，立出原则与纲领，再贯通着史实，而作曲折宛转的发展观，以断定某一时代之价值，正面的，或负面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作不到这一步，而想拉进历史判断来，其结果有二：一是只是事实的纪录，这是考据家或所谓科学研究者所从事的，这严格说，并不足以知史论史。二要想到知史论史，而参不透适才所说的那一步，则亦只是零碎的估价，是相对的方便立义，（随意说）并无一定不移之理。相对的方面立义，只是就现象观，其结果未有不流于顺俗趋末者。就现象观，任何历史事件皆可说好说坏。人间的事情，无论如何好，也可以有流弊。无论如何坏，也可以在意料之外，有有利的表现。汉唐自然有其可称处。但是陈同甫的识见，也只是落于现象观。其所以只争汉唐，尚不敢争暴秦，争南北朝，争五代，并不是原则上有异，只是风俗习惯的（尚不能从原则上都予以曲尽的解析）。若近人从现象上推而广之，不但争汉唐，甚而争暴秦，争五代，又甚且争张献忠李自成。这只是肆无忌惮。陈同甫所差的，只在尚不敢肆无忌惮。所以他的历史判断不能超出现象观。

    历史判断当然要重视发展中的史实，每一时代的史实当然是一存在。既是存在，当然有其发展中存在的理由。历史判断就因为着眼于存在的理由而不轻易忽视或抹杀每一时代。若只是道德判断，则常流于抹杀，此亦不足以论历史。但是只说有存在的理由，而作现象观，亦究竟不足以估定某时代中的存在之价值究竟是向上，抑是向下，是正抑是邪，是善抑是恶，是正面的抑是负面的。存在的理由，不足以免去它的罪恶。历史的判断不只是要拉进史实来就算完事，它还要尽一个责任，即要估定某时代中的存在之价值究竟是正面的，抑是负面的。若不能作到这一步，「凡存在即合理」即不能说。这句话当然是历史判断中事，即当引进「历史的判断」来，这句话才出现，但是若只是现象观，这句话即不能应用，因为它足以泯是非。所以历史的判断，必须当它能估定时代价值之为正抑为负时，「凡存在即合理」才有确定的意义。此语既不是现象观下的一句话，亦不是直线地说的一句话。即此所谓「合理」既不是直线地说，亦不是直接地说。在形而上的陈述里，是直线地说，直接地说；应用于历史，则必须是曲线地说，间接地说（所谓「说」，当然是就衰世乱世，如暴秦五代以及今日的共党一类的说）。若用于历史，而取直线地说，直接地说，则是现象观，足以泯是非。泯是非，亦同样否定历史。

    曲线地说，间接地说，而不是现象观，当然背后含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当然是在道德判断处。但不是朱子所表现的那个道德判断，因为他所表现的道德判断是孤立了。他不能拉进史实来，也就是说，他不能引生出历史判断，因而也就不能贯通地综合地观历史之发展，精神之表现，而估定某一时代之价值究竟是正面的，抑是负面的。我们这里所说的一个标准，须要把朱子所表现的道德判断化而为一个「精神的实体」，或「道德的实体」（moralsubstance），由此以观通着史实的发展，引生出历史的判断。我们已说，历史的判断必须能尽估定时代中的存在之价值为正抑为负的责任。因此，由「道德的实体」作标准引生出历史的判断，正是要完成一个道德的判断。道德的判断不只是要说正面的价值，还要说负面的价值。不只是光断定三代，还要断定汉唐，断定暴秦，断定今日的共党。这种断定，不同于朱子。朱子对于三代以外的断定，只是抹杀。所以他只能说正面的价值，不能说负面的价值。就是说，他的断定不是历史发展精神表现中的估价，他是一刀两断的永恒的估价。（所以以往的理学家不能论历史，只有一个王船山是例外。）

    我们由「道德的实体」贯通着史实，引生出历史的判断，来完成一个道德的判断，就是要把以前的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两种综合地统一起来。这不是散立地有时用道德判断，有时用历史判断。而是在一个较高的综合观点下来完成一个综合的道德判断。（即正面的负面的都能说。）只有在这个综合观点下，才能曲线地间接地说「凡存在即合理」。盛世、治世、正面的，当然直接说它合理。这句话的问题单在衰世、乱世、负面的一面。就此面说，说它合理，并不是说它本身是对的，是合理的。它本身仍是罪恶，仍是邪恶。所以说它合理，一定是曲线地间接地说。而且说它合理亦只是估定它的负面价值，而所谓负面价值亦不是就其自身言，乃是就其对于未来的「正面的」之关系言。它自身仍是罪恶，罪恶自身无价值。凡就其自身而可以说价值，它必须是正面的。其自身为罪恶，无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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