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论「凡存在即合理」

，无价值。而尚说它有负面的价值，这完全是对未来的正面言，所以是曲线地、间接地。这个意思只是：「堕落不深，觉悟不切」修道上的话应用于历史。堕落仍是堕落，但是它能促成「觉悟之切」（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因而说它有负面的价值。说负面的价值，这其中有无限的智慧，有无限的悲痛。这只是人类的可怜，人间不可免的曲折。有谁愿意堕落呢？但是，人不是神。所以历史、文化、价值（正面的，负面的），这都是人间的事，不是神的事。若只如朱子所表现的道德判断，则必须人是神，若不是神，便不必说了。这不足以言历史、文化与价值。（今按，《政道与治道》第十章对「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言之极精详，请参看。）

    朱子在他一生的实践过程中，很知道「艰苦」二字。到晚年不起的时候，学生问他有何嘱付，他还是说「艰苦」。这表示为人为学都是不容易的：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容易，要表现真理不容易，以理制欲不容易，与邪魔奋斗不容易，在重重障碍中表现精神不容易，要费多少力气，才能透出一线光明。个人的实践如此，历史也是如此。历史是集团的实践所演成的。在一个民族生命的集团实践中能晓得「艰苦」二字，便可以知史论史。朱子在个人的实践中很知道艰苦，但他不能把这个艰苦过程（亦就是工夫过程），正面而视，从其主观的隐藏中拖出来，把它客观化，理路化。这不只是朱子个人如此，宋明诸儒对于这一层，都是停在主观的隐藏状态中。照我们现在所论的问题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假若能把这「艰苦过程」从主观的隐藏状态中拖出来，把它客观化，理路化，正视它的发展，即奋斗所至之境界与成果，则学术的形态必有一新转进，眼界心胸必有一层新开阔。把这个客观化理路化的奋斗过程，能郑重认识了，则对于集团生命的实践之艰苦过程也必能郑重认识其理路而把它客观化，这就是我所说得把道德判断与历史判断综合地统一起来而成的贯通的综合的历史观。

    讲历史最忌的有两种态度：一是顺俗趋末的现象观，这必流于无是非，即有是非，亦是零碎的而无总持，颠倒的而不中肯。二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如说中国自禅让井田废，便全流于黑暗，又如说中国人以前不知道民主，不知道科学，不知道男女平权，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乌托邦，不知道历史的艰苦。这后者想表明理想，不知道「理想」是要在现实奋斗的过程中引生与实现，而不是不负责任的幻想。又想表现道德判断，不知道道德判断一在立经常之大本，一在贯通着史实，引生历史判断，而并不是不负责任的怨天尤人（说中国自禅让井田废，便流于黑暗，此尚不是朱子的道德判断。朱子是一往的道德动机论，他只有直上直下的理之是非，故他尚能立经常之大本。其缺只在不能引生历史判断。而此种说法，则只是怨尤，与怨祖宗没有给我们预备好民主与科学同）。至于顺俗趋末的现象观，想表现历史判断，但不能参透本源，立出纲维，故驯至于无是非，即有是非，亦零碎而无总持，颠倒而不中肯。今之论史者，其不流于此两忌者，盖甚少。人皆曰史易知易论。吾则曰：谈何容易哉。

    三

    我们由集团生命的集团实践中看出一个精神生命，这精神生命就含着一个精神的实体。就个人讲，这精神的实体就是含有仁义而且抒发理想的「道德的心」，所以同时也就是「道德的理性」。就集团生命讲，也是如此。集团生命的实践中，岂不也含有一个精神的实体，岂不也含有一个向上的理想而共同以赴之。这个仁义的心是共同所契合的，其所抒发理想是共同赴之而求有以实现之的。但是这个精神的实体之实现是在限制中障碍中实现。这个限制或障碍最直接的就是人的「动物性」。其它间接的，也都由动物性而结成。一个人的道德实践就在破除他的动物性之障碍，集团的实践岂不更有它的集团的动物性，岂不更要在此障碍中而破除此障碍以实现其理想，以表现其精神实体。就因为有此动物性的限制，所以人类的集团实践不能不是历史的，不能不是曲折宛转的发展的，因而观历史，也不能不参透到精神实体，贯通着史实，而引生出历史判断。我们试就此观点，取历史的一段史实，以明精神实体之实现之曲折宛转的发展性。

    从夏商而至周，当然是本着精神实体而向上发展的一段。此段向上的发展是综合的，建构的。故有周文之形成，有封侯建国之形成，有周天子以文化系统代表统一之形成。但是经过春秋而至战国，这个周文的统一，渐趋于破裂。从经济政治方面讲，井田制渐废，贵族就衰，士人渐兴。其结果，民从井田制中解放而为自由民（土地私有），君从井田贵族中解放而取得客观化超然之地位，士人兴起，参与治权，遂有政治之客观的意义。从君、士、民之得解放，在此转形期，显然显示政治格局渐要客观化之趋势。民是国家之民，君是一国之元首，士人参政，表示治权之公开与客观化。这三者之得解放，就表示政治格局渐要客观化。政治格局之客观化当然是一大进步。但为甚么由春秋而至战国秦究竟是衰世？这就要看这一过渡期是否有一向上精神与文化理想来完成这步客观化。不幸，由春秋而至战国，竟无这种向上精神与文化理想来完成这工作。解放出来，只成军国主义。其背后的基本精神竟是粗暴的尽物力之物量精神。所谓尽物力，不必是能取用外在的物力，乃尽量发挥其原始的粗暴生命之谓。生命之粗犷实只是物量的精神。物量与物量只有相激荡相抵消而交引日下。交引的结果，便结束于秦。秦是以凝结与闭塞来结束物量的激荡。故由战国而至秦，便是由物量精神凝结而为数量精神。秦是内而数量，外而物量：以内在之数量精神凝结呆滞外在之物量。代表这种内在数量精神的，便是秦始皇的阴私险狠（一种干枯黑暗的生命），与法家的残刻寡恩。到这时，内心全黑，只有一个赏罚不测的权术与普遍的混同。这就是内在的数量精神。拿这种精神来整齐划一（实即是僵滞呆板）外在的物量。故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在所必诛。故必闭塞聪明，凿丧生命：凡人格人性，道德仁义，皆在闭塞之中。一切皆齐等于物，成为白痴。战国时物量精神的激荡到此全息。此岂非一堕落至极之大劫数。（今按：此段须参看《历史哲学》第二部第二章第一节。）

    但是人类的生命又何能塞死，紧压至极，必然要从深山大泽中暴发。这就是新生命的开始。刘邦即从此而起。当一个问题或形态已临，而无向上精神与文化理想来完成，其精神必下降转而为泛滥的物量精神，此只是人的动物性之发作。一发而必至其极。其势已成，任何人不能挽回。虽有孟荀之呼号，亦不能挽救其丝毫。然而能挽不能挽不必管，而这种呼号总保存一点光明与正面之精神，以与那堕落的物量精神相对抗。这点正面精神，在当时可全挂空，然有人保持住，就是下一代之种子。我们不能因为它于事无补，就轻视它；也不能因为它不能实现，就说保持这点光明的人是迂阔无用。不能因为堕落之形势已成而不可挽，就反而肯定它，认它为合理。堕落终是堕落。有能于堕落之中，屹然立得住而不摇动，保持精神实体以为是非之准，这就是最大的成就，最大的力量。须知堕落之势已成，不是说挽就可以挽的，也不是说去掉就可以去掉的。一个正面精神也不是说要实现就可以实现的。这就是在限制中实现理想。势不至其极不转，急也急不得。我们就要于此限制中，于势不能实现此理想中，认识此理想之价值。它是下一代之种子，它是当代是非之标准，由它照出一个是非，照出堕落之势之为非，之为堕落。否则，便无是非，亦无前途。

    当时大家不知其为堕落。但是到其极而人们受不了时，人们就共觉其为非。这就是势至其极而要转之时。人们的共觉复归于光明（正面精神）之一面。堕落过程中也铲除了一些罪恶（不是由向上精神而铲除），也拖带出一些成果，如在战国秦的过程中，把封建除了，成为郡县，把井田共同体的束缚除了，成为自由民（土地私有亦是一进步，后来的流弊是另一会事），把贵族除了，成为治权的客观化（治权的民主）。但这些成果亦不是由向上精神与文化理想而完成的，而是在堕落之中拖带出来的。所以堕落时之本身物量精神与数量精神仍是一种罪恶，其本身决不可说为合理。但是这些拖带出来的结果却丰富了下一代正面精神之内容，而促成一新型态，正面精神之新形态，此就是精神之进一步的发展，超过了周文的形态（当然从某些偏面地方说，也许有不及周文处。但整个形态则是超过了它而进一步。）就在这里，我们说战国秦，有它对下一代言的负面价值。但它本身，却必须加以责斥。不责斥，不能指出是非，亦不能促成大家之觉醒（共觉）而促其速转。这与今日之共党同。共党之兴起当然有其原因，但不碍其本身之为罪恶。我们责斥它就要立出一个是非的标准，守住一个是非。我们在责斥它中所表现的正面精神理想当然也不必一时就能实现，但我们这样守得住，就可以促成人们的共觉而向新形态转。它对于新形态也许有其负面的价值，但不能说它在当前是合理的。

    人不能常惺惺维持其向上精神与正面的文化理想，遇新问题新形态要出现时，不能根据向上精神与文化理想来解决来完成，这是人的堕性在作祟。堕性胶着而不能转，则必物物相激而趋于毁灭。假借毁灭之一曲折来解决来完成，这是人间的可悲。黑格尔名之为「理性的诡谲」（cunningofreason）。中国人以前名为「天道之权变」。「理性」不能直伸，乃籍堕落之毁灭而一伸。此理性之巧，实人之可悲。我们要以耐心的智慧来观照此一曲折，更要以无可奈何的悲心之大仁来立出人间的纲维，使其不终穷。

    四十年一月《民主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