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尊理性

这便是这三四十年来自由民主的表现形态。你说这不是自由吗？自由极了。你说这是自由吗？而却是堕落放纵，亦随时无保障。这毕竟不是自由，亦无所谓民主。盖民主脱离其政治上建国上体制的意义，下散而为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之堕落与放纵，这只表示混乱，并不表示轨道。一旦集权专制的途径走到决定性的状态，则堕落放纵的假自由亦不可得矣。这便是今日大陆。

    常闻来自美国方面的解析，民主是一种生活。这话不错。在英美那种国家，国家已经建立起，政治体制已有定轨，这种说法自然是很好的，但若看我们的国家，认清我们的主要课题，则这种说法便显得不够。因为它太广泛。这个广泛的意义，上面不能不有一个体制上的括号。这个说法的意义是国家已经建立起，政治已有定轨下的一种说法。国家若未建立起，政治体制若未民主化，则徒宣扬这种说法，必然得不到积极的结果。这表示：若民主是一种生活，生活得像一个轨道的样子，则必须先从种种歧出中归复到它的政治上、建国上体制的意义。人们的意识中先要认清这主要的课题。

    三

    民主政体的充分实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课题，这是建国的主要关键。在此步工作上，人的理性表现是架构表现。

    民主之为政治上建国上体制之意义，这是近代之所以为近代之最本质的而且是最佳之内容。科学工业好像是变量，纵使再进步一点或即未进至现在的样子，亦不妨碍民主之所以为民主，近代之所以为近代。因为这是知识与技术之程度问题，而不失生活方式以及政体方式问题。它固可有助于民主，亦可有助于极权。惟反之，在民主政体下，科学技术易见其较为纯正而易滋长，而且易见其学术上之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而在极权奴化下，则便作不到。

    科学与技术是人的理性之用于物，处理对象，这是对付「是什么」方面的事。而民主则是人的理性之用于其自己，处理其自己，首先，不是处理其自己之为「自然的存在」，如医学之所为，而是处理其自己之为一「实践的存在」，不，为一政治实践之存在。所以民主是属于「人之自觉地决定其方向」这一个原则下的，属于价值理性之表现的。

    但它不同于道德。道德是价值理性直接披露于个人，所谓「德润身」。民主政体是相应「处理公共事务」而自觉地设立的一个架子。何以要设立这个架子？因为这样才公道、才合理、才能保住人们的各种自由。这个架子显然不是自然的现成物，它是需要人们的自觉奋斗才能出现的。所以它是人的「自觉设立」是无疑的。人间不能不有「公共事务」这个领域。处理这公共事务的人自身有德有才有能是一回事，安排一个架子，让他在这里守着架子所定的轨道以表现其德才能，又是一回事。道德是价值理性直接披露于个人，民主政体之出现是价值理性之间接的表现，亦即架构的表现，表现而为一架子。这架子不是任何个人身上的属性，然人们却要自觉地设立它、维护它，为它而奋斗。

    必须记住：民主政体是价值理性之架构的表现。人为此奋斗，亦必须具有「理性之架构的表现」这种德行才行。这是说：为民主政体奋斗的人，他不必定要取得行政权，即取得之，他自己亦必须自觉地遵守这个政体所定的轨道。如此，方可说这个人具有「理性之架构表现」之德性。具有这种德性之人，名曰政治家或政治思想家。在中国，民主政体尚未充分实现，尚在创造之时，更需要有「理性之架构表现」这种意识与德性。在奋斗过程中嚷民主，既得权位，却不遵守民主政体所定的轨道，此种人即不具备此种意识与德性。因此亦不得名曰政治家。依中国的惯例说，此种人名曰权奸。譬如民初的袁世凯。

    革命家是价值理性之冲破的表现，不是架构的表现。如果因冲破的行动而取得政权，遂终身据有之，且传之于子孙，则其理性即转为非理性。依此，君主专制政体（所谓家天下）是非理性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理性之架构表现。因为最高领导原则是「力」，不是理。这个首出庶物之最高的源头处是「非理性的」。这里触不得，亦不许人过问，人的价值意识不能向这里贯注。人的意识只能顺这个力向下向外看，不能返而向这个「力」本身看。只能顺这个力向下向外看，便是吾常说的「只有治道，而无政道，只有吏治，而无政治」。所以中国以前理性之架构表现是只在治道上，而不在政道上。在治道上之架构表现，便是中国以前关于「宰相之德与体」的观念所表示的，宰相之德与体上之架构表现是被动的，没有独立性，因为这个架构表现并没有扬眉吐气完全透出来，即并不是最高的。而最高的权源，则是非理性的。以前儒家对于这个「非理性的」，也想叫它理性化。但始终没有从架构表现上立出一个政道以客观化之，而只是想从德性上叫皇帝尽君道。因此，君主专制政体亦得名曰圣君贤相政体。到此可以看出，理性只剩下「运用的表现」，而不显「架构的表现」，连宰相上那点架构的表现亦被运用的表现所涵盖所吞没。此种运用的表现运用得好（或从好处说），真能符合于圣贤二字之义，而在此德化的陶养下，人民的生活情调亦真能如情如理，即本文首段所说之「很合情理」。这里有许多好处可说，亦有许多坏处可说。读者只要看看唐君毅先生《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末后几章即可明白。本文对此不想多说。但自政治上言之，这种理性化究竟太弱。所以从「运用的表现」透现「架构的表现」，是价值理性实现上之必须有的一步，也是政治形态上之必然无疑的一种进步。所谓透现架构表现立出一个政道，就是要返而向哪个「非理性的」力本身看，不能只顺那个力向下向外看。意识要贯注到这不可触之最高源头处，作一个架构的表现，不能只是道德的表现。理解了意识向「力」本身贯注，即可理解民主政体何以是理性之架构表现，亦可以理解以前儒家虽未作到这步架构的表现，然他决不与这个表现相冲突相妨碍。因为儒者亦正是向这个「力」处用心。不过其形态较弱而已。此如最近徐复观先生在《民主评论》六卷十二期上所讲的修己治人之道之不同。这是以前儒家的一个普遍意识。不过没有以政治法律的形态来制度化而已。而民主政体之为「理性之架构表现」正是这种意识、倾向、规模之制度化。孔孟程朱陆王复生，为何不欢喜赞叹？

    当然这种架构表现使民主政体出现，是不容易的。你只看需要流血斗争而得之，便可知其不易。得之行之难，知之亦难，因为无论是得之、行之或知之，俱需要有一种「理性之架构表现」的意识来支持。而广泛言之，中国人即不甚善长此种「理性之架构表现」。架构表现有各方面的成就。本文当然是只就民主政体言。广泛言之，这种精神过强、过普遍，亦不是无弊无病。但「当其分」而用之，则为必须。在科学知识上，在民主政体上，都是恰当其分的地方。就恰当其分的地方而言，中国人即常不擅长。是以不但由流血斗争而知其难，即就不擅长此种架构表现言，亦足见得之行之知之之不易。顺以前宰相之德与体的那点架构精神，即通常所谓识大体的精神，就比较容易向这里转进，亦容易使我们向这里了解。但是相应民主政体的架构精神是近代化的，而由此架构精神所确定的「识大体」亦是近代化的。这里有一种精神内容，不是「时式」。所以需要很大的「作意」与困勉以赴之。要常常提撕警觉而不坠落，要它在生命中生根。如是，方能说创造这体制，维护这体制。

    假定我们不具备这种近代化的架构精神以及此中识大体的精神，而只是被动地在感受上嚷自由民主，则于民主政体的成立以及其充分实现，常无积极的帮助。当然从自由民主上说，「感受」是很重要的。因为有压迫，有极权，才有感受；有感受，才又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所以这种感受决不容忽视。但只是这种感受的要求，而无「理性之架构表现」的意识来支持，则常徒然无用。任何一件事之完成，都须从被动的感受引起，转到主动的精神才行。没有架构表现的意识，而只从感受上嚷，此亦为价值理性在自由民主方面之直接表现。

    假若脱离民主政体之创造与维护而只退处于社会生活上嚷自由民主，此种个人主义名流式的自由主义亦为价值理性之直接表现，而于民主政体之创造与维护，亦常无积极的帮助。因为极权专制不必只是共党型，有种种型可以让你有似是而非的自由。自古权奸名流相玩以处，而败坏风俗人心者，彰彰在目。此熊先生之所以常痛恨于奸雄与名士也（谓：政治坏于奸雄，学术坏于名士。）

    面对共党之极权奴化，大陆变色，人人皆有自由民主之迫切要求。但是为自由民主而奋斗的人，当该常常要反省到自己是否具备这种架构表现的精神。我知道民主自由之获得是需要流血斗争的，尤其对于共产党，非用力量不可。但是自己若不具备这种架构表现的精神，则自己的生命即不算有途径，亦必消弱反共的力量，即胜利矣，亦必仍然一团糟。中国终将走上一条坦途，不能永远在激荡歧出中颠倒。当政者须谋国以忠，即不在其位之政治家思想家，发为言论，其用心与识量亦须谋国以忠。我个人微不足道。但五六年来吾人为使中国走上一条坦途，际此遭逢大难彻底反省之时，乃深入于中西文化命脉之疏导，以见西方何以出现科学与民主，中国何以不出现而有今日之劫运，决然不走五四运动时之途径，但相应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而期为新时代来临备一洽浃周匝之文化背景。其辞远，其言迂。然谓不当如此用心，则亦浅视时代之严重。怨天尤人，不如下学上达；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此之谓尊理性。

    四十三年《祖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