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

    --寿张君劢先生七十大庆

    中国自辛亥革命以后，这数十年来的政治意识，大体说来，可分为三流：一、传统的革命意识，二、社会主义的意识，三、民主政体的建国意识。

    辛亥革命，改专制为共和，此为国体之一变。然民主共和国之国体之充分实现，不能不靠民主政治之政体之充分实现。否则，虽名曰民国，实仍同专制。且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专制。以前的君主专制是名正言顺之专制。「名不正则言不顺」之专制，实等于混乱，是则表示国家仍未建立起，政治仍未上轨道。故国家之建立，政治之上轨道，相应民主共和之国体而言，惟赖民主政治之充分实现。然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谈何容易。民主政体之出现，在西方，有其历史文化之长期蕴酿，其本身亦有其一定之观念、意识，与夫一定之轨道。而这一套正是所谓「近代的」。中国辛亥革命，根据这一套而改变国体与政体，其对国人为完全是新的，是毫无疑问的。正因为完全是新的，其难了解与难实行，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一套要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识里生根而成为习惯，好像是从自家的生命里发出来，是很难的，一般的人民更不用说。因为不能亲切了解与实行，所以那改变了的国体与政体只是一个空架子，而人们的真实意识则不能与之相应。这一新时代的开国，在历史文化的背景上说，在意识上说，是非常脆弱与空虚的。

    孙中山先生应选首届大总统，而旋让位于袁世凯，其风度是很可贵的，我相信他那时是很有近代化的政治意识在心中。当时一般人也很向往近代化的新鲜朝气。然不久袁世凯欲改变国体，恢复帝制，则一时之朝气又趋闇淡。疾风知劲草，而当时真能保持民主政体建国之政治意识者，则为梁任公先生。他于袁氏帝制嚣张之时，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一文。文中名言政治家只问政体，不问国体。其意是国体不可常动，虽有皇帝，亦可立宪而成民主，譬如英日，故在清末，不主革命，而主君主立宪。现在既已革命矣，该国体为民国矣，何又纷纷再事开倒车？故仍主民主，从事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他这里虽分国体与政体，实以作为内容之民主政体之主要。而袁氏之帝制自为实即恢复以前之君主专制，否认民主政治，不徒改变国体而已。梁氏之政治意识非常清楚，故出死力以倒袁。袁世凯之垮，可说完全是梁任公与蔡松坡师弟二人之力。惜乎此后，政治仍未上轨道，民主政体仍未依法施行。纷纷攘攘，乃有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出现。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之出现是近时中国发展之一重要的关节。它的主要意向是反帝反封建，提倡科学与民主。这都是不错的。然而由此亦开出了意识的歧出。在这歧出中，最重要的民主政体之充分实现之政治意识反倒日趋闇淡，直不在人心中占地位；占地位的，倒是跟反封建而来的反中国文化，这已先动摇了自己的命根，已不是相应民主政体建国之健康的意识。还不止此，又开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意识。这一个歧出是一个轩然大波，是一个大逆转。由民主政体建国之主干的政治意识，一转而为社会革命之意识，远离问题之中心，全绕出去而注目于社会，注目于经济之平等。起初为一政治的意识，自由民主的意识，今则转而为经济的意识，社会主义的平等的意识。这一经济平等的意识，倒更能打动国人的心坎，倒更能亲切国人的生命，故其进入意识中比民主政体之进入意识中更为容易。这因为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最切于一身之利害的；又因为中国读书人传统的理想是在为生民请命，同情于农民。这两点都是人们所易有的直接意识，亦都为共产党所利用。经济是人之物质生活一面，故共产党主张唯物论亦易为一般浅近的知识分子所接受，而传统的为生民请命的理想性，亦易于为共党的为劳苦大众请命之似是而非的理想性所吸引所误引。然传统的为生民请命的理想性，其背后的精神决不是唯物论。出之于马克思口中的社会主义而益之以唯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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