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尊理性

    一

    《祖国》周刊以「理性、人文、自由、民主、科学」五基本概念为宗旨。并承编者不弃，嘱就「理性」一项，为文以明之。「理性」一词，表面看来极易了解，因为人天天在说理讲理，但是落实了，又极难说。理性，若简单指目出来，不外道德理性与逻辑理性两大纲领。我在本文不必就此两大纲领去讨论理性的本性。又西方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理性与反理性的对立，如唯物论、机械论，以及讲寡头的生命冲动者，都是反理性的，或是想冲破理性的藩篱的。我在这里也不想去叙述。本文是想就处在大时代里受苦的中国「如何站立起」一问题以明理性之义用。这话从那里说起呢？

    当抗战末期，张君劢先生在美国会见了怀悌海（Ａ.N.Whitehead)，他回国后对我说：那时怀氏已经很老了，躺在床上，不甚能行动，牙齿全脱落，说话亦极艰难。只简单地说：中国很好，是很合情理的（veryreasonable)。我听见张先生转述此语后，心里非常喜悦。我能想象怀氏说此话的背景，以及他何以如此了解中国的心境。怀氏并未到中国来，他的著述中亦很少论及中国。他纯粹是西方学问传统中的哲人。但是他在他的《历程与真实》一伟着中，曾说：「本书有两个主断：历程是最后的（processisultimate），事实是最后的（factisultimate）。」他又说两个主断所表示的理境不是西方的，乃是东方的。他所谓东方，很显然是指中国说。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思考问题的态度，有一个很显明的色彩，就是：其观点或态度是「功能的」（functional，或译作「作用的」），而不是「概念的」（conceptual），尤其不具备亚里士多德所传下来的那一套逻辑架子，或「本体属性」那一套概念架子。怀氏说中国人或中国文化「很合情理」，其背景就是他深契这个「功能的观点」。当然他毕竟还是西方学问传统中的哲人，他对于中国学问文化的了解，想来也不见得很多。他深契「功能的观点」，也不过是大体这样一说而已，可是这大体一说，却甚有所中。

    中国文化传统中，不喜欢讲那抽象的死硬的理性，而是讲那具体的情理或事理。那就是说，他们讲的理是性情中的理，是事变中的理；在生活上，天理人情都要顾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合情理」是生活上的一种具体表现：是生活，亦是艺术，是道德，亦是智慧。性命、理气、才情，一起都在内。没有经过概念的分解，横撑竖架，把它撑开。（宋明理学已经有分解，但是在践履工夫中察识到，亦不像西方逻辑思辨那种概念的分解。）禅宗所谓「作用见性」正好是这样态度的表示。这种态度说好了，是「圆而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很合情理」；说坏了，是拖泥带水，泄沓散漫，软疲无力。其表现在社会日常生活的习性上常是感觉的、直觉的、不脱直接反应的型态。理性，若不经过一番撑开，而只是在合情理的具体表现中，这结果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具体的表现虽是圆融周匝，然从直接反应（随机应变）的型态上说，总是一点一点的，一条一条的，总之，不是一个间接的（重新陶铸的）「架构型态」。理性的架构表现若转不出，那是很难适应这个时代的，也是很难自立的。因为具体的表现不是形成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那是生活的艺术，受用的精神。而架构的表现才是形成问题解决问题的精神。中国处于这个大时代里，恰恰遭遇到「如何站立起」一问题。「如何站立起」的问题，也可以说就是「近代化」的问题，而近代化可以从各方面说，可是若提纲挈领地说，则当不上不下，不高不低，不远不近，当从当中的政治方面说，此也就是普通所谓「建国」的问题，而建国的精神，显然需要一种架构的精神，即理性之架构表现的精神。本文愿就这点以明「理性」之义用。

    二

    中国自辛亥革命后，我们建造了民主共和国。但民主政治的政体始终是个空架子，一直没有真实的实现，没有客观的实效性。民主政治的政体中有许多概念，如选举、被选举、依法进退、权利、义务、公民、自由等等，这一切对于我们都是很生疏的。说起来大家都知道，但一落实，总不对劲。没有在生命里生根，所以在情感上总觉着有隔，遵守这些，总觉着受委屈：不自然，不方便，不舒坦。清末遗留下来的秀才翰林当然不习惯这些。严复翻译了好多书给当时的知识分子看，但是不必说接受、实施，就是理解亦不容易。就是严复本人也不过是翻译了而已，他没有以全幅的生命来担负起这个理想：他不是一个积极的思想家，疏通致远，弘扬新理论；他也不是一个有毅力有气度的政治家，百折不挠，以实现新政体为其宗教。这当然有个人的根器问题，亦因时代的限制使然。但无论如何，这一新政体的开国，只是移置了一个空架子，它缺乏一种文化背景与之相配合。军人、官僚、政客，闹得一塌糊涂，简直没有内容来填充这个架子。

    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接触到了文化背景的问题，但只是横剖面地提出科学与民主两个口号，还不能说是相应「新政体的实现」的文化运动。科学与民主是正面的两个口号，还有反面的两个口号，便是反帝反封建。而最易打动人之心坎，首先进入人之意识中的，却是反帝反封建。反帝是因为中国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识是要求富强的意识，反封建是觉得中国老文化不能适应这个时代，此中直接所函的意识是打倒老的，趋鹜新的。这两个意识在社会上极为普遍流行，无孔不入。种种反应都以此两意识为底子，然如何富强，如何新，却很少有能相应新政体的充分实现而用其诚。「建国」一观念，因种种因缘（我这里不必提），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我简直可说，直到今日，人们对建国一观念尚无积极而清晰的意识。是不啻对如何富强如何新一问题，人们的反应全歧出（绕出去）而不中肯。不能审慎思量如何富强，则只是富强一意识本身不是一途径，而很可以颠倒惑乱，与动反动而流于邪。谁不想中国富强，谁不愿中国好？但只是此意识，则无用。颠倒的结果而有今日之共党。此即所谓与动反动而流于邪。同样，如不能审慎思量如何新，则只是新这一意识本身亦不是一途径，结果只有在「时式」中追逐，为时间之俘虏，疲于奔命，而永追不上。

    知识分子毕竟不同，名词观念多一点。如是，对应如何富强如何新一问题，便转到科学与民主那两个正面的口号。但是近三四十年来，科学与民主始终未出现，而那两个口号亦未发生积极的影响。几十年来，讲科学与民主的人，一直不了解科学与民主的基本精神，亦不了解其在西方首先出现之文化背景与历史背景，而只是横剖面的截取来以为诟诋中国文化之工具。关于这方面，我们近四五年来说的话已不少。本文不想多说。本文想把这三四十年来科学与民主的表现形态略说一说。科学与民主看起来很易了解，但实在亦不容易了解，尤其作起来促其实现，更不容易。科学是学问的事，研究的事，这需要慢慢发展。只要国家建立起，政治上轨道，社会有秩序，则逐步上路是不难的。说中国文化妨碍科学，这是怨天尤人的举动，说中国人没有研究科学的智力，这更不成话。惟中国人实用的习性以及超然的理智兴趣之缺乏，这对于科学的研究确实是一种阻力。但只要把学问的精神及中西文化的动脉疏通明白了，这种习性是可以改变的，超然的理智兴趣是可以诱发的。就眼前中国问题讲，民主一项更为重要。这是富强生新的总关键之所在。但是不幸，这三四十年来，这方面的表现太差了。

    我已说民主政治这个政体的真实意义很难进入到人们的意识中。五四运动后的民主更无人过问，还不如民初尚有「告朔之饩羊」的意味。好像这里已不是问题之所在，因为我们已经是中华民国了，所以人们想问题便不直接就民主政体之实现而用其诚。当政的则在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前提下走军政训政的途径，而共产党则一直欲以马克思主义来革命。这两条流吸住了人心，而共产党在野，尤足以吸住大部人心，而且更足以反映社会上大部知识分子意识之倾向。在这里即可显出「民主政体的充分实现」这一回事完全丢在脑后，无人过问。凸出于人们意识中的是社会主义，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英雄主义。而后者尚不是中国人所容易学得来的，其中的观念，中国人亦比较模糊。故在这方面，中国人的意识尚不甚清楚，故亦不普遍流行。最后倒是落在中国式的「打天下」一观念下。其在人们意识中最清楚而最亲切的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唯物论亦比较为一般人所易接受。不管一般人甚至知识分子并不真愿实行共产，但资本主义的罪恶，经济的不平等，最易引起一般人的忿恨心，亦最易引起知识分子的仗义心，而知识分子虽不必真愿实行共产，然产之共不共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并不甚有痛痒之感。财产权之神圣不可侵犯，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并不存在。即以此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十分亲切而凸出。这便是共产党盗取天下斲丧中华民族命脉国脉的社会意识上的资本。人们的意识既为这方面所吸住，所以浮在社会上的主流便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革命，中国人好像最发生兴趣。这后面的意识最复杂，亦最简单。我这里不必去说它。在革命反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在未达到决定性的状态前，政治当然不上轨道，国家当然不算建立起，而在这种过渡状态中，民主政治的充分实现这一课题，退处于冷门，主要的题目屈居于旁枝，而自由民主脱离其原初的政治上的意义，下散而为社会生活、日常生活的泛滥无归，荡检踰闲，极端的堕落，极端的放纵，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先生不能教训其学生。政治上的主流向集权专制一路走，而在过渡中，自由民主即退处下散而为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之堕落与放纵。这便是...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