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现时中国之宗教趋势

    此书是以英文写的。原题为ReligiousTrendsinModernChina，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一九五三年），著者为Wing-tsitChan。吾初不知其中文名为何。经询之谢幼伟先生，乃知为陈荣捷，广东人。现任达茅斯学院（DartmouthCollege）中国文化及哲学教授。在国内，吾未遇其人。阅此书后，知其于中国近四五十年来思想文化之趋势，述之颇详，亦甚中肯。写给外国人看，亦足以增加西人对于近时中国之了解。

    此书标题为「近时中国之宗教趋势」，吾初以为是讲佛教或基督教。审之，只以中国原有之儒释道三教及回教为讨论之对象。其第一章为儒教中什么是活的什么是死的；第二章讲佛教中之近代运动；第三章：佛教思想之发展；第四章：民间宗教（以道教及各种教门为主）；第五章：回教之新醒；第六章：知识分子之宗教（讨论近三四十年来知识分子对于宗教之态度）。

    一

    宗教，如一般人所想之通义，当以耶教为典型。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似乎不是此类。其本质之差别点即在：耶教为依他之信（信上帝），而儒释道三教皆不为依他之信。此三教本质上皆是从自己之心性上，根据修养之工夫，以求个人人格之完成，即自我之圆满实现，从此得解脱，或得安身立命。从此点上说，皆不须依他之信。故不类典型意义之耶教。然宗教，无论耶教，或儒释道三教，皆是最内在性的事，皆必通过最内在之主体以求人生之基本态度、信念与立场。故丹麦哲人契尔克伽德（Kierkegaard）说：宗教是内在性的事，必反归于主体，以无限之热情，追求永恒之道福。此只能是个人的事，而毫不能假借者。他又说：「主体性即是真理。」因为主体才有决断。此所谓真理，当然不是科学的真理。乃是人生之基本态度、信念与立场。这是一种决断。此种决断只有在最内在的主体上表现。此相当于中国儒者所谓自信自肯。此自信自肯处之真理性，并非科学所能提供，亦非民主政治所能提供，乃是最超越者，超越乎一切外部事物以上者。故无论科学如何发展，政治社会如何变化，而此基本态度、信念与立场，决不摇动，亦不能为其它任何外在事物所代替，故仅有科学、民主、工业、技术，乃为不足者。我们还须有一个态度，一个决断，一个自信自肯。从此而言，无论耶教，或儒释道三教，皆表现此义，而自其对于人生宇宙、学术文化之关系言，则儒教与耶教尤为恰当而顺适。故儒教，在中国虽未成为宗教，然却实为「宗教的」，（此义陈书亦提到。）因它实代表一种人生之基本肯定。此种肯定（决断），在科学与民主里，是找不到的。故吾人视之与宗教为同一层次上的事是可以的。宗教，如中文所示，有宗有教。宗是其归宿，教是其轨道，（方法理论皆含于轨道中。）依宗起教，以教定宗。故中国以前只言教，而不合言宗教。言宗教则彰显「依他之信」，只言教，则归于自信自肯，而惟是依教以如何成圣、成仙、成佛。从内在主体性方面说，耶教因歧出而为依他之信，故不如儒释道，若从基本态度、决断、肯定对于人生宇宙学术文化之关系言，则释道又不如儒教与耶教。依此而言，儒教为大中至正之大成圆教。其它皆不免歧出与偏曲。际此衰世乱世，人生基本态度与肯定已成问题，而儒教，因其历史之久，化力之大，尤受攻击。彼虽未成宗教，而实为宗教的。陈荣捷先生视同宗教而论之，在此时代，实具有深远之意义。因此时代，因共产主义之出现，因科学、工业、技术化之发达，最足以动摇并缺乏人生之基本态度与肯定也。此为虚无之时代。吾兹文所说，不能涉及陈书之全体。因有关事实，如回教、道教等，吾所知者甚少。兹就其第一章论儒教者而言之。

    二

    关于儒教，近四五十年来之情形，陈书自康有为之国教运动说起。康氏于清朝末年曾请求皇帝定孔教为国教。民国肇造，陈汉章（ChenHuanChang当为陈汉章）复于上海、北京、曲阜各地，成立孔教会，以康氏为会长。一年以内，在中国、日本、香港、澳门等处，发展为一百三十个分会。在一九一三年，他们请求国会定孔教为国教。严复及夏曾佑俱曾于请求书上签名。其它学人，包括张东荪在内，亦支持此请求。他们说：「孔教为数千年中国文化之结晶，实际上已至国教之地位。」外人如ReginaldF.Johnston亦说：「他完全同情定孔教为国教之运动。」袁世凯当然亦表赞同。但不管许多学人及官方之支持，而此运动却很快地完全失败了。

    康有为的思想怪诞不经，大而无当。陈汉章于学术思想上亦无足称。他们不知孔教之所以为教之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只凭历史传统之悠久与化力远被之广大，以期定孔教为国教。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共所信念之纲维以为立国之本。此意识，他们是有的。此亦可说是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其支持此意识之根据却是外在的。孔教之生命与智慧，自明亡后，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实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康与陈之道德宗教之体验与认识实不足，思想义理亦不够。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的。同时，时代精神是在政治社会俱在转变革命中，即是在趋新中，向西方文化看齐中。这些趋新的意识，虽然也不透彻，然却是新鲜的，活泼的，富于刺激性，易于煽动人心的。那种只是外在的保守，只凭外在的根据以定孔教为国教，（因此国教亦是一个外在的观念，）这是抵不住趋新之时代精神的，其失败是当然的。真正的保守是不容易的。这是一种积极而健康而且又是建构而综合的意识，这是开太平、端趋向、定轨道的意识。若无刚健之生命，通透之智慧，深远之义理，是不足语于保守的。真正的保守就是切实而落于实践的创新。这两者是不对立的。若保守只是外在的习气，则趋新即是刺激反应之放纵。这才是对立的。保守不成其为保守，而趋新之胜利也无益于国家。此即是中国三四十年来之悲剧。以吾人今日观之，康陈固无真正之道德宗教意识，不知孔教之所以为教之生命与智慧，即反对国教运动者，如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对于道德宗教亦无体验，对于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生命与智慧亦无了解。一方只是外在的，制度的，政治上的保守；一方亦只是外在的，理智的，开明的，只读了一些书的一般知识分子之趋新。这本是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伟大的圣贤人格的事，而此辈何足以道？

    国教运动之失败，陈书说其有三点涵义：一是使孔教为制度性的国教之努力从此停止。二是传统的祭天与祭孔之礼之结束。（祭孔虽未结束，然既无以前之意义，亦更无宗教之意义，此点陈书已指出。）三是孔教根本不是宗教。（不可作宗教观。）

    如果中国人只反对孔教为国教，以及反对其为宗教，则孔教之塌落亦不过一时之激动，尚不是决定的。无奈中国人复进行其毁坏，并其为一文化力量而反对之。他们说：「在近代生活中，孔教不再是一积极而建设之力量。」（陈书页十六-十七）

    代表此趋势的，便是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与胡适为代表。每况愈下，陈、胡更无道德宗教之意识，更不解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生命与智慧。所以一个走向共产党，一个只是浅薄的理智主义者。

    但是陈书指出：

    中国人实在并没有舍弃孔子。他们只废弃某些孔教的宗教礼节，取消许多的孔教的社会、政治、教育方面的制度，但并没有取消孔教的基本教义。譬如，虽然婚姻中父母之命已成问题，但孝父母是无问题的。官方的祭天虽然结束，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天。复次，已倒塌的是制度的孔教，但是因为孔教从未高度制度化，所以丧失其制度并不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它无硬固的组织，所以它能从此一学派转到另一学派，而无任何致命的影响。因此事实，孔教已从西汉儒学转到东汉儒学，此后，又转到十二世纪理性主义的新儒学（案即宋之理学），十五世纪唯心主义的新儒学（案即明之王学），再后，又转到近三百年来的批判学派，（案此指满清以来的三百年言。名曰批判学派不恰，意亦不明。）孔教经过这一切转化而常存。焉知今日所发生者不是另一种转化。说来亦怪，当孔教被否定时，却又有一些新趋势，此将使它更为干净，更为真实，或亦更为强壮。此即：孔教之新估价，孔子底真正宗教地位之发见，孔教的唯心论学派之发展，以及孔教底唯理论学派之生长。（陈书页二十）

    三

    关于「孔教之新估价」，陈氏提出了梁漱溟，但说的很少。梁先生实在不易。在新文化运动中反孔顶盛的时候，盛论（虽然是浮浅的）中西文化的时候，他独能以赞叹孔子的姿态出现，他维护孔子的人生哲学。他根据他对于王学门下泰州学派的体悟以及他所受佛学的熏习，独能深入孔教最内在的生命与智慧。在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至传统」的窒息与僵化下（因而令人生厌），他独能生命化了孔子，使吾人可以与孔子的真实生命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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